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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上千万人在战争中丧生。而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在战后如何被处置？这一命题带给盟国很多棘手的问题。其中如何处置日军战俘就是一个令各国十分头疼的问题。

日本在二战中没有像欧洲苏德战场那样，经历长期大规模的绞肉机式的消耗战，因此在战败时仍保有庞大的陆军规模。另外日本长期的等级制度以及浓厚的封建残余，使得日军战俘中的顽固分子极多，且难以开导，这个战俘的改造带来了许多困难。由此战后如何处置大量的日军战俘成了盟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那么最终各大盟国是如何对待日军战俘的？

众所周知，日本对待战俘的态度是极其恶劣的。在日军战俘营中，基本上不要期望得到什么人道主义的对待，这使得在二战中日军战俘营中的景象。简直如同地狱一般。根据幸存战俘的口述，日军战俘营提供的食物及其劣质食物中没有任何油水和调料，只有一天两顿稀粥。煮粥的小米还是严重腐败的陈年粮食。日军战俘营的卫生状况也很糟糕，营中老鼠、蚊蝇、跳蚤横行，到处充斥着恶臭与腐烂的味道。这种卫生状况下，疫病自然在战俘身上蔓延开来，令战俘痛不欲生。

对此日军从来不予以救治，许多战俘死于瘟疫。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战俘营中的战俘还需要承担繁重的苦役，并且时常遭到毒打和折磨。日本军官甚至经常随意虐杀战俘。在日军战俘营中，战俘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那些在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下的日本军人，对中国战俘更是残暴，不但对其施加残酷虐待和折磨，甚至还将战俘做细菌试验，简直惨无人道。那么在日本全面投降后，我国又是如何对待日军战俘的呢？

在中国的日军战俘无疑是幸运的，得到了最好的优待。国民政府建立的日军战俘营既没有恶劣的卫生环境，也没有令人作呕的变质食物，更没有毒打与辱骂，相反战俘营内干净而温暖，全然没有日军战俘营那样的反人类特质。除了良好的环境，特意招募了一批熟悉日本文化、精通日语的工作人员，负责教化日军战俘。这些战俘营的名字也别具匠心，比如常德一处战俘营名叫“和平村”，重庆一处日军战俘收容所被取名为“博爱村”。桂林一处战俘营的名字被命名为“大同学缘“，取自孔子天下大同的理想。此外战俘营中的日军战俘也从不称战俘，而被称为村民。

种种细节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仁爱情怀与记事情节，同时也照顾了这些日军战俘的自尊心，让他们暂时忘记战俘的生活。这样也更易于接受战俘营中教员的教化。与国民政府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日军战俘的教化更加深入，效果更加卓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就开展了对日军战俘的反战教化。通过设立日本工农学校，对日军战俘进行政治教育与劳动改造，使得很多日军战俘从内心产生了反战情绪，甚至一些日军战俘还主动加入了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一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设立的战俘营中仍然贯彻了之前对日军战俘的政策，以政治教育感化为主。在战俘营中，对日军战俘的待遇充分贯彻了人道主义原则，饮食、医疗、文化、生活上提供了很多必要的生活生产资料。在共产党战俘营经历过改造后的日军战俘大多悔过自新，并且深刻反省日本的战争罪行。在回归祖国后，积极参与反战运动及左翼运动。总之，中国对待日军战俘的总体态度是宽容而大度的，对战俘的教化也是很成功的。不少日本兵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战争罪孽，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改善打下了良好基础。可以说对比美国和苏联，中国真的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美国在二战中也参与了对日作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与日军进行了持续近四年的大战，最终消灭了大量日本军队，击沉了日军大部分的大型作战舰队，使曾经盛极一时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几乎无船可用。不过美军很少大规模俘虏日本军队，而这一情况是有很多因素导致的。

一方面，日本士兵在军国主义洗脑下以投降为耻，即便在绝境时也很少选择投降，而是大多选择自杀式冲锋或自尽。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军队的作战大部分在海上，日军舰队被击沉后，一般落水的官兵会被己方舰队救援回去。而在太平洋战场的岛屿登陆作战中，日军在岛屿上的守军一般也都选择顽抗到底，从军官到士兵，极少有投降的。所以被美军俘虏的日本兵并不是很多，而且其中大多都是因受伤无法动弹，甚至昏迷不醒而被俘虏的。那么美国是如何对待这些日军战俘的呢？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凄惨。

美军经常虐待日本俘虏，毒打私刑十分常见，甚至很多日军战俘在进入战俘营之前都会被发光衣服。一方面这是一种羞辱，另一方面在岛屿作战中，日军大多居住于岛内的地下工事里，其中极易传播瘟疫，所以扒光他们进行消毒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过，美军对待日军战俘是有区别对待的，那些被俘的日本高级军官不但下场不惨，而且还获得了美国人极大的宽容和善意，这是为何呢？

二战结束后，美国迫切要在东亚建立对苏联的军事包围网，而日本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如果打破日本旧有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势必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趁虚而入，颠覆美国在日本的统治。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所以美国选择保留甚至包庇以天皇为主的日本统治阶层。这就使得很多日本二战时期的高层政客以及高级军官都免于追责，有的还仍然保有原来的社会地位。

据统计，在东京审判中，受美国包庇而逃过制裁或从轻审判的甲级战犯多达八十余人，很多甲级战犯没有经过审判便被放归，而被判刑的很多战犯都逃过了极刑，关进监狱的很多战犯也在之后提前释放。而在确认日本战犯的时候，很多罪恶滔天的旧军官未被列入其中。比如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他本人甚至还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自己没有被列入战犯是一种耻辱。甚至在这之后，很多日本旧军官成为美军的座上宾。

苏联是二战中对日宣战最晚的国家，直至1945年8月8日才宣布对日开战，至8月15日，日本就宣告投降。出于对战后战略格局的考虑，斯大林命令远东苏军尽可能多地占领中国东北的地盘，并切断日军撤退回国的道路。苏联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战果累累，完全消灭了盘踞在东北数十年的日本关东军，日军被俘人员超过六十万。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劳动力，因此在战争结束后，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去恢复元气。而在中国东北俘虏的这六十万日本人就成了苏联眼中免费的劳动力。

苏联为这些日军战俘设置了四十九个战俘营，表面上为其配备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工作人员以及一定的生活物资，但这只能保证这些日本俘虏能好好干活。其中较为身强体壮的一些战俘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进行劳作。西伯利亚地区极为寒冷，缺乏御寒物品的日军战俘显然无法适应这一气候，居住环境也十分简陋，大多是一些棚屋、帐篷，很难抵御西伯利亚的严寒，为此很多日军俘虏被活活冻死在了西伯利亚。

饮食情况则更为糟糕，战俘营提供的食物严重不足，没有蔬菜、肉类，只有土豆和大豆，一些战俘营甚至只提供很少的小米粥和黑面包。再加上战俘营的食物分配采取的是按劳动量阶梯式供给，也就是说要获得更多的食物需要相应的付出更多的劳动，因此在饥饿中不停地做苦力是家常便饭。由此，日军战俘也被饿死，累死了一批又一批。

在缺衣少食的战俘营里，很多日军战俘患上了疾病以及严重的冻疮，而苏联为这些战俘配备了医疗机构也基本上形同虚设。药品严重不足，进入医院的病人得不到有效救治，这些患病的战俘去医院就是去等死。据统计，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有六万日本人在苏联的战俘集中营中悲惨地死去。而苏联对这些战俘尸体的处理也极尽敷衍，有的被草草掩埋，有的则被集中掩埋在一处，然后在上面插上一个写着他们名字的十字架。有的木质十字架还会被附近的村民偷走，当成柴火烧掉，这导致很多死掉的日本俘虏无法确认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些日军战俘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劳动效率。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些战俘的劳动产出甚至无法补偿苏联安置他们付出的资金投入。因此在1946年，日军战俘被陆续遣返，至1950年，已有五十多万战俘回到了日本。

纵观二战后，中、美、苏三国对日军战俘的政策，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实行的是优待战俘政策，充满了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怀。美国的处理方式最为现实主义，对不同身份地位的战俘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对待。而苏联的方式最为残暴和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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