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乡魂并非思念故乡

——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词主题思想的辨析

董平

范词《苏幕遮·碧云天》词原文如下：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名词自问世以来，深受词坛的关注，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写崔莺莺的离愁别恨，就化用了前两句。但对这首的主题思想，历来见仁见智，各持己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未陈述己见之前，有必要浏览前人的见解：

一、古代词话家的评注

1、《历代诗余》引《词花》评：“范文正公《苏幕遮·碧云天》词云云，公之正气塞天地，而情语入妙至此”。

2、《远志斋词衷》：“范希文《苏幕遮》一调，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将军白发征夫泪'，亦复苍凉悲壮，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阶遥献南山寿'敌之，终觉让一头地，穷塞主故是雅言，非实录也”。

3、《草堂诗余亚集》评：“‘芳草更在斜阳外'，‘行人更在青山外'两句，不厌百回读”。又云：“‘欲解愁肠还是酒，奈酒至愁还又'，似此注脚。”

4、《词综偶评》评：“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

5、《张惠言词选》评：“此去国之情”。

6、《潭评词辨》评：“大笔振迅”。

7、《蓼园词选》：“按文正公一生并非怀土之士所为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似沾沾作儿女想，何也？观前阕可以想其寄托，开首四句，不过借秋色苍茫以隐抒其忧国之意；‘山映斜阳'三句，隐隐见其世道不甚清明，而小人更为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也。第二阕因心之忧愁，不自聊赖，始动其乡魂旅思，而梦不安枕，酒皆化泪矣。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文正当宋仁宗之时，扬历中外，身肩一国之安危，虽其时不无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乃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

8、《左庵词话》：“希文宋一代名臣，婉丽乃尔，比之宋广平赋梅，才人何所不可，不似世之头巾气重，无与风雅也”。     

9、《花庵词选》题作“别恨”。

10、明代毛一鹭编《范文正公全集·诗余》题为“怀旧”。

二、当代学者对这首词主题思想的观点

当代学者对这首词主题思想所持的观点，多是因袭前人，但也存在较大分歧，或对前人全面继承某一观点，而否定另一观点，或因袭某一观点基础之上，而有所发挥，现举其影响较大者，列举于下：

1、《宋词选》评：“从具体的词看，除了反映出‘去国之情'，很难找出其中有什么‘忧天下'的含义，黄蓼园所赋予这首词的思想意义是外加的”。（见该书8页）又说：“范仲淹的《苏幕遮》和《御街行》以‘柔情'、‘丽语'为后世的词话家所称道，还没有摆脱花间派绮靡的风格，但骨力较为遒劲”。（见该书10页）

2、认为是“思乡之情”。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文学史纲要》在分析这首词写道：“《苏幕遮》词虽写乡情、乡恋，而气象比较开阔，色调比较明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对这首词的主题认为是怀念故乡，其注[4]解释“黯乡魂”为“心神怀念家乡而悲伤”。

3、认为是写“羁旅相思之情”。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宋词鉴赏》：“这首词是抒写羁旅相思之情，题材基本不脱传统的离愁别恨的范围，但意境的扩大却为这类词所少有”。

4、《历代名家词赏析》说：“通过秋景的描绘，抒发了词人的离乡之愁，去国之情，这是本词的主题”。

5、认为是思念家室之作。《宋词小札》：“这是范仲淹思念家室的作品”又说：“‘黯乡魂，追旅思'——上三字是作者妻子的梦魂。下三字是作者思家之念。妻子黯然凄楚的乡魂，追寻着旅外游子的思乡之梦。两种感情的化身在茫茫的空间互相寻找，互相吸引，‘乡魂'终于‘追'上了‘旅思'，于是夫妻俩就在梦中蓦然相会”。

6、《宋词百首译释》认为这首是写：“旅次乡愁和离情别恨”的。

7、《唐宋词百首详解》对本词标为“怀归”，又在题解中说：“这是抒发自己思乡和怀远人的痛苦之情”。在总结又认为：“又以作者忠君忧国，以屈原的‘芳草'比美人，则此词之怀念者，当是指宋王。所以这首词也属于依托者一类”。

8、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范仲淹研究会编《范仲淹研究论集》256页：“这两首词（指《苏幕遮》、《御街行》笔者注）写作时地无考。从题目、词意来看，都是久滞羁旅，怀念家室之作”。257页分析道：“频繁的内调外迁，长则三五年，短仅一二月，家属不及随行，他长期过着孤身一人的羁旅生活。繁忙的政务和紧急的军机，可以使他暂时忘却乡土之思，亲人之恋，但一旦夜深人静，百无聊赖，抑或登临览景，触物兴感，免不了思故乡、念亲人……这两词的题目分别为‘怀旧'、‘秋日怀旧'，说穿了，就是怀亲人，怀‘家室'”。

9、认为是悼亡词。“笔者则认为，两词（指《苏幕遮》、《御街行》笔者注）绝非一般的怀旧伤别之作，而是两首痛彻心扉的悼亡词”。（见《范仲淹研究文集之一》317页）

10、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国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词典》：“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选录这首词，词牌下注有‘恨别'二字。虽未必是作者原注，但也符合词意，可以认为是本词的主旨”。又“‘黯乡魂'，因思念家乡而心神悲伤”。“‘追旅思'，追，追随，这里有纠缠的意思。意谓羁旅的愁思萦绕心头，拔不去，撇不开”。（见该书194页、195页） 

以上所举各例，可以反映出古今词坛对这首名词研究的基本概况。

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对硕儒的高见妄加评论，仅将多年探讨的一孔之见，布陈于后，以期对其主题思想的正确理解，有所裨益，现作以下辨析：

第一、“黯乡魂”是思念故乡吗？

辨析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有极大的难度，首先是作品的年代、地点不清，缺乏史料与旁证，历代无人考证，遂成空白，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笔者曾行程约两万里，走访了范公当年从政和抗敌的十六个州县，它们分布在今天七个行省的地区，考察地形，搜集资料，用内证法，从词中提供的环境特征，和贬地的连续更换的时间及思想情感发展变化的脉络，综合研究证明，这首词是写于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遭贬的第三站，知杭州的任所，时间是在皇祐二年（1050）的秋天。详见笔者所撰《关于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词写作年代及地点的考证》一文，此处不作赘述。由于这首词的表达形式是婉约风格，又多丽语佳句，抒情的对象，隐约含忽，不甚明显。这就为封建文人造成在主观上的望生文义，臆想猜测，他们只有抓住“黯乡魂”的“乡”字大做文章，于是“思乡”、“恋乡”之说，便不断出现。又抓住“旅思”二字，便成了“抒游子思乡之情”、“叙羁旅行役之苦”，在进而推演为“思念妻室”等等。由此可见，“黯乡魂”是理解词的主旨的关键句子，而“乡”字更是根本关键之所在，它既可以是正确理解词意的依据，也可以是产生错误的根源。首先，我认为“黯乡魂”是思念故乡的观点，是对范仲淹的身世缺乏了解。虽说他是苏州人，故乡当然是苏州，他也热爱范氏家门和祖先，又为范氏族人置了“义庄”以周给他们，，但他不生于斯，不长于斯，二岁丧父，四岁随母迁徙到了山东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长山镇），29岁要认祖归宗，还遭到一些为难，母亲和妻儿都不在此长住，是什么能使他牵挂得“黯然消魂”呢？那么长山能使他“黯然消魂”吗？他在此生长了十九年，度过了欢乐的童年，那里的山山水水确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但是社会习俗的歧视，留下深深的心灵疮伤，泣而别母，誓立门户，及第后即迎母以养，此后三十多年，很少再返长山，因而说这里也不可能是他梦绕魂牵的地方。

其次，说到“家”，家人长期随他移居任所，至于说到有房屋建筑的固定处所，这样的家又在何处呢？原在苏州任期，购南园之地，欲建宅所，旋捐建府学。晚年公在杭，即写这首名词的前一年，已是年逾六旬的老人，子弟请治第于洛阳，范公截然拒之，“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三年后在徐州溘然长逝 ，“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他的“家”真可以说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宋代大官僚阶层生活的奢靡淫逸，豪华挥霍，是中国封建史上所罕见的，仅洛阳一地园林相望，甲第如云，蓄妓成群，大官员无不以营建安乐窝而竞豪。范公位至执宰，身后一贫如洗，处污泥而不染，这种高尚的情操，伟大的人格，千载之后，催人泪下。他一生以四海为家，忧心天下，眷怀生灵，幼年立志要“活天下之命”，终生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如果说他为了这个大“家”而绞尽脑汁，耗竭心血，累坏形体，倒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黯乡魂”是怀念妻室吗？

范公前妻李氏，生有三子二女，三子纯祐、纯仁、纯礼，长女适蔡交，次女适贾蕃。范李夫妻恩爱，伉俪合好，希文外和内刚，直言国事，多忤权贵，故屡进屡黜，李氏操持家务，孝敬婆母，养育子女，又陪丈夫苦受宦官风波之颠沛，仲淹第一次遭贬，通判河中府、陈州，李氏陪侍身边。三子纯礼，是天圣九年（1031）三月生于陈州任所的，证明夫妻并未分离。景祐元年（1034）范公因谏阻废郭皇后，又贬睦州（今浙江建德梅城镇），有诗“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说明他带领家眷十口，走向浙西贬所，自然包括李夫人在内。景祐三年，公因上百官图，忤权相吕夷简，被诬为“明党”，第三次黜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李夫人因遭此打击，患病医药无效，数月后殁于饶州。至于几次入朝作京朝官，眷属亦必进京，以上事实说明夫妻并未分离，何必有相思得“黯然消魂”呢？有人会说李氏去世后，他孤身生活，不是更会思念妻室吗？范公有后妻张氏生一子即四公子纯粹（官至尚书户部侍郎）和一女，他是何时续弦张氏，无史料可考，以纯粹生于庆历六年（1046）七月邓州任所，则可知至迟是在庆历五年知邠州时所娶。这就是说张氏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一直从邠州陪伴范公到了邓州，又从邓州到了杭州。这时间与地点的先后次序，正是笔者考证该词写作年代及地点变迁的顺序 ，亦即是“黯乡魂”要“追旅思”的追随的时间、地点的次序，由此可见，范公晚年有张氏做伴，并非孤身只影。张氏自然细致入微地照顾体弱多病的范公，起居饮食，寒暑节候，衣着增减，无不尽心尽力，食则同席卧则同榻。现实生活是如此美好，何必“妻子黯然凄楚的乡魂”去追寻“旅外游子的思乡之梦”，“在梦中蓦然相会”呢？因之，思念妻室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为了给这种观点找论据，便说“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七情六欲”。从而得出“铁石心肠人亦做此消魂语”、“思念妻室”的结论。这种从理念出发的逻辑推理，并不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我们讨论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的主题思想只能从范仲淹的思想理念、人生经历、生活实际等具体情况出发，范仲淹有他的家庭生活，有他的喜怒哀乐，关键在于他将个人、家庭、妻子、儿女的利益，与事业、国家、天下的利益的位置如何摆法，谁主谁次，谁服从谁，他的家庭情况，前面略作叙述，现在看他如何对待“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这是景祐元年（1034）范公遭贬睦州，舟行淮河遇大风而作的诗：“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妻子李氏担心全家生命安全，便唠叨几句，责怪范公多言招祸，范公作此诗以解答。又“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在这首诗中范公刚果坚定的表明公与私，孰重孰轻，他是如何对待公私关系的，因惧千古之后世人评论，他不敢“怀妻子荣”。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何等的远见卓识！当今那些为“五子登科”而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仰对千古范公之高风亮节，能无内疚吗？如果我们将此词之主旨，看成是“怀念妻室”，那他与“五子登科”之徒有何异哉？符合范公的初衷吗？

第三、丽语佳句只能写爱情吗？

词话家多评论这首词多“丽语”、“柔情”，说“丽语”，正显示作者锤字炼句功力之深厚，驾驭文字，高超娴熟。“柔情”之说，似乎勉强，从“骨力较为遒劲”、“大笔振迅”之评语，看不出“柔”在何处？退一步说，即使是用“美人 ”，该够“柔情”了，该够迷人了，但也并非真的全指女性。先秦时的楚国诗人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朱熹注：“以此臣子之心，惟恐其君之迟暮，将不得其盛年而事之”。可见是以美人喻楚王。“日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朱熹注：“中道而改路，则女将行而见弃，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复离之比也”。这更进一步以男女相恋，约黄昏会面，中途变封失约之事，比喻君臣之合散的关系。又“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qi怒”。[qi怒：盛怒，暴怒。荃：芳草。笔者注朱熹注：“此又以借寓君也”。再看近代有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盘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仅释其中两词：首句“神矢”即神箭，来源古希腊神话，爱之神（主管爱情之神）将带有神线的神箭射入男女青年的心扉，神线牵着两支神箭，男女便相互爱恋而不能自脱，以结百年。“荃不察”是化用《离骚》诗句，此处以“荃草”喻祖国人民。在范仲淹以前一千二三百年的屈原可以“美人”、“芳草”喻楚王，以男女爱恋抒发爱国情怀，又在其以后九百多年的鲁迅，同样用“芳草”、男女爱情，比喻抒发他强烈的爱国感情与理想，惟独范仲淹不能在词中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吗？并且屈原以文学作品赢得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桂冠，鲁迅坐上了“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宝座，而范仲淹的爱国词却被定为“思想家室”的“艳科”。作者毫无贬低前者，拔高后者之意，只是想实事求是，还词旨的本来面目，予以公正的评价。

第四、“诗庄词艳”的藩篱不可逾越吗？

“思家说”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词为艳科”，他们认为用这种理论框框，对任何词都可以套用。真的“诗庄词艳”的藩篱就不可逾越吗？且看词的发展历史：词最初产生于民间，是与音乐紧密结合音韵文学，初期原始形式的词，反映社会生活面较宽广，题材多样，时政大事，民生疾苦，边塞风烟，日常生活，男女爱情等等，都有反映，与诗有同样的社会功能，风格朴实、清新，亦兼有粗犷豪放，并无“诗庄词艳”之分，从今天看到的《敦煌曲子词》就可窥其风貌。中唐渐有文人参与，对词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一批攀附于统治阶级的封建御用文人，无视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破坏，农业凋敝，生灵涂炭的严酷现实，躲进象牙之塔，逃避现实，一味寻欢作乐，沉湎酒色，绮靡之风，脂粉气味，甚嚣尘上，于是原来健康清新的词文学，变成了统治阶级逃避现实，精神麻醉的安眠药，风格也变成委婉缠绵，软弱无力的“婉约风格”。当时以西蜀、南唐尤甚，这种靡靡之音刮得“亡国接踵”，李煜身为阶下囚才追悔莫及地哀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从晚唐到北宋尽管政权象走马灯一样的更迭，但统治阶级寻欢作乐的侈靡之风未变，北宋的“西昆体”继承了“花间派”的衣钵，统治文坛四十余年，这种脱离现实，走上形式主义邪路的文风，给国家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北宋前期具有忧天下之心的有识之士，如柳开、王禹偁、穆修提倡诗文改革。范仲淹异军突起，以政坛上的进步改革领袖兼文坛改革的主将，从天圣三年（1025）至八年（ 1030），五年之中，三次上书朝廷，陈述改革方略，将文风改革放在首位。“国之文章，应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他指出文章的社会功能，对社会风化（现代谓之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作用。他又痛斥《花间》、《西昆》不良风气：“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又说：“故文章柔糜，风俗巧伪”。“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惟圣人文质相救，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俗其坏，则为来者之资”。他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高屋建瓴，总结兴亡经验，提出文质相救的主张，提倡文章的思想内容，表现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题材，以救华而不实的时弊。关于范仲淹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请参看拙著《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7月版）一书，此处仅谈对词学的贡献，他的文学改革思想，贯穿在诗、词、文三个方面，在词的创作方面，他是北宋词坛上第一个冲破“诗庄词艳”的藩篱的巨擘，把抗击西夏侵略，保卫国土，保卫和平的爱国题材带进词的文学领域，《渔家傲》以雄浑豪放的风格，苍劲广阔的视野，一洗二百年来词坛上绮靡脂粉气息，给那些“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思想空虚无聊的官僚文人以当头棒喝，也给那些“月破月来花弄影”专事雕字镂句的词人，指出创作的大道。他的《剔银灯·昨夜因看蜀志》借古讽今，以诙谐调侃的笔法，讽刺嘲笑保守派的官员，不顾国家大局，一味为私利争权夺利的丑态，鞭挞了他们卑劣的灵魂，从而昭示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试问当时词坛的名家云集，有几人如此？他不仅为苏、辛豪放派开了先河，也为南宋国词派开辟了道路，打破“诗庄词艳”的藩篱，词只有突破了这个障碍，才有广阔的天地，才真成为与唐诗并驾齐驱的文学形式，而范仲淹披荆斩棘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抹煞的，这样看来“思家说”也是违背作者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

第五、“黯乡魂”不思故乡忧帝乡

前面提到的“乡”字是理解该词主题思想的关键字，“乡”字不是指故乡而是指“帝乡”。论证如下：

一、范诗中多次出现“帝乡”。

“帝乡”一词含义有二：一指帝王出生之地，二指京城，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唐代常建《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以上皆指京城。此处“帝乡”是指北宋京城汴京即开封（今属河南省），北宋早期文学家王禹偁《对雪》诗中写道：“帝乡岁云暮，衡门昼长闭”。在范仲淹留下的二百多首诗中，“帝乡”一词就出现过三次：

（一）、他青年时期在应天府学读书时写下《睢阳学舍书怀》：“白云无奈帝乡遥，汉苑何人奏洞箫？”说明他希望登上天子堂的心情多么迫切，他立志匡时济民，要实现理想，就必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要辅佐天子，就得考中进士走入仕途，而眼前这个“龙门”就难以跃过，作为一个莘莘学子，他多么急切地想进入“帝乡”以实现远大抱负。

（二）、“岑山英英向阳开，帝乡情态自徘徊”。这是遭贬睦州所作的《杂咏四首》之一，意思是当他看到山岑上许多山花野芳，都向着太阳开放，草木无情，尚知向阳，何况为人臣子乎？此景触发他的情思，自然而然，帝乡的情态便萦回在脑际，久久难忘，说明牵挂朝事情意之深。

（三）、“一水帝乡路，片云师子山”。《苏州十咏·阊门》这是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后，登阊门北眺汴京，“一水帝乡路”，从苏州沿大运河北上，再转入汴河便到汴京，这条由汴京到江南的水路，他是多么的熟悉！每一次走过都留下难以忘怀的宦海遭遇，在心灵上打着深深的烙印，现在虽在苏州繁忙治水，但总还盼望着返回京都。

从以上引诗句中，可以看出他从青年时期就向往京都，渴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到中年这种情感愈加强烈。

二、在散文《岳阳楼记》中也用“帝乡”。

有人会问《岳阳楼记》中未见“帝乡”二字，请看下列一段文字：“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这里的“去国怀乡”，不少人释为“离开国都，怀念故乡”，其实这是误解，因为下文有“忧谗畏讥”，怀乡的原因正是“忧谗畏讥”，如果释为“故乡”，试问故乡的亲人和友人谁会到京城向皇帝进谗言，谁会到朝廷的同僚中去讥笑他，再翻过来讲，进谗陷害他的人，在僚辈中讥笑他的人，只有在朝廷，只能在京城，又何必到他的故乡去干这些勾当呢？所以“去国怀乡”的正确解释应是“离开国都，怀念帝乡”，担心谗言，畏惧讥讽，在这里“国”和“乡”同一所指，不能分开。就行文而言，作者将京城一个对象，用两个名词“国都”和“帝乡”表达，避免重复呆板，又组成动宾对仗，形式整齐，读来上口，表现了作者驾驭文字的才华，这里描写的仕宦者遭贬的心情，不仅他的同年兼战友滕宗谅有，在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中，失败者皆具有这种心理，唐代士大夫之间的“牛李党争”，北宋前期的“庆历党议”，稍后的“元祐党争”莫不如此，就范仲淹而言，他素有“非谓钟鼎重，非谓箪瓢轻。素闻前哲道，欲向圣朝行”。“我亦宠辱流，所幸无喜愠。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的高风亮节，始终坚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国志节，但也无法摆脱宦海宠辱的命运。这里的“忧其君”正与上面所说的“怀乡”，遥相呼应，君必然居于“帝乡”，不可能居于“故乡”此不言而喻之理。别人“怀乡”则多出自个人前途安危的考虑，范仲淹则是为了“道之行”，思想境界自有高下之分，但其“怀念帝乡”则是一致的。

第六、帝乡何所忧

人们知道范仲淹的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他是“进亦忧，退亦忧”。处处皆忧，“劳生险自多”很少有乐，而《苏幕遮·碧云天》所反映的忧是有具体内容，包含一定的时空阶段的忧，这首词写于皇祐二年1050）秋天杭州贬所，近因是这年春夏之际，两浙路灾情严重，范公施惠政，以有余之财，济贫民之不足，安然度过荒年，杭州无饥民外逃，是两浙路恤灾最好的州郡，可是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作者还告诉了远因，这种思念帝乡“黯然消魂”的忧思愁绪，“追旅思”，一直纠缠困绕着他，从邠州走到邓州，又从邓州追随到杭州，到现在亦然是撕心裂肺地折磨得夜夜不能入眠，“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用酒也不能排遣。看来这种忧思是从庆历四年新政实施不久，大地主大官僚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因其特权利益受到新政的限制，便疯狂攻击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手段之卑劣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利用这次救灾，又寻衅欲置之死地。近因与远因相结合，这无疑给他的贬谪生涯又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打击，可以说这六七年是他贬谪最长，也是忧患最深的一段人生历程，事业从发展的顶峰，跌落深谷。正象此后在徐州临终写的遗表：“然而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援能为数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这正是他发自内心的思想独白，亦即“黯乡魂，追旅思”的思想内容。

关于词中“芳草”究系何指？笔者以为暗喻“宋王”，较合主旨。以“美人”、“香草”喻君王是屈原的文学创造，范仲淹是从《离骚》中学来的。不过范仲淹与宋仁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屈原与楚怀王，两人都是爱国志士，有志于改革，也都一度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但都因君主的动摇而失败。范仲淹留下《岳阳楼记》与爱国诗词可与《离骚》媲美，其政绩与武功，则屈原不能望其项背，仁宗赵祯性格软弱却仁慈，所以范仲淹的结局比屈原要好得多，“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汩罗”。就是恰当的评论。“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其中包含淡淡的怨责，也寄有深深的期望，正象在《遗表》中表达的思想：“盖念所惜者盛时，所眷者明主”。希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如此，则不独微臣甘从于异物，庶令率土永浸于淳风”。至于“小人”政敌，毕竟就是“小人”，不存在什么期望，也就不屑一顾了。

综上所述，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是：作者通过对秋景的描写，寓情于景，抒发了新政失败后，于长期遭贬中忧心朝政眷恋宋王复杂强烈的感情。从而表达了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思想。

编者按：董平先生——西安范学家、文理学院教授。著有范学系列著作《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伟大的思想家范仲淹》、《范仲淹爱国诗词研究》等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