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兴亡通鉴》，高放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最近，我拜读了一向尊称其为老师的著名国际共运史大家高放先生的大作《苏联兴亡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这部长达60万字的专著是高老师跟踪研究长达60年的学术成果，其时间跨度很大，涉及问题广泛，读后感受良多。但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其方法论上的问题谈一些感想。

　　《通鉴》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坚持两点：一是强调实事求是、论从史出，二是强调要用“系统论”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苏联兴亡的经验教训。作者指出，对苏联剧变的复杂原因，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重点地而不是平均地用系统论来进行分析”。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不久，作者在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做了题为《苏联东欧剧变原因探究》的专题报告，强调苏东剧变原因的复杂性，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和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高屋建瓴地就苏东剧变的原因做了“6对12点、各有重点”的精彩分析和概括。这就是：（一）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二）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三）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四）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为主；（五）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为主；（六）浅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深层为主。随后，作者又将这些原因归纳为“近因”和“远因”两大类：所谓“近因”，也就是“直接原因”，是苏共“使改革改变方向，由社会主义急剧转变到资本主义”，“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造成政局动乱，进而发生剧变”；所谓“远因”，指的是“历史原因”，苏共执政74年，约有60年之久都是推行封闭僵化的过“左”路线，只有1921年-1929年这9年奉行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其间也还有局部“左”的错误，如1925年前后党内斗争过火，1928年对粮食收购危机的处理不当。从1929年起斯大林转向推行“左”的路线，虽然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付出了沉重代价。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虽然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作了局部调整，但是主导面依然是“左”。赫鲁晓夫搞“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要在20年内赶超美国，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左”不是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两年依然是“左”。只是到1987年底抛出《改革与新思维》，尤其是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接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才全面转向右。这些精练的概括，是符合苏联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论从史出”的史论原则的。

　　《通鉴》中的这些观点虽是20多年前提出的，但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纵观近年来国内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对什么是“根本原因”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强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而在于自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以来直到戈尔巴乔夫的各任领导集团逐渐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种看法则强调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即苏联体制长期不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两种观点本是可兼容并蓄的，但相当长时间以来，却各执一端，相互对立。原因就在于缺乏系统论思想，未能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从整体上去加以把握。

　　近年来，我出版的《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与《通鉴》所主张的“系统论”方法是一致和相通的。这表现在：一是强调必须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虽然政治性很强，但它首先是“史论”而不是“政论”，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去空发议论，更不能按自己“立场、观点”的需要去对历史事实进行裁剪。二是强调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对苏联解体的研究应按系统论的要求，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要孤立片面地抓住某一方面，犯瞎子摸象的错误。

　　此外，我还强调了两点：一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概括出一个公式：合力论+重点论=内外远近因+党与体制问题。这个公式的意思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而“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就是指“内、外、远、近”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党”与“体制”这两个重点。“党”与“体制”（或制度）这两方面密切不可分割。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将中国应吸取的教训，从整体上概括为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苏共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苏共演变具有“长期性”，但整体质变具有“快捷性”，垮起来快得很。吸取苏共的教训，就整体而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必须强调“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既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根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吸取包括苏联兴亡经验教训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总之，高放先生这部著作对苏联兴衰的研究贵在方法论上运用了“论从史出、整体把握”。我与他在方法论上是一致和相通的，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和语言，并使我们的研究走到了一起。

　　（作者为中联部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