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催生政治异己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下，1986年起，苏联社会陆续出现一些非正式组织。1987年，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在苏联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小组等形式出现。此后，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非正式组织和社团犹如雨后春笋，据统计，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以及一些“人权”“历史纪念”协会等。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后，与非正式组织遥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在要“改朝换代”的政治氛围影响下，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引领者，如盖达尔和丘拜斯。

此外，戈尔巴乔夫还“解放”持不同政见者，或明或暗地扶植“民主反对派”。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还协调苏联科学院所在的选区帮助萨哈罗夫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萨哈罗夫成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成为“民主派”的精神领袖。

（七）政治激进主义崛起

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联邦激进自由民主势力，以及以各加盟共和国或更小的民族区域为大本营的各地民族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和阵地。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激进势力提出，要彻底“告别社会主义”，迅速选择一条新的、西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独立，甩掉身上其他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这些贫穷包袱，三四年后俄罗斯就会变成西方式的富裕国家。

随着社会思想的激进化，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粗糙的“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盛行一时。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在经济生活中，他们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当时，苏联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宣扬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像西方社会文艺明星一样的致富机会。

仅仅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政权就摇摇欲坠，政治上自身难保。苏共后期领导人习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香风美酒，苏共各级党组织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在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背景下，却奢谈西式民主和自由。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一会儿宣称“中间道路”，一会儿宣称要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经济改革无计可施，政治上大势已去。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等旗号迅速地被自由激进或民族主义口号所取代。可见，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共后期在推进改革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政治错误，特别是在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苏共在西方对其进行“和平演变”和开展“心理战”“攻心战”的形势下丧失警惕，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全面敞开大门。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妄想投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怀抱，最后输掉了“冷战”，成为任人宰割的失败者，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2021年2月2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参加向无名烈士墓献花活动。2月23日曾是苏联建军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这一节日改为祖国保卫者日。新华社发（叶甫盖尼·西尼岑 摄）

三、宪政改革与政治畸变

自1988年开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组，这些改组直接触及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本性要素，包括苏共领导地位、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联邦制、选举和政党制度等，成为导致苏联政治畸变的重要原因。

（一）修改宪法，取消苏共领导地位

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却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为清除这一障碍，戈尔巴乔夫做足了舆论工作。1989年12月12日，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有代表建议将修改宪法第六条的问题列入会议议程时，他当即表示：宪法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讨论和修改。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表示：“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在二月全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必须清除一切把党同专横官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东西”，苏共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应“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执政地位的获得，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苏共中央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苏共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鉴于这一点，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就表明，苏共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与其他匆忙组建的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处于同等地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提出，苏共只有与其他任何政党进行平等竞选，才能获得执政地位。

（二）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中进行的广泛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这种进程将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苏共将根据这种新的情况进行工作。”这意味着苏联政党格局将沦为多党并立。二月全会通过的提交苏共二十八大审议的行动纲领草案中指出，要与“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实行“民主制和政治多元化”。因此，“社会的发展不排除再建立若干政党的可能性”，“苏共不谋求垄断权，准备同一切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政治对话与合作”。这些内容，实质上就是对戈尔巴乔夫多年来倡导的“多元化”与“民主化”的回应，表明苏共在政治上要实施多党制。

（三）推行议会制普选，试行总统制

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法治国家”的概念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苏联知识界一些头面人物宣称，美国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1988年11月14日，苏联《消息报》刊登法学博士库拉什维利的文章称，苏联正在试图设立一个相当于西方国家总统的职务。1989年5月，苏联政府和苏联议会开始分权，权力中心由党向苏维埃转移。而后，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设想，同时派出一些团体秘密或公开地前往美国、法国等考察西方议会和总统制。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表示，“三权分立”能避免大权独揽和滥用权力。他强调“国家和其他政治结构发展的主流是人民社会主义自治的思想和实践同经过多年经验考验的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则保证执行权力与立法权力的严格分开，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

1989年底，苏共中央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挂帅起草苏共行动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总统制。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在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表示：苏联正在研究实行总统制，以给戈尔巴乔夫“非常大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行使强权，总统可对议会行使否决权。他还提到“美国的制度是人类建立的最良好的制度之一”。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他指出：苏维埃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地方未采取果断行动，因此“必须在最高领导层里重新进行力量调配”，通过“建立总统制”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更换苏共这一苏联国家的“支柱”，企图摆脱苏共党组织的“束缚”；一方面又另起炉灶，建立毫无根基的总统制，借此独揽大权。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陷入困境，身为苏联首任也是末代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内外交困，四面楚歌。1991年8月，被各种势力鄙弃的孤家寡人外出到黑海度假，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这是苏共内部力量为保持苏联大厦不倒的绝望的一搏，也是引发政治大爆炸的导火索。

在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并相继宣布“主权独立”。在俄罗斯联邦和各加盟共和国遥相呼应下，戈尔巴乔夫被自己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束缚住手脚，无力维护联盟的统一。1991年8月，苏联在政治、经济、民族等领域的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由部分苏联领导人仓促策划的“八·一九”事件同样未能挽救崩溃中的苏联。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这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的完全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