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忆馨

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以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 造物不容许某一家一姓将英才独占，所以路易十六不同于路易十四，乔治三世也不同于乔治二世。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民主国之所以得以成功，要拜谢这两位法英帝王的神经质的头脑之赐了。

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这是道家极其重视的，由于身体强，欲望少，他们大多能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获得此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必须摆脱名利，吃粗茶淡饭，穿衣住处不讲究，步行千里，睡在旷野，不视为苦事。吴复古对此世界一无所求。 他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

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练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

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 闭上了眼。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作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简析在第四卷中苏东坡的形象

《苏东坡传》的第四卷，讲的是他的流放岁月，这让我对苏东坡有了一个新的印象——乐天派。

正如作者在原序中所说，苏东坡的确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这一点在第四卷中有许多体现。因为受到政敌迫害，他在流放过程中多次谪迁，不仅是身体的折磨，精神上也遭受打击，可谓身心俱疲，但他依然能够从艰难处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连他的政敌们都对此无可奈何。

苏东坡在六十岁时被贬到海南岛，当时属于域外之境，气候条件差，居民相处也并不融洽。苏东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可以说是要什么而没有什么，然而他并没有终日怨天尤人，反在这众多的不幸之中找出了一个小小的幸处——没有什么瘴气。虽然这瘴气大多数地方都没有，所以这个幸运小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苏东坡把它揪出来与诸多不不幸放在一起，这就形成了反差，有了幽默的效果。在我看来，这句话并不是他用来安慰自己的，从他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来看，可能他并不需要安慰。甚至，他说的这句话幽默的同时起到了安慰别人的作用，让亲人朋友不必担心自己，自己在这里依然拥有人生的快乐。

即使在流放之中，苏东坡也有广泛的兴趣，有许多业余嗜好。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还发明了烤羊脊。在定州他曾试做了橘子酒和松酒。在海南岛，他自己制墨。这不禁令人感叹，苏东坡真是什么都会。然而作者又告诉我们，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苏过说他父亲制墨时，险些把房子都烧掉。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结果，让苏东坡离我们常人更近了一步，原来他并不是样样精通，他也会有这等尴尬的经历。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之所以不怕失败，不会气馁，就是因为他的乐在其中，他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一次两次的挫折并不会阻挡他的兴趣，和他对生活的探寻。

苏东坡在惠州时盖了一栋房子，并为房子四周的景色写了一首诗。在诗中，东面，山上的寺院传来晚钟阵阵；西面，虹形的长桥横卧于碧波之上；南面，老树的影子映入清溪；北面，河流婉转流去，抱山麓而过。从这些美丽景色可以看出，苏东坡对这房子的喜爱，设计时的用心，房屋建成时的欢乐，以及他对于未来在此的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深深的向往。谁能想到，当初他听闻自己不在大赦之列，反而觉得心情更为安定，才决定盖这栋房子。苏东坡就是这样，不为政事不顺而忧伤愤懑，处处为生活自在而欢心快乐。

苏东坡曾对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朝廷之中，他可以辅佐皇帝；而今被贬，他可以与贫民百姓相交往，依旧可以过着快乐的生活。他有时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有时在槟榔树下与穷庄稼汉闲谈；有时遇到下雨，就借来斗笠蓑衣木履， 在泥水路上溅泥膛水而归，狗见而吠，邻人大笑吼叫。也许这些行为并不符合苏东坡作为官员，作为诗人的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与底层人民的相处也十分融洽，生活自由自在，轻松快活。他能随遇而安，这也正是他作为乐天派的体现。

正如作者所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