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通称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他生活在欧洲古代文明的结尾、基督教即将对欧洲开始其统治的时期，他的历史地位颇象生活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但丁的历史地位。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史诗，在他手里，史诗脱离了在宫廷或民间集会上说唱的口头文学传统和集体性。他给诗歌注入了新的内容，赋予它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性。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可以说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作家。这些特点已为一般所公认了。

维吉尔于公元前70年10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Po）北岸曼图阿（Mantua）附近的安德斯（Andes）村。这地方属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因此他的祖先可能是高卢族或厄特鲁利亚族。这地区在诗人出生前不久才纳入罗马版图，波河南岸的居民公元前89年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而波河北岸直到公元前49年居民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42年才正式归入罗马版图。

维吉尔的父亲务农。但据多那图斯说：“有人说他是陶匠，但多数人说，他是一个名叫玛吉乌斯的小官吏的仆人。他工作得很好，娶了主人的女儿，后来又购置林地，养蜂，颇为富有。”

关于维吉尔的诞生，多那图斯讲了一个传说，纯属神话（古代人是相信这一套的），很象我国古代的史传，不过它反映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对诗人的景仰，不妨迻译一段。多那图斯写道：“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生了一株月桂树，落地之后立即长成一株大树，结了许多果实和花朵。次日她和丈夫去附近一处农庄时，半路上不得不离开大道，在路边一条沟里把婴儿生下来。据说，婴儿出生时不哭，相貌温和，父母当时就肯定这孩子将来会很幸福。此外还发生了一个朕兆，按当时风俗，小儿出生处要种一株小白杨树，这树一种下去就长得象有一年树龄的大树，因此这棵树就被人叫做‘维吉尔树’。人们认为它是圣树，凡是怀孕的妇女和年轻的母亲，都来向它祈祷。”

维吉尔幼年在他父亲田庄上过着农家生活，热爱意大利北部美丽的山川。他的父亲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先送他到克莱蒙那（Cremona），后来又送他到米兰和罗马学习。他学修辞学，向亚历山大派哀歌诗人帕尔通纽斯（Parthonius）学希腊文，从希罗（Siro）学伊壁鸠鲁哲学。鲁克莱修斯（Lucretius）新问世的《物性论》引起他很大兴趣。他又学过医学、算学和法律，并出庭做过一次辩护，但由于口拙，象个没有文化的人，而放弃法律。以后他又信奉斯多噶哲学和宗教。

据多那图斯说，“维吉尔身材修长，面色黧黑，象个庄稼汉。他体质不佳，时患喉疾、胃病和头痛症，还常吐血。他饮食不多。”维吉尔每到罗马，一旦人们认出他来，他便急忙就近躲进人家，其羞涩如此。

在罗马他结识了诗人和政治家迦鲁斯、波利欧和瓦鲁斯。这三人在他的《牧歌》中都影射到。通过波利欧他结识了屋大维，并成为屋大维亲信麦克那斯幕中成员。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公元前43年维吉尔回到他曼图阿田庄，创作《牧歌》。次年屋大维出征菲力匹，击败政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公元前41年犒赏退伍老兵，把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的农民土地充公。

维吉尔被赶出家园，他想抗拒，但险些丧命。于是他避居老师希罗宅中。这在他诗里有生动的描写，对他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据说后经迦鲁斯等人的说项，可能恢复了田庄或在意大利南部康帕尼亚地区另外分得土地田庄，作为补偿，总之他没有再回家乡去。公元前37年《牧歌》出版。公元前37—公元前30年间他创作了《农事诗》，在这段时间的后期，他定居康帕尼亚的诺拉（Nola）和那不勒斯，偶至西西里。公元前30年以后，维吉尔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创作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公元前26与公元前25年，屋大维在西班牙出巡时两次投书索阅已成部分，维吉尔都未首肯。但公元前23年他曾向屋大维和屋大维的妹妹屋大维娅朗诵过一部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埃涅阿斯纪》初稿基本完成，他还准备三年时间修改。为此，他在公元前19年起身去希腊、小亚细亚，去学习和实地观察。到雅典后，他会见了屋大维，屋大维正在这一带出巡，准备回国，劝其同归。他准备启程回国，回国前到科林斯的麦噶拉（Megara）游览，罹热病，渡海抵意大利的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9月21日卒，年五十一，葬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以下两行铭文：

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夺去我的生命，如今帕尔特诺佩保有我；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

维吉尔终身未娶，他有两个弟弟，都早死。他死后，据多那图斯说，他把一半产业留给了异父弟，四分之一献给了屋大维，十二分之一献给了麦克那斯，其余留给了他的朋友瓦留斯和图卡，并在遗嘱中要求他们把史诗稿焚毁。他们在处理他的遗稿时，并没按照他的遗嘱做，屋大维命令他们整理编辑这部史诗，公之于世。

维吉尔生活的时代正值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在漫长的共和国时期，战争从未间断。对外，罗马由防御转向侵略扩张；内部，民族之间、代表着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派系之间，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武装斗争，十分频繁。战争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们的情绪在史诗中有直接的反映，如卷12.517—520，写一个阵亡的青年士兵，他原是以捕鱼为生的，他父亲种着几亩租来的田地，家里虽穷但从不想依附权贵，“他痛恨战争”。维吉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历了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公元前49—前48年），此后凯撒遇刺死（公元前44年），以安东尼和屋大维为一方与布鲁图斯和卡修斯为一方的内战（公元前44—前42年）展开，以屋大维一方在菲力匹的战役胜利告终。不久，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又发动内战，以阿克提姆海战安东尼失败告终。当时厌战的情绪十分普遍。史诗卷6.86，西比尔说“战争，可怕的战争”就是一个概括。诗人在整部史诗中对战争基本持否定态度。史诗第一个字就是“战争”，全诗大部分写战争，足见这问题对诗人来说是极端关注的。战争，在诗人看来，不仅可怕，也是疯狂的，卷二，特洛亚失陷时，希腊人竟盲目地和希腊人自相残杀起来。战争对贫富一视同仁（12.542）。战争，对他来说，就是悲剧。

共和国后期，罗马已经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形成了庞大的帝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前后“三雄”时期，帝国分成中、西、东三部分，结果政由方伯，引起统治者之间的内讧。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加以整个奴隶主的统治机器日趋腐败，贪污纳贿，道德堕落，这一阶级的寄生性暴露无遗。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屋大维应运而生。

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后，屋大维登上历史舞台。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骑士（商人），做过助理执政官（公元前61年），又做过马其顿总督，公元前59年卒，有二女一子。屋大维的母亲阿蒂雅（Atia）是凯撒的外甥女。代表平民派的凯撒被贵族元老派的布鲁图斯和卡修斯等刺死后，他的遗嘱指定义子屋大维为继承人。这时他正在驻希腊的凯撒兵团服役见习，他立即回国，力图报复。他很快获得元老和助理执政官的职位。根据元老院一条法令，他同安东尼和雷比杜斯组成三人委员会（“后三头”，“后三雄”），掌握绝对权力。对内消灭贵族元老派政敌，遣散兵团，实行屯垦。对外，把罗马版图分成西、中、东三部分，分别由三人掌管，平定了西部和东部的叛乱。公元前36年雷比杜斯被屋大维排挤掉，而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也展开了决战，以公元前31年安东尼失败告终。从此屋大维一人大权独揽。公元前29年罗马的雅努斯庙门自公元前235年以来首次关闭。屋大维再度遣散兵团，分土地给退役老兵，恢复旧宗教，动员诗人、历史家、艺术家为他服务。公元前27年他接受“奥古士都”的称号。元老院为他立金盾，盾上的铭文称颂他的“武功、慈惠、公正和虔敬”。自从凯撒死后在公元前42年被奉为神明以后，屋大维已是理所当然的神之子（divi filius），现在他更是神化了。公元前22—前19年他出巡西西里、希腊、小亚细亚，整顿政务。公元前18—前17年他颁布禁止通奸法、禁止奢侈法、婚姻法，整顿罗马的道德风尚。

他又领了大祭司的头衔，成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公元前2年他被晋封为“国父”。公元14年卒。

屋大维代表的是新贵族元老和骑士阶层。在他的统治下，罗马的政治秩序是稳定了，结束了以前长期的内部纷乱，形成了大一统，建立了“罗马和平”。但罗马并未因此而万事大吉，罗马平民的地位并没有改善，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还是存在，海外受压迫的外族不断反抗。雅努斯庙门关了，是否还会重开呢？屋大维本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冷酷无情，他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埃格那提乌斯（M.Egnatius Rufus）和他争选执政官失败，他疑心埃格那提乌斯要谋害他，就把他处死。汉武帝和屋大维都算得上是英主，终武帝一朝，不知杀死多少丞相。公元前40年他和安东尼的弟弟鲁奇乌斯作战，把300名俘虏杀了祭他的义父凯撒。凯撒本人在一次战役中把所有的抵抗者的手都砍掉。一个垂死的战士请求屋大维把他死后埋葬，屋大维对他说，鸟会解决他的问题的。这类乞求之后仍不免一死的场面在史诗描绘战争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全有现实根据。屋大维的冷酷的一面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一剧中也有所体现。

屋大维还有“清教徒式的狂热”。他生活简朴，一直住在帕拉提乌姆山上一所旧宅子里，小而简陋。他热衷于恢复古罗马的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和文物制度。他笼络文人，自己也写作。他控制言论，共和国时期以西塞罗、鲁克莱修斯为代表的比较自由的风气已荡然无存。他迷信，但又意志坚强。他对忠于他的人也同样忠实。

维吉尔为之服务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附屋大维，但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衷心感激屋大维给罗马带来和平，给他本人土地和家宅。屋大维奖励文学，提倡古风，提倡斯多噶派的道德，恢复宗教信仰，维吉尔敬仰他，讴歌他，埃涅阿斯部分地正是屋大维的画像或屋大维所提倡的品德，他的史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遵命文学。但最终他对屋大维有所保留，他对屋大维的事业，对罗马帝国有些怀疑。马克思很熟悉维吉尔的诗，常引用他的诗句，他在办《莱茵报》的时候，和检查制度作斗争，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引了维吉尔一行诗，不过反其意而用之。这行诗是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希腊人带着礼物来，我也怕他们）见《埃涅阿斯纪》2.48，是拉奥孔警告特洛亚人不要把木马拖进城去时说的。这句话很能代表维吉尔的疑虑心情，象一只惊弓之鸟，从这心情生发出他全部创作的一个基调。

这里不得不牵涉到维吉尔的哲学思想。我们前面说过维吉尔早年从希罗学过伊壁鸠鲁哲学。这派哲学思想在罗马最杰出的代表是早于维吉尔约三十年、共和末期思想比较自由时期的鲁克莱修斯，著有《物性论》。鲁克莱修斯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由原子组成，宇宙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但人有自由意志。人的灵魂也是物质的，死后无所谓灵魂，死亡是自然规律。神在宇宙中没有地位，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怕神怕死都无济于事。鲁克莱修斯这种主张是针对当时一方面罗马的旧宗教已不为人所信奉，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怀疑和悲观情绪，走上迷信的道路，因此他宣扬这种无神论思想。在个人行为方面，他继承伊壁鸠鲁的思想，主张一切行动都应以是否给个人带来快乐或痛苦为准。所谓快乐，就是一种宁静的精神状态，无欲、无忧、无痛苦的状态。他反对奢侈，主张简朴的生活，从大自然中获得享受。维吉尔很服膺他的哲学，他在《农事诗》（2.490—492）中说：“幸福啊，能够知道物因的人，能把一切恐惧、无情的命运和贪婪的阴河的嚎叫踩在脚下的人！”

维吉尔后来又倾向于斯多噶派哲学。斯多噶派哲学很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其基本论点是：宇宙是由神主宰的，神左右物质；在人的行为方面，这派也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人运用自由意志来服从上帝，这就是使人生幸福的最高道德标准。这派希腊哲学家来到罗马之后，罗马一些哲学家，包括西塞罗，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他们认为世上一切既然严格受必然性（上帝、神、命运）的支配，人就应当培养一种坚韧耐苦的精神，作为道德修养。这种精神状态正是罗马贵族所需要的。在早期他们靠这种精神打仗，应付政敌，到后期又以此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早于维吉尔三十多年的西塞罗在为他儿子写的《论职责》（De Officiis）一书中提出四大主要道德范畴：智慧、正义、坚韧和温和。斯多噶派还主张人人是兄弟，普遍的爱。早期斯多噶虽也主张神灭论，但晚期又接受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主张神不灭论，人死后，灵魂存在于空间，直到下一次世界大火；善人的灵魂升往星空，恶人气浊，只能留在地表。这样一来，斯多噶哲学又带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些当时流行的思想都在维吉尔作品里有所反映。他歌颂坚韧不拔的精神、责任感、虔敬、信神；他歌颂和平与和平带来的幸福，歌颂给他带来幸福的屋大维；他歌颂田园生活，陶醉在大自然中；他歌颂普遍的仁爱。但在这些背后——而且也是历来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成为维吉尔风格特色的，使他成为所谓Lacrimae rerum（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的东西——却隐藏着一种无限忧郁的情绪，悲天悯人、怀疑以至宿命论的情绪。为了罗马创业，流浪、失去亲人、战争、死亡种种牺牲，即所谓的“英雄行为”值得么？《埃涅阿斯纪》中这种贯彻始终的情绪正是诗人对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感受的反映。共和国末期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外扩张，一个青年自由农民一当兵就十年二十年，长期驻扎海外，田园荒芜，说不定还要葬身异域；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流血的残酷斗争；社会上的种种残暴、腐败和罪恶，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屋大维固然带来了和平，雅努斯的庙门也关闭了，作为一个思考的诗人，维吉尔不禁要问这种和平能持久么？屋大维这样的统治者，冷酷残忍，他也是看在眼里的，能信得过么？

这种忧虑与怀疑情绪在当时哲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是被压制下去了。维吉尔敢于在他的史诗里反映出来，这是他难能可贵和特异的地方。我们不必一定要为他这种情绪找哲学根据，他的经济地位和深刻成熟的思考就是问题的答案。

但是怀疑和担心是一种消极态度，怎样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呢？他鼓吹仁爱，但是仁爱是不存在的，史诗里已多处证明了。维吉尔就只有相信命运。命运的观念贯穿整部史诗，一切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都只能用命运来解释。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一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有时明知这力量是什么，但自己也无法改变现状。维吉尔把它归为命运，这也是古代人共有的信仰。在史诗卷二（399—401）叙述特洛亚陷落时，希腊人有时表现得很怯懦：“有的往船上奔跑，想逃到安全的海滩；有的出于可耻的胆怯，爬回到马腹里去，躲藏到他们熟悉的窠里。”尽管如此，“伊利乌姆和特洛亚人的光荣伟大已成过去；无情的尤比特已把咱们的一切移交给希腊人了”（325—327）。命运是无情的。普利阿姆斯被皮鲁斯杀死后，诗人写道：“就这样，普利阿姆斯的命运结束了；他看着特洛亚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看着物阜民丰、在亚洲称雄一时的特洛亚遭到灭亡，在命运的安排下，结束了一生。他的巨大的身躯躺在了海滩上，身首异处，成了一具无名的尸体。”（554）一个好端端的特洛亚，一个子孙满堂的老人，就这样覆灭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值得怜悯同情，甚至产生绝望：“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2.354）即使在写田园生活的诗里，命运也时隐时显。《农事诗》卷四写养蜂，开头就说养蜂的事虽微不足道，但很光荣，“如果神灵不作对，阿婆罗倾听祈求的话。”特洛亚族和拉丁族的混合也是命运注定的。屋大维的外甥和继承人玛尔凯鲁斯早死，也是由于“命运的不公正”（6.869）。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得不到解释时就被说成是命运，把这种认识变为信仰，变为观察世界的工具。不仅人要听从命运，连神也受它支配。命运独立于神，超出神之上。卷十开始时，在天上辩论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争执时，尤比特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一切让命运决定。（但尤比特既是主神，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意志和命运的决定常是一致的。）

相信神，相信命运，对维吉尔来说，就是希望未来的命运好一些；作为一个个人，他只能努力向上、向善，其余都听诸命运，上天会结束灾难的，正如埃涅阿斯安慰和他一起流亡的人时所说的：“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1.199）。

维吉尔的作品，除了《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外，还有八首诗，据传是他所作，但学者们都一致否认。有些是别的诗人受他启发而写的，有的可能是奥维德写的，都被后世编纂者附会而错编进维吉尔诗集。不管怎样，有些诗却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或当时人认为是维吉尔的情绪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诗都作为附录收在维吉尔全集里，一般不为人所知或重视，但情趣与维吉尔相近，可资参阅。

《牧歌》（Bucolica）写于公元前42—前37年间，标题《诗选》或《短诗集》（Eclogae）为后人所加，共收十首。其中有两首（1、9）谈到他田产充公的事，因此大约成于公元前41年或稍后；第2、3、5、7首可能写于公元前42年，当他回到曼图阿田庄时；第6、9首写于老师希罗宅中，也是公元前41年，其余则写于罗马。这些诗，有的是献给他的朋友波利欧、瓦鲁斯和迦鲁斯的，有的（第1首）献给屋大维。其中一半是采用牧人对话或对歌的形式。

牧歌这种诗歌类型起源于西西里，其主要代表是希腊化时期出生在西西里的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os，约公元前310—前250）。他的诗共留存约三十首，其中有些以对歌形式描写牧人生活，悼念失去的爱人，属于牧歌类；有些则写都市赛会、神话传说；有些则是诗简，有的带有戏谑性质。他一向被认为是欧洲牧歌的鼻祖。

维吉尔的《牧歌》正是在忒奥克里托斯启发下创作的。他的《牧歌》一问世就风靡一时，贺拉斯赞美它“温存而有谐趣”（molle atque facetum），大半不仅是因为这类诗歌在罗马还是第一次出现，有清新之感，更是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某些社会阶层的情趣和理想。它此后也历来受到赞扬，被人模仿。英国18世纪评论家约翰逊对上述两个诗人做了比较，他说：“忒奥克里托斯作为作家甚不足道，至于他的牧歌，维吉尔明显比他高明。……忒奥克里托斯虽然生活在美丽的国土，但描写不多，他写的风习很粗鄙。维吉尔的描写多得多，更富于情调，更多大自然，艺术性更高。”近代文学史家也认为它是罗马文学中的首创，对后世影响最大，它的写景象18世纪画家特纳（Turner）的画境，幽邃迷离，评论家麦凯尔（Mackail）誉之为“魔幻式的光泽，奇异的黄金，非人间的天光”。

《农事诗》是遵命文学，是麦克那斯示意写的，以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的政策。他用了七年工夫（公元前37—前30）才全部完成，平均每天写一行。多那图斯谈到维吉尔创作《农事诗》的工作方法时说：“他每天一早口述大量已有腹稿的诗行，然后整天都用在加工上，把它们删减成很少几行。”他又引维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写诗就象雌熊舔仔，把它们慢慢地舔出一个模样来。”

全诗共四卷，每卷五百余行，分别写种粮；植树，主要写种植橄榄和葡萄；畜牧；养蜂。形式仿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属“教谕诗”类型。它有实用手册的作用，也记载一些神话传说，也写个人的思想感情，如赫西俄德要求同弟弟和解，反抗暴政，要求正义。维吉尔在这基础上加以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和个人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