1950～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经济引进曾经有过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可以用156—43—78三个数字作为代表。“156”，是指19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重点工程，简称“156项”；“43”，是指19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预定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简称“43方案”；“78”，是指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协议额度78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一度被称为“洋跃进”。这三次引进高潮，国际国内背景不同，引进对象、手段和指导思想也不同，实际上涵盖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引进和开放的演变历史。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说明中国走上对外开放道路的前提和探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三次对外引进高潮的基本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到了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的重要性。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谈话，认为未来中国工业化必须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1]。但是，中国内战爆发以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使中共迅速把寻求对象转向苏联。1946年12月苏联外贸部代表与中共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进行了第一次贸易谈判，东北以粮食煤炭向苏联换取军用物资、民品和原材料。当时主要为了战时需要，修复一些铁路电站，还谈不上引进建设。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应尽量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发展进出口贸易，然后才是西方国家，由此确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2]。

　　“156项”[3]  其形成主要过程是：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苏方进行了最高会谈，把经济援助作为最重要问题，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分期分批帮助中国设计建设项目和提供成套设备、物资。经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赴苏联，至1952年底陆续商定了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与建设的第一批50个重点项目，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和国防工业。1953年以国防工业为重点又与苏联签订了第二批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共91个项目。1954年又与苏联签订了第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引进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项目共15项，并决定扩大原订141项成套设备项目的供应范围。至此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1955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颁布，通称“156项工程”。后来由于有的项目改名，有的项目重复计算，还有的项目未建，实际正式施工项目为150个[4]（见附表1）。1958、1959年中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几个供应成套设备的中苏协定，共计有100多个建设项目。整个19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304项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项，基本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89项，由中国自行续建的66项；6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35项。1950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108项，解除义务8项；单项设备88项，完成和基本完成81项，解除义务7项[5]。

　　从苏联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中，重工业占97%，主要是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项目。从投资构成看，能源工业占34.3%，冶金工业占22%，机械工业占15.7%，化学工业占7.9%，国防工业占12%左右。“一五”计划实际完成中，能源工业占28.6%，冶金工业占22%，机械工业占18.5%，化学工业占7.8%，国防工业占14%。围绕这个建设中心，还部署了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原预计总投资202.7亿元，扣除执行中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14.9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104.5%。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中国工业化基础。“一五”计划期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炼铁的79.1%、炼钢的72.9%、轧钢的81.1%、炼铝和汽车制造的100%[6]，发电装机的65.9%，都是“156项”提供的[7]。过去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中国都能生产了[8]。

　　苏联的援助，使得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引进具有空前的规模。1950年代，中国引进苏联技术设备投资共计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其中1950～1952年完成3.2%，1953～1957年完成57.1%，1958～1959年完成39.6%。同期引进东欧各国技术设备投资共计30.8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29.3亿元）[9]。以上共计102.3亿元[10]，按1950年代年均美元比价折合40.4亿美元，按1959年比价折合39.09亿美元。

　　“43方案”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萎缩状态，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西方的经济引进。他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11]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12]。但是，由于西方的继续封锁，只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到“文革”前期对外引进几乎完全停顿。

　　19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国内也开始纠正部分“文革”错误，为中国扩大对外引进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２套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圈阅批准[13]。8月6日，国家计委又正式提出进口1.7米轧机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批准的同时，要求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体化引进方案。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被通称为“43方案”，是继“156项”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见附表2），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武钢在1.7米轧机投产后的1984年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的1979年增长1.66倍，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推广移植，推动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在“43方案”的带动下，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等。

　　“43方案”促使中国外贸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970年的3.2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1980年代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78计划”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重提：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本世纪末使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这个大规模建设规划的主要手段就是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回国后，1978年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等汇报。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热烈支持。华国锋当即要求，由谷牧组织研究出几条引进措施，到国务院务虚会上讨论[14]。7月6日～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60多位部委负责人参加并做汇报，对外引进是重要议程之一。华国锋、李先念作了多次讲话和长时间插话。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介绍了引进的安排，提出了500亿元的规模。

　　1978年对外引进的情况是：3月1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3月20日，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59.2亿美元，当年用汇11.7亿美元[15]。这个计划实际上达到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12月5日，化工部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报告，年内同国外签定了9个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有大庆石油化工厂、山东石油化工厂、北京东方红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化肥厂、新疆化肥厂、宁夏化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这9个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除此之外，1978年签订的成套引进项目还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基地、贵州铝厂、上海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五纳厂、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彩色电视项目。以上共为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16]。整个1978年，引进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

　　2.三次对外引进高潮的异同与得失

　　国际国内背景的巨大变化，是三次引进的指导思想、对象、手段、规模有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

　　“156项”提出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不断壮大，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向其寻求支援。1949年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河北西柏坡会谈，刘少奇说：“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说：“为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些援助。我们需要总数为3亿美元的3年期（1949～1951年）贷款，每年本息为1亿美元。我们希望贷款中包括部分设备、石油、其它物品及维持人民币坚挺所需的银子。”[17] 朝鲜战争的爆发，也迫使中国更加坚定地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最终形成了依靠苏联援助，兼顾自力更生，以学习苏联为主的对外引进指导思想。苏联1920～1930年代国家工业化道路和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的榜样。1955年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明确指出：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156个单位是苏联由苏联帮助设计并供应成套设备，这对于保证完成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18]。

　　在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注意到要自力更生。毛泽东早在西柏坡会谈时就着重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19]。1950年1月，他又在苏联指示国内：“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20]只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才不得不因为战争需求而增大了对苏联贷款。即使这样，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来自国外贷款仅为36.35亿元，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7%[21]。

　　通过“156项”引进，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首先，成套苏联项目引进，为中国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和设施。实行与苏联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这种引进建设互相接轨，效率高，周期短。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其次，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引进了设计和工艺等新技术。如机械工业4000多项新产品中，有2/3以上是以苏联图纸仿制发展起来的[22]。最后，1949～1960年苏联先后派来专家达18000多人，其中1954～1958年的“156项”主要建设时期占60%以上[23]，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引进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过于强调把引进重点放在建设施工和投产上，一度有盲目学习苏联、忽视本国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倾向，淡化了本国持续开发的力量培育；有些引进设计项目如三门峡水利枢纽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而没有成功；引进专业分工过细，如模仿苏联建立许多大而全、产品单一的军工企业。从引进方式来说，这种依靠苏联支援的大规模引进，是非正常状态的，必然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动荡，并没有使我们得到正常的国际贸易经验和接轨格局。因此，在1960年苏联突然终止援助时，有些措手不及，许多引进建设项目下马。中国不得不重新探索自己的对外贸易道路。

　　“43方案”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美国、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仍然存在，中国国内继续强调战备。另一方面，中国国内虽然通过批判林彪集团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文革”路线仍然在继续，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打开一个缺口，恢复扩大对外经济交往。这种战略决策是离不开毛泽东的。1972年，毛泽东在南方听到一位服务员抱怨买不到凭本定量供应的化纤布，表示为什么不多搞一些生产。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看似细小的表态，要求国家计委准备对外引进化纤生产设备。2月，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24]他借这次谈话批判了闭关自守的错误，准备开拓对外经济工作。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这一决策，形成了利用引进解决国内经济建设和生活需要、进一步打破西方经济壁垒的指导思想。

　　通过这次引进，大致上形成了新的对外贸易格局，正如陈云所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25]在“43方案”中提出了引进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的原则，指出：“沿海工业基础较好，可以使进口设备尽快投产，尽快仿制”，“沿海工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对促进内地建设是有利的”[26]。借此对1960年代末期形成的片面强调三线建设和备战的战略布局进行了调整。更为宝贵的，是周恩来产生了利用外资的认识。1973年6月他会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们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27]。10月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又重提：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28]。由于“文革”的环境，周恩来的这一宝贵认识只能埋于心中。

　　“43方案”是在和极左势力斗争中推行的。1974年2月，江青指责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引进这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来信上批示，污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中断。1976年3～6月，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四人帮”乘机大肆攻击“43方案”。张春桥说：“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华国锋反驳说，“进口大项目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跳起来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江青索性破口大骂：“真是洋奴、买办、汉奸！”姚文元立即附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果实，部分送给了外国资本家。”[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