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是一个政治上相当专制、经济上比较落后、思想上严重禁锢的庞大的封建军事帝国。初看上去，它似乎是最不可能会发生革命、也最不可能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度之一。但恰恰是在这块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的广袤而寒冷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了世界上第一批用马克思的古典资本主义理论来思考与解决西欧之外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革命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俄国是最早传播与介绍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国家与地区之一（西方曾把这种现象称作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1]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就是俄文版（1872，圣彼得堡）。而《资本论》第二卷（1884）和第三卷（1894）的俄译本也是在德文版刚刚出版后就分别于1885年和1896年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俄国著作中的系统传播，是同当时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季别尔（1844—1888）的名字分不开的。他所著的《大卫·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和《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是普及宣传马克思《资本论》思想的最早的和非常成功的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中就曾对季别尔的工作明确给予嘉许。[2](p.111)《资本论》三卷的俄文版的传播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整个思想文化界几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

《资本论》俄文版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别林斯基（1811—1848）就读到了刊载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的《德法年鉴》（1844），巴·瓦·安年柯夫（1812—1887）则可能是从马克思寄给他的信中最早知道了马克思刚刚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1847）的人之一。而民粹主义的革命家特卡乔夫（1844—1885）在19世纪60年代就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更不用说巴枯宁（1814—1876）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844年就通过卢格与马克思相识，随后与马克思争吵了大半生。但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生前遇到的很难缠的理论政见上的冤家夙敌，巴枯宁同时还是《共产党宣言》一书的俄文第一版（1869）译者。巴枯宁的俄译本连同后来普列汉诺夫的译本（1882）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在1869年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被马克思誉为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一本书”，[3](p.421)客观上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俄国先进知识分子（诸如拉甫洛夫、洛帕廷、丹尼尔逊、柯瓦列夫斯基、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等人）之间的频繁、热诚而深入的书信与私人交往，更使得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资本主义研究进程与俄国知识界对它的了解宣传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当然，毫不奇怪的是，俄罗斯同时也是最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模式提出批评与挑战的地区之一。

列宁（1870-1924）

其次， 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不仅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带着强烈的时代内涵与阶段特色。这是“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6](p.279)比如，在1905年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重点是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应用到本国实际中；从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与哲学；而到了一战期间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心又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经济批判问题上。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6](p.785)应当说，列宁的以上论述完全适用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真实发生过程。

二

从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前后到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是 初步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回答与解决俄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时期。用列宁的话来说，当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5](p.77)这一时期理论问题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命运如何，即到底有没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的国情？在这一阶段参与问题讨论的是意见极端分歧的几个阵营：首先是以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持抵制拒绝态度的民粹派，还有非批判地接受与拥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一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阐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和反对民粹派关于俄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理论的重要经济著作。他针对民粹派提出的俄国应不应当经过资本主义这所“学校”的问题，以大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实回答说：“俄国将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吗？那末我们毫不踌躇地用一个新的问题来回答，为什么它不在它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7](p.313)但他只是理论地证明了俄国与西欧经济发展的共同性，却没有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特殊性。列宁在1895—1899写出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是该时期的代表作。它的主要贡献是运用马克思《资本论》基本理论模型与方法，充分肯定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意义，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黑暗、矛盾的方面。但这本书仅从国内市场的角度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且只限于分析改革以后的时期，只限于分析俄罗斯各省的资料和分析这一过程的经济方面，而没有专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没有进一步思考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

普列汉诺夫（1856-1918）

从1905年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理解进入第二阶段。这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开始摆脱第二国际的资本主义理论解释框架，首次独立地思考与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时期。由于革命的失败以及斯托雷平所推行的政治上高度专制的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社会意义以及俄国革命道路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不再抽象和一般地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而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明显存在着“美国式”的进步道路或者“普鲁士式”的反动道路两种抉择；并认为前者只是一个“低一级”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高一级”的问题。[8](p.296)进而，列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在历史本质上的腐朽反动性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不再泛泛一般地强调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与前途，而是历史地突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及进一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策略，并预言：“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9](p.296)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是从根本上动摇与突破第二国际理论范式，形成全新的资本主义理解逻辑的认识论断裂时期。从此，第二国际走向破产，第三国际或苏俄马克思主义反成“教主”。诚可谓“正统忤逆”而“别子为宗”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新特征，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认识与理论理解也发生了明显地裂变与重构，即形成了后期资本主义观，其代表作就是1916年写就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此时断言，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把帝国主义当作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帝国主义的出现，从本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前途命运，即从竞争的、具有强大推动力的、前进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方法论的继承，也是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帝国主义理论范式的突破与创造性综合；是在基本继承霍布森的“资本扩张本质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垄断论”，部分借鉴卢森堡的“积累规律论”，直接吸收布哈林的“寄生资本论”，全盘否定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完成的。本书以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为基础，比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艰难而卓越地创生过程：即历史地再现了列宁如何把关于帝国主义的“三个提纲”、“二十个笔记”转换为《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微观心路历程。自此之后，俄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逻辑便基本确立，即是在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形成的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的核心观点指导下进行的。略微夸张一点说，长达七十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垄断资本主义论的一连串注解而已。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苏联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论断为历史起点，来概括历史、诊断当代、预见未来。实际上前苏联与东欧学界把理解资本主义的重点基本上放在对马克思和列宁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

三

本书共分九章。 前四章以列宁的思想发展为主线分别集中论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俄罗斯与早期苏联马克思主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观及其明显而深刻的转变过程。其中第一章研究从19世纪末到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思想界的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和马克思主义等几方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命运问题的争论历史过程。第二章概括总结从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14）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这一时期俄国思想界的民粹派、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派之间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选择等重要问题发生了尖锐分歧与重新组合的复杂局面。第三章探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时期列宁的资本主义历史观。这三个时期的基本情况与内容上文实际上已作交待，故不在此重复。第四章则追踪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俄国与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七年间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认识成就（这个七年并不构成列宁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独立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罗斯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大胆地突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教条，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俄国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建党、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列宁是根据变化着的历史客观环境，而不是从理论书本和主观的政治意愿，来制定自己的政治思想纲领的。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根据客观实际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一个根据客观实际变化而及时调整与改变革命与建设政治方案、寻找革命主力军与同盟军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计师。总体来说，十月革命之后的七年列宁对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没有专门的系统研究。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就并努力将其用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晚年列宁资本主义观的主要内容。列宁明确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10](p.501)但在重视利用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列宁又提出对资本主义要采取本质上的否定和限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双重认识逻辑结构。从发展的过程上看，晚年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否定、肯定、再否定和最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肯定的四个发展时段：即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1918年春天，由全面否定到部分肯定；1918年下半年至1921年春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再次全面否定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重新肯定阶段。

第五章专题评析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一段重要过渡时期（总体上属于第四个时期）。布哈林是这一时段最重要的理论家。布哈林既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政治与思想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环节。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理论。第六章历史地解读斯大林对列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系统阐释与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以其强有力的个人影响打造出一个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高度集权统一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与时代，苏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因此进入到一个完全同质性、体系化、成熟型发展时代（总体上属于第五个时期）。斯大林紧紧抓住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个前提而大大提高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意义与价值，指出列宁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解，也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这就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相对稳定论”③到20年代末以后的“总体危机论”④。整体而言，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原创性最少但影响力最大的经典思想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

本书第七、八章分别考察苏联学界在斯大林执政的上世纪30—50年代初期和斯大林逝世之后的20世纪60—70年代这两个时期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30—50年代，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理解西方经济大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尤其是在危机与二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应急出现、战时特征。该一时期以瓦尔加和门德尔逊为代表的苏联学者一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地阐述与完善，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有史以来各个阶段周期性的危机进行了全面描述，并对经济危机的根源、表现、不可避免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自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资本主义理解史进入了一个有重要突破、但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破的教条僵化时期（总体上属于第六个时期）。换言之，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７０年代，苏联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理解进入了一个“非斯大林化”时代。这是一个打着“回到列宁”的旗号（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在新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冷战思想视野中理解资本主义现实新变化的历史时期，其关键词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发生了明显的范式转变，这就是从苏共二十大之前占主流地位的“国家服务于垄断组织”的“工具论”开始逐步转变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相互结合论”，或者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相互独立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更多的苏联学者注意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因而提出所谓国家与垄断组织之间“经常是矛盾的”观点。其次，苏联学者还研究了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垄断主义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与特征。第三，学者们还研究了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强烈影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革命是战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结构和面貌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把其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第九章将专题总结讨论自斯大林1953年逝世到1991年苏联解体近四十年间苏联共产党历届执政者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成败得失。如果说在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学术思想界一直面临着如何给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发展趋势重新加以定性、定位的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体制共存的条件下，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抗，还是与之和平共处？这则一直是后斯大林时期（苏共二十大至二十八大）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总体来说，后斯大林时期苏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致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953—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所谓“和平竞赛”论或“有限缓和”论；1964—1985年勃列日涅夫等执政时代（苏共二十三大至二十六大）为争做“超级大国”而实施的军备竞赛战略和“冷战思维”；1985—1991年（苏共二十七大至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所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思维”，这是一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与底线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改革思想模式，它固然彻底冲破了苏共过去长期坚守的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起来的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框架与治国方略，但最终却断送了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

位于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墙附近的斯大林墓

四

本书通过研究近一个世纪的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将初步得出这样一些基本结论。

（一）研究列宁资本主义观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列宁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不仅是列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思想基础；进而言之，也是理解苏联模式成因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一个重要理论源泉。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其所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基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某些特征规律的正确把握与利用。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一方面是列宁思想的实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这种具有时代特征与历史局限性的科学理论的片面化与僵化理解倾向。列宁对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判断虽然难免有时代精神氛围与俄国历史经验的局限性，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特征及其垄断的必然性所做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总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形成对21世纪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新判断，展望思考21世纪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从历史与逻辑上讲都不能不从重新研究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开始。

（1）从最表层和最初的原因来看，关于列宁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之争是因斯大林模式评价问题而起，因为列宁思想是斯大林思想及其体制的最重要来源。如何对待斯大林最终就是一个如何对待列宁的问题。（2）稍深一层就是如何对待整个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是由苏联的成败而引起的问题。因为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对苏联解体成因的反思势必涉及到对整个列宁政治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问题——究竟是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歪曲了他的社会主义观，还是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注定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行的？（3）再往下追第三层就涉及到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判断正确与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现实判断是俄国革命与苏联制度得以可能的思想前提与基础；如何评价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政治思想）最后就是如何评价他的资本主义观（经济社会理论）的问题。（4）最后，从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强势发展与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这个大背景来看，如何评价列宁的资本主义观之功过是非显得尤其突出。列宁思想在今天还有没有现时代价值，说到底就取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前途命运的判断还有没有可取性。实际上列宁在今天之所以充满争论，就是因为他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宣布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行将灭亡的社会。而今天现实却是资本主义表面仍然一片强盛，甚至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现实影响力。许多人攻击列宁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应该怎么看？是列宁的断言从开始就错了，还是列宁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形势与潜在能力，抑或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宣判仍然没有过时？所以综合起来看，如何认识列宁的资本主义观成了理解列宁思想当代价值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书认为，列宁资本主义观中的两个基本范式在当代仍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一是“资本主义发展论”：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成果发展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二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态论”：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形态与规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说公正而言，列宁不是“最高（或最后）阶段论者”。他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定位的最准确说法是：“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11](p.12)；“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12](p.141)他当初于1917年出版这本书时用的书名并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模仿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副标题“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采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个标题。直到列宁逝世十多年后，即1935年书名才首次被改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改动决非细枝末节，而是意味深长，且影响后果深远。固然成为历史，但目前全球化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垄断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国家垄断与跨国垄断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与现实特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封面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的历史意义、局限及其当代启示

贯穿整个20世纪的列宁主义与苏联模式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基本逻辑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的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本书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上的历史教训。应该说，造成苏联解体、苏联与东欧巨变的原因很多，对资本主义现实过于简单而武断的认识，即并没有按照列宁所说的“我们要在认识与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办事，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可能趋势的能动利用，导致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胜利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与基本正确、但有片面性的认识利用导致了苏联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又反过来导致对资本主义现实新变化的静止封闭认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历史逻辑总体上是对列宁本来正确、但有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观的片面理解与发展过程。

苏联学术思想界长期处在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之下，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理解上更是打上了两大军事政治阵营对抗所造成的沉重而鲜明的时代烙印。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苏联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论断为历史起点，来概括历史、诊断当代、预见未来。实际上，前苏联与东欧学界把理解资本主义的重点基本上放在对马克思和列宁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应当说，上世纪70年代之后，苏联与东欧学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有不少突破，主要表现在试图超越机械的意识形态对立模式，对新科技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理论界思想界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重要参考资源。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理论研究，历来是我党和我国宣传理论界密切关注的对象。但由于时代主题的不断变化，关注的立场、方式、情况等前后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尽管与苏联官方学界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道路问题的认识上一度存在着尖锐而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上却基本是跟着苏联模式走。其主要特点是站在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大阵营”对立的立场上，从“两个必然性规律”的政治信念高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趋势与本质。当时的学界主要关心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腐败面、消极面的批判攻击上，关注重点不可能是如何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与长处来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而是长期处于“抨击敌人、歌颂自己”这样的极端、片面的认识模式影响之下，因而缺少全面而客观的科学的规律性认识成果。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就必须超越传统的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时，又要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与分化我们的图谋，固与发展社会主义。这种“借鉴论”与“防止‘西化’与‘分化论’”并举的发展战略日益迫切地要求我们必须把全面地科学地研究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课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适时而果断地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而不能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种“重新认识论”就开辟了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客观而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问题的新时代。

历史业已证明，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今天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次次不断地陷入矛盾与危机的过程，也是逐步自我完善的成熟进步过程。比如，今天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变化，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所有制形式出现多元化趋势，经济运行出现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收入分配关系出现了兼顾公平的趋势。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出现了多层次的特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向，民主选举制度更为完善，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因素大大增强；公民参与政治程度越来越广泛深入。发达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新的变革。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主义的影响，对经济危机的恐惧等。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国家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它不仅以各种政策手段从外部干预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且还以大量的国家投入与国家消费直接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国家干预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自我调节。[13]

从这样一种开放而深入的历史反思角度来看，在苏联解体之后研究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对于中国学界的启示意义就在于：

正像资本主义总是一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和危机而盲目地扩张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哲学方法论历史观的认识过程。相应地，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自觉而宏伟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必然地是一个不断与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相适应的、自我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反复的、漫长的过渡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影响的局限性；而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成果形式，完全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向未来更高级社会主义过渡飞跃的历史性、当下性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本文选自张一兵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三卷《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刘怀玉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导言。——编者注

②Cf.M.C.Howard and J.E.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VolumeⅠ.1883—1929，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9，pp.xi-xii，p.129；并参看［英］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③俄共十四大（布）这里需要说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通常所说的俄罗斯与苏联“共产党”及其全国代表大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俄国“共产党”最初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1918，习惯中也称“俄国社会民主党”），这20年间共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和七次代表会议。其中，自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之后，该党便从组织上公开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由于孟什维克派被当场开除出党，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又称“布尔什维克党”，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从1919年3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到1925年12月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七次党代表大会一般依次简称为俄共（布）八大至俄共（布）十四大。1925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又决定把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从1926年10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始到1952年10月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止，斯大林主政期间的这五次代表大会通常依次简称为联共（布）十五大至联共（布）十九大。1952年10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原来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因此，从1956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１９９０年苏共最后一届大会即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为止，这34年间所召开的九次代表大会通常依次简称为苏共二十大至苏共二十八大。此外，从俄共（布）八大（1919年3月）到联共（布）十八大（1939年3月）这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还分别地召开了相应的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但自从1941年召开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停开了47年之久，直到1988年6月才召开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参看鲁鱼、舒祖武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录（1847—1990）》，黄河出版社1991年版。

④从联共十五大（布）开始直到他晚年。

参考文献

[1]［苏］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M]，上海：三联书店，1959

[8] 列宁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 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3] 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M]，石家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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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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