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цлагеря и хим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как подавляли Тамбов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历史：坦波夫州的农民起义是怎样被消灭的。

1920年8月，由于俄罗斯坦波夫州的农作物歉收和前苏维埃俄国政府残酷的促销政策的原因，坦波夫州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它由埃泽·亚历山大·安东诺夫（俄罗斯语: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领导。这是俄罗斯内战期间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最大民众起义之一。在有关于前苏联的历史学中，这一事件被称为“安东诺夫叛乱”，而俄罗斯🇷🇺的现代历史学家们则称之为较为通俗易懂的“坦波夫起义”。

我们讲述是什么原因导致数以万计的农民与苏维埃俄国政府陷入绝望的战争，以及苏维埃俄国如何失去3-5万名农民。为什么叛军，被列宁称之为“土匪”的农民起义者们，却得到当地居民的广泛支持，以及图卡耶夫斯基元帅设法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段。

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前，坦波夫州（俄罗斯语:Тамбов）是俄罗斯帝国的粮仓之一。除了目前的坦波夫地区外，它还包括现在的利佩茨克、沃罗涅日、里亚赞、彭赞和萨拉托夫地区以及莫尔多维亚共和国的领土。该省面积62419平方公里，可与现代的拉脱维亚相媲美。它主要是种植黑麦、燕麦、小米和小麦的农业区。面包生长在这里，供养了属于该州的许多其他领土，并将农作物出口到欧洲。烟草业主要以烟草、烟酒和酿酒厂为代表。除了15家小型炼铁厂外，全省重工业没有获得过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1917年“十月革命”和制宪会议的分散之前，坦波夫州的主要政治力量是社会革命党（俄语: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该党通过了一项章程和一项方案，其中包括了“土地社会化”等要点。提出了将土地从私有财产中移走并转移给国家，而且完全禁止出售的国家财产的政策。根据该计划，土地被给予农民社区的无限期使用，而农民社区又根据“劳动规范”重新分配土地。

“土地社会化”的想法对于一个曾经生活在农村的坦波夫农民来说，是简单易懂的。该省的农耕用地占全部土地的53%，而私人土地只有36%。在坦波夫省实施斯托利平土地“社会化”期间，试图清算社区的企图演变成武装冲突。从1907年到1914年，坦波夫州出现了22次的反对土地“社会化”的抵抗，其中9个涉及整个村庄的所有农民。

把面包从农村运往莫斯科去！俄罗斯《国土》杂志 2000年第4期

1918年俄罗斯爆发的内战导致该国主要城市和一些地区的破坏和粮食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为1919年1月“军事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于1919年1月颁布了粮食分配法令。在苏维埃俄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当地的农民被课以食物税。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人民委员部主席列宁签署的《关于在将分配给国家使用的谷物和饲料生产之间分配的文件》规定只有剩余的粮食和饲料应该上交给国家。有人建议，“对从农民那里发现的粮食库存实行不计回报的强制征收”，而“对这些粮食的征收拒不缴纳和隐藏粮食的农民采取严厉措施。”该文件还规定，在没收财产和根据人民法院判决剥夺自由之前，不得没收私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对分配不正确的上诉程序和权利由人民委员部确定。”

后来，征收运动也扩展到土豆和肉类。到1920年底几乎扩展到所有的农产品。农产品的计算应以既定的价格汇算。然而，由于货币在内战当中迅速贬值给农民带来破坏实际上意味着让农民无条件放弃农产品，所以他们宁愿什么活都不干或者减少耕地数量。

这些地区的粮食分配标准由州粮食委员会根据作物和当地城乡居民的需要确定。这些委员会在自己的计算中常常有错误，当地制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接近农民所收获的总产量。

一些粮食收缴队的成员的行动也使农民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正在抢掠粮食。他们往往在当地不仅“随意行事”，而且对人民的暴力行为特别严重。例如，1920年2月，鲍里索格列布斯基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往坦波夫州党和省执行委员会，并向中央选举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审判一名执行人员:

“在乡一级，最肥沃的土地的收成远远低于他们所能给予的，反之亦然。实际上，最肥沃的土地的收成要比农民需要上缴的粮食要少得多。然而，完全不考虑这一点，来到该县的莫格利委员及其支队开始执行这一计划。在普列斯县，一个痛苦的农民的灵魂发出了一个可怕的呼喊，抗议莫格利委员对贫困农民实施的暴力和镇压，对红军的妻子和家人亦是如此。但不是使用拳头，而是皮鞭。”

“这种刑罚是完全不人道的，它使人想起中世纪行刑时用的鞭刑。农民有时被按照尼古拉血腥的艺术规则行刑，甚至更多。被革命法庭逮捕的农民、工人和公民都遭到毒打。但根据坦博夫地方政府的命令，莫格利委员现在被释放出监狱，并被允许履行职责。”

最后，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县执委会主席团指出:“执行委员们控制了邮政局和电话站，以防有人向执行委会总部报告他们的丑恶情况。如果有人能打电话过来，那个人一定会被沿着电话线逮捕”。“粮食收缴的标准应建立在合理的范围内”的要求作为紧急事项执行，他们撤职并审判了莫格利执行委员，和他所有的合作伙伴。

苏维埃俄国政权对农村的政策在全国引起了许多农民起义。农民们不想白白地上缴自己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便开始与征粮队进行公开的对抗。但坦波夫起义却成了其中最大的一次起义，原因是坦波夫的农民们根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粮食。事实上，苏维埃政府在当地的城市和农村都没有坚实的基础。在完全属于坦波夫州的农村地区，工人阶级所占比例不超过1%。而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坦波夫农村，最贫困的农民往往是少数民族。而在那一时期，他们仅占了农民总数的不到三分之一。相反，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富裕的农户的比例很高，从14%到20%不等。

亚历山大·安东诺夫（俄语: 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于1909年2月21日在萨拉托夫被捕，原因是在那里他进行地下贸易。他因参与1908年11月在因贾维诺车站抢劫案和打砸收银机、枪杀城市和林业售票员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根据彼得奥特·斯托利平的决定，死刑被无期徒刑所取代。然而，他从未服过苦役。相反，他花了八年时间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在当地人拒绝了借他700卢布贿赂一些狱卒的请求后，安东诺夫在坦波夫省监狱两次越狱。他第一次锯掉了一楼牢房窗户上的手铐和格栅，爬到外面，但被狱警抓获。第二次，在牢房里，他设法在天花板上打了一个洞，穿过监狱的教堂，在那里他被一个牧师意外地发现了。

亚历山大·安东诺夫在二月革命后作为政治犯被大赦释放。之后他首先被列为坦波夫市警察第二科（地区部门）负责人的初级助理，然后晋升为基尔萨诺夫县警察局局长的职位。在工作场所，征用前政治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甚至试图在坦波夫州建立一些表面上的秩序，以至于他的对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1918年3月初，苏维埃政权在坦波夫州建立后，事实上的双重的政治力量仍留在基尔萨诺夫县。如果该县的名义和权力由布尔什维克代表，则实际部队由县警察掌控。在安东诺夫的执政下，警察的人数显著增加，他们几乎全部由前社会革命党人组成。在建立县“契卡”（即“全俄肃反委员会”，俄语: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又称“契卡” 俄语:Cheká部队——译者注）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对坦波夫州的完全控制。 它“几乎从它存在的第一天”开始就开始打压乡县和城市的警察部门。1918年7月份的下半月，安东诺夫在上级的正式批准下休假一个月，但没有复职。

1918年秋天，契卡中队的行动引发的一波农民起义席卷了坦波夫州。而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几乎没有起到任何安抚农民的作用。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安东诺夫秘密返回坦波夫州的什奇纳村，开始组建和成立武装战斗部队。最初，它仅由10-15个人组成。他们大多是前警察人员，以及在8月份逃脱追捕的人和曾经被逮捕过、但最终因“缺乏起诉书”而被释放的人。安东诺夫还请来亲戚——德米特里的弟弟和姐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博戈柳布斯基（俄语:Александ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Боголюбского）来帮忙。

起义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加。到1919年夏季中旬已经达到150人。他们大多是安东诺夫在特雷希诺村附近组织了2000多次起义者集会后挑选出来的人。

第二叛军司令部的照片。从左到右依次是:博戈柳布斯基、米特罗法诺维奇、安东诺夫、托斯马克和西里扬斯基。

安东诺夫和他的战友们转到地下工作，开始了对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征收粮食”的机构和对当地苏维埃红军战士、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粮食队进行游击战活动。苏维埃俄国政府当局宣布安东诺夫为土匪，同时也把他和其他人的罪行，特别是一些别尔科什金团伙定义为“土匪”。作为回应，安东诺夫追捕并杀死了别尔科什金。安东诺夫本人亲手给基尔萨诺夫县的警察局局长写了一封信，抗议诋毁他和他的农民抵抗者的行为，甚至表示愿意帮助警察打击犯罪活动。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最新消息，苏维埃俄国红军想在所有的劳动农民和整个自由的俄罗斯面前诋毁我和我的战友们，他们称我们为“土匪”。他们试图把我们的抵抗活动同其他的犯罪团伙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们对强盗团伙表示愤慨，我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立场:正如你所知道的别尔什金领导的“卡拉瓦亚”（俄语:Караваинская）强盗团伙，如今我们已经消灭了别尔什金的和他的助手阿丘什基。他们的尸体可以在“肯扎里”（俄语:Кензари）区公路右转处的一百俄丈处取得。而至于其他人的尸体，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送到你要求的地方，或者只是让这些尸体不被发现。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通知你，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与犯罪团伙作斗争，我可以帮助你。”

在坦波夫县的缅卡村（俄语:Каменка）和鲍里索格列布县图戈卢科村（俄语:Туголуково）发生农民的自发起义之后，农民们的反抗开始迅速蔓延到坦波夫州其他地区。1920年8月21日，在坦波夫州的苏维埃俄国契卡中队指挥官们召开会议，他们设立了紧急行动指挥中心，并对该州实施了全面包围。

1920年11月，安东诺夫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领导体系，这个体系被称为“指挥中心”。与此同时，坦波夫地区的联合游击队成立，它的领导者是前科尔萨诺瓦（俄语:Кирсановской）第三区骑警彼得·托克马克（俄语:Петр Токмаков）。

所有的安东诺夫的抵抗民兵团体都有区别的标志。所有的作战军团都有红色的战旗，上面写着军团名称的军旗，以及埃索罗夫斯基（俄语:Эсеровский）的口号：“你会在战斗中捍卫你的权利”（俄语:“В борьбе обретешь ты право свое”）。

除了负责正面作战的民兵团，他们还设有辅助分队和秩序分队:宵禁监察分队、机动通信分队、通信兵分队和侦察兵分队。例如，一支名为“马鲁西”（俄语:Маруси）的部队主要负责从当地的居民手中征用军备和药品。

起义在1921年2月达到高峰，当时的农民起义军人数达到近5万人。起义者们几乎控制了坦波夫州（不包括城市）全境，使里亚扎诺（俄语:Рязано）至乌拉尔（俄语:Уральской）地区的铁路交通瘫痪。

在1921年初，坦波夫州的农民起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抓获了许多苏维埃俄国红军战士，有多达700余人。农民起义者们根据俘虏的职位而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就是作恶多端的“契卡”中队的成员全部被判处死刑。经过一系列审讯过后，苏维埃俄国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也被判处死刑。而普通的苏维埃红军士兵则会听到关于“俄罗斯农民反抗列宁的苏维埃强盗”为主题内容的讲说，并被起义者们邀请加入他们反抗的斗争。如果苏维埃红军士兵表示拒绝，他们就会得到所谓的“休假”，上面有农民起义军军团团长的签名，说明他被俘的时间和获释时的姓名。在萨莫什金（俄语:Самошкина）看来，这样的待遇会试图削弱苏维埃红军部队的军队稳定性和战斗意志，造成了军队的指挥官、士兵和普通的农民和当地的市民对于农民起义军部队的同情。

 坦波夫地方当局最初试图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局面。并一再报告，安东诺夫的主要起义部队已经被摧毁，并且现在正在彻底消灭残存的起义部队。与此同时，坦波夫州地方的契卡中队不仅对农民起义军本身，而且对怀疑同情安东诺夫的当地居民采取惩罚性措施。例如，在1920年12月22日，坦波夫县的尼科尔斯基（俄语:Никольское）村和科普特沃（俄语:Коптево）村的一支契卡部队烧毁了230座农民的房屋，并枪杀了150名农民。这种行为导致一些前战斗人员，包括一些民兵甚至是逃兵，向农民起义军阵地转移。

在1921年新年前夕，在莫斯科市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是否动用一个更大的武装力量来消灭农民起义军。1921年2月12日，根据苏维埃俄国粮食人民委员的决定，在坦波夫州境内停止了粮食征收，并决定取消粮食分配制度，代之以“按10位数和产量计算”的固定粮食税。农民们被要求“赶快去田间工作，以便从中受益”。张贴的口号和标语中都写着:“尽快摆脱匪徒，安托诺夫、埃谢罗夫斯基以及所有的这些坏蛋。他们现在正在妨碍农民在田间工作！”

取消粮食的强制征收并没有给坦波夫的农民带来原谅与信任，战斗还在继续。4月初，安东诺夫的起义军部队控制了坦波夫全境。4月12日，特雷佐沃（俄语:Рассказово）镇被攻占。红军部队的“爱国者联盟”的一个营的11挺机关枪被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们缴获。

在1921年4月底，全面的农民战争爆发。在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的冲突结束后，在克里米亚的苏维埃红军部队击溃了白俄罗斯的兰格尔军队。以至于他们可以抽调更多的苏维埃红军部队对付农民起义军。

Фо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амб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照片来源：俄罗斯联邦坦波夫州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

约有4万多名红军士兵被转移到坦波夫州。米哈伊尔·图哈耶夫斯基（俄语:Михаила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被任命为部队的指挥官。5月底，在乌博里耶维奇（俄语:Уборевича）的共同指挥下，苏维埃俄国红军部队在尼扎维诺（俄语:Инжавино）车站附近集结并最终击败了第二农民起义军。

除了军事行动以外，负责消灭起义军的图哈耶夫斯基元帅还在5月12日抵达坦波夫的那天发布了№130命令。命令当中说，“苏维埃俄国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在坦波夫州的抢劫和起义，以恢复和平与诚实劳动。我们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所有农民起义者们被告知:“要么像疯狗一样死去，要么屈服于苏维埃当局的意志。”在同样的命令里，第六条规定了“劫持起义者家属人质的行动”。命令中规定，“起义者的家庭作为人质被逮捕，他们的财产则被扣押。所有被逮捕的起义者的家人至少应当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两星期，直到该家庭成员当中参与农民起义的人员向苏维埃红军缴械投降。”在此期间，“所有被劫持的起义者的家庭成员会被派往北方从事强迫劳动，而他们的财产将被收归苏维埃俄国政府。”

虽然集中营在坦波夫农民起义开始前就已经被苏维埃俄国积极利用，作为应对“社会异见分子”的打压措施。但很快我们就会清楚，这些集中营机构不仅仅是针对这些“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人”而设立的。5月份，坦波夫苏维埃俄国红军军事指挥部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建立起7个新的战地集中营。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амб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坦波夫地区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

1921年11月19日，鲍里索格列布斯基（俄语:Борисоглебского）集中营和塔拉斯卡（俄语:бараках）集中营（原文当中使用的单词是“концлагеря”，就是“集中营”的意思。这里没有“劳动营”或者“看守营”的歧义，是同德国纳粹建立起来的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同样性质的机构——译者注）的调查显示，囚犯们的生活条件是:营房又冷又黑，到处都是污垢。集中营里没有暖气，囚犯们抱怨可怕的寒冷……床上用品和肥皂在营地里根本看不到，每个人都光着身子睡在牢房里。囚犯们没有理发，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破衣服，没有穿鞋子。他们的身上都有很多的头虱和跳蚤。自从1921年8月以来，囚犯们在澡堂里只待过一次。许多囚犯的营养不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有迹象都表明，被拘留者的食物非常少……被逮捕者每周最多只能吃四分之一磅的面包和土豆……在162名妇女中有大部分人都睡在地板上。囚犯中有青少年和婴儿，而浴室里到处都充满了虱子。这里没有厕所和卫生间，所以他们用谷仓来做厕所……”

俄罗斯历史学家尤利亚·康托尔（俄语:Юлия Кантор）估计，在坦波夫州农民起义当中被消灭的农民总数约为3—5万人。而历史学家鲍里斯·索科洛夫（俄语:Борис Соколов）则认为，仅被驱逐到另一个州的农民就有7万人。

为了打击农民起义军部队，米哈伊尔·图哈耶夫斯基元帅允许苏维埃俄国红军部队使用化学武器。在“坦波夫州命令使用毒气对付农民起义者”的命令中，他说:“对于强盗可能藏身的森林，用氯气（英语:Chlorine,又名三氯硝基甲烷，分子式：CCl3NO2）进行攻击，届时会有一团窒息性的气体在森林中蔓延，摧毁所有隐藏在其中的东西。”1921年6月苏维埃红军至少使用了三次催泪弹，作战效率相当高。

苏维埃俄国红军部队的剿灭行动发生在坦波夫州各个村子里，“没有犹豫、判决和命令，契卡中队就亲自开始抓捕起义者。即使是与起义者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都被登记并被注明他们与起义者们的关系。“他们根据当地的农民是否求饶来决定是否处决他们的亲人。同样，“约有39名被送往集中营的人质是来自于还没有投降的农民起义者的家人。至少有65至70个村庄“因为包庇农民起义者”而被烧毁，当地的村民们被契卡中队驱逐，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充公。即使是苏维埃红军成员的家庭也不能幸免。他们留在了他们被烧毁的家园的废墟中继续生活。这些行动给整个坦波夫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谁都不敢继续包庇农民起义者。

到了1921年夏天，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部队被击败，剩余的战斗部队分裂成小部队，躲藏在树林里，转向游击战战术。到了1921年年底，农民起义被彻底镇压。然而，亚历山大·安东诺夫和他的兄弟德米特里继续躲在坦波夫的森林里。1922年6月24日，他们在鲍里索格莱布县的一个村庄里进行了最后的一场战斗。安东诺夫一家是在苏维埃红军对于鲍里索格列布斯基（俄语:Борисоглебского）村的一次特别行动中被杀害的。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尸体被带到坦波夫，在喀山圣城男子修道院展出了三天。

①:Тамбов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бюджет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амб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ТОГБУ 《ГАСПИТО》)

①:俄罗斯联邦🇷🇺坦波夫州国家政府机构:“坦波夫州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

另见:

②:Пермское краев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Мемориа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Мемориал: Проект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Всё о куль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

②:俄罗斯联邦🇷🇺彼尔姆边疆区社会历史纪念分会国际纪念碑历史课程项目:《关于俄罗斯和国际历史文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