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通讯员 涂莉 付剑清 记者 戴红兵 汤华明 实习生 邱晨陶文玲）“艳阳天”在本市饮食业颇为知名，其董事长余震彦却自扬“家丑”，以商标侵权之名，将其嫂子高伟明告上法院，同时申请法院在开庭审理前，以诉前禁令，将高伟明开办的带有“艳阳天”字样的三家酒店招牌拆除。昨日，市中级法院根据其申请，责令位于香港路的“艳阳天旺角”美食城、百步亭的“艳阳天天天天艳阳”酒店、江夏区的“艳阳天旺角酒店”等三家酒店，拆除带有“艳阳天”的营业招牌。这是武汉法院首次在商标侵权案件中适用诉前禁令条款。

　　昨日下午2时，在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宝丰路店，32岁的董事长余震彦向记者吐露了艳阳天的发展史。艳阳天是这样开张的我是1971年出生的，家里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是老幺。初中毕业后，我靠卖香烟攒了点钱。当时，我年纪不到18岁，到外地学了个驾照，回武汉给别人开车为生。后来，又借钱买了部大卡车运货。做了两年后，就买了部中巴，专门跑从古田到岱家山的客运，不久，又添置了两部车。至今还有人夸我：这条线上就数你勤快！我的理想是做商贸。我开餐馆的理由就是想通过开餐馆结识一些朋友，然后再经商。1995年10月，我把3部中巴卖掉，有了20多万元，妈妈将家里全部积蓄和筹来的钱共十多万借给我，这才在黄浦路原长江电影院开了第一家艳阳天美食城。这是我的店，注册登记法人当然是我，合伙人写的是我和我妻子。开餐馆要取名，我妈妈取了“艳阳天”和“紫罗兰”两个。由于“艳阳天”中的“艳”与我的名字中的彦同音，“阳”与我妻子的杨姓同音，便用了它。当年10月8日，艳阳天美食城开张，我们全家人都来帮忙。妈妈做财务，爸爸当采购，二姐收银，哥哥管厨房，嫂子高伟明做大堂经理，我则全盘负责。餐馆这一行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没有经验，起初我们做得很苦。开张前3个月亏得一塌糊涂。我急得一家家去敲门拉生意。做服务总有不周之处，为了给客人赔礼道歉，我学会了喝酒，最多一次喝了3斤酒，几次因酒精中毒被送往医院抢救。当时家里人都很辛苦，为了搞好店子，一家人合作得很好，没有为利益而扯皮的事。哥哥和嫂子的确付出了汗马功劳。1996年底，嫂子因个人原因离开了美食城。后来，我在二七路开了家分店，便将黄浦路美食城转给哥哥经营。艳阳天真正在三镇打出名声，是在1998年7月10日宝丰路店开张的时候。从此，艳阳天开始走上顺利发展之路。“艳阳天”让高伟明的餐馆起死回生余震彦否认“能同甘不能共苦”的说法。他称，创立之初，嫂子高伟明和全家人都很辛苦，但高伟明只在艳阳天干了一年。这次打官司并不存在家人间的利益之争。他说：“高伟明离开艳阳天后，在汉口江边的君安证券附近办了一家名为金穗源的餐馆，但一直生意不好。她后来与我签了《艳阳天美食城名称使用合同》后，打起艳阳天的招牌，生意好了起来。这地方后来因拆迁而停止营业。再后来，高伟明在香港路开了一家高阳大酒店，意思就是要高过艳阳天，我当时还送了2万元钱让她开业，她没钱交电费，也是我掏的5000元，生意做得要垮了，她就强行打起艳阳天的招牌，顿时起死回生。”余震彦说：“我知道后找工商部门投诉她侵权，她找我说情，我就是看在家人的份上，才没有追究此事，现在想来后悔，要是当初追究了，高伟明的商标侵权行为就不会发展到现在如此严重的地步。”艳阳天的牌子不能砸对这桩诉讼，余震彦称，嫂子会为人，又大气，以前他的确与嫂子的关系蛮好。但是经过许多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打这场官司，“毕竟与家人打官司不是件光彩事，但不打不行！”余震彦说，起诉书是上个月就交到法院，直到昨天早上法院要去执行之前，他才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妈妈和哥哥。他们的态度是：这样搞不好。“嫂子开的分店，对艳阳天这一品牌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余震彦翻出几份报纸，上面的报道都点名批评的是艳阳天酒店。余震彦说：“不知道的人以为是我开的艳阳天，实际上都不是我开的店。”余震彦说：“高伟明以艳阳天的名义开了3个分店，但都没有给我打招呼。别人跟我说我在某某地方开了店，令我糊里糊涂。她开店都是以艳阳天的名义招工、贷款的。”“她与我开店的定位不一样，她做活动有优惠，别人来我开的店就会指责我们。我们可以让客人带酒水进店就餐，但她就不允许这样，客人又会问我们怎么同一个名字的店不一样的规矩，令人感到难堪。”余震彦说，他感到气愤的是，高伟明还恶意抢注艳阳天商标。早在1998年，余震彦就将“艳阳天”商标文字及图案申请了注册。谁知2000年12月20日，高伟明所办的武汉市艳阳天旺角美食城竟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提出申请：将近似的“艳阳天”商标文字及图案，申请注册在日用搪瓷塑料器皿等第21类商品上使用。直到去年5月24日，该商标生效前一个月，余震彦才发现此事，立即通过省商标事务局提出异议，制止了这一抢注行为。“她马上还要在武昌开一家店，这样迅猛地发展，我再不理睬，艳阳天这个资产良好的企业必然会受影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艳阳天这个品牌被砸！”余震彦的嫂子高伟明：什么事不能商量解决？

　　昨日下午2时30分，当工作人员正在按法院的要求，拆除百步亭店“艳阳天”三个字时，法人代表、总经理高伟明接受了本报的采访。闹上法院十分震惊高伟明说：“我是今日早上法院通知后才知道消息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家人之间的事，竟然闹到了法院。同是一家人经营着同一个品牌的酒店，而且是大家经过多年打拼创建的知名品牌，我们的身份都在一个门牌号下，兄弟叔嫂之间，有什么事不能商量解决？法院来店内送达公告，实施诉前禁令，诉前保全和证据保全，必须于当日拆下艳阳天三个字。我想，除了我会震惊，客人会震惊外，我的家人都会为此震惊。”叔嫂纷争令人痛心高伟明说：“1995年以前，余震彦还是一个巴士车司机，跑古田二路到岱家山一线，一天跑到黑，累得要命也赚不到多少钱。我在婆婆（余震彦的母亲）的鼓励下，动员余震彦放弃跑巴士，经营餐饮。当初，我们在黄浦路的一个被烧毁的长江电影院租下房子，婆婆出资17万元、余出资17万元，我出资17万元，共同办起了艳阳天店。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就在店内，过年过节从不休息，再苦再累也不吭气。我比余震彦大一些，在外面熟人又多，酒店外面的各种手续都是我一个人负责跑路办理。那个时候，余震彦不叫我嫂子，而称我姐姐。这不仅是尊重，更多的是，我的作用比他大。余不只一次对我说，如果我能发展起来，那都是姐姐你帮助成功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姐姐。”“事实上，我们家的内部关系一直很好。婆婆有病，大家都争着照顾；家里有大事，大家争着出钱。今年六一儿童节，我们还特意把孩子弄在一起玩，一家人好得不得了。但由于平时各忙各的，很少在一起交心谈心，更谈不上商量共同发展的计划。”高伟明说：“现在，余震彦有了大发展、大造化后，以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知名品牌为由，一张状纸，把我推上法庭，我能不痛心？”是祸是福都要面对1997年，我们共同的酒店有了发展，三方都收回了投资。后来，余震彦注册时，还是我请人帮忙去办理的，因为都是兄弟姐妹关系，以他的名义注册又有何妨？所以，我当时对这个注册没有放在心上。同样，我的老公余震辉1998年注册“艳阳天旺角”时，我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我于去年4月注册了“艳阳天天・天天艳阳”也没有与大家商议。本来嘛，个人凭能力做事、凭本事吃饭。话又说回来，我只注意实干，不重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我的致命弱点。人家把我推上了公堂，是祸是福我都得面对。法院送达的决定，我无条件执行，至于官司怎么打，我也有我自己的权利。谁赢谁输还没有定，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之所以伤心落泪，是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共苦不能同甘。我断言，如果我们一家人能团结协作，形成合力，我们的餐饮业会做得更大，甚至可以超过本地任何一家。因为我们都是30多岁的人，正是干事业的年龄。而且我们都曾有较大的成功。但现实毕竟是现实，照今天的搞法，我们走到一起已经是不可能了。可是，即使这样，我仍然会继续奋斗下去，把我自己的事办好。谁是“艳阳天”的创始人？余震彦高伟明说法不一高伟明说，艳阳天是她和妈妈、余震彦共同创立的，但余震彦否认这一说法。“共同创立并不是口说的，要有证据证明才行。当时的老板是我和妻子，别人来这里是打工，家人来就是给我帮忙，我同样每月付工资。不能说来帮忙就是创牌子。”针对高伟明提出的投资17万元一事，余震彦说：“嫂子没有投一分钱，当时我们的注册资金是80万元，但除了我的20万加上妈妈筹来的10多万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赊来的。嫂子在外边赊回了一台彩电和功放等货物，价值17万元，后来我生意好时把这笔货款和妈妈借的钱都还了。

　　如果说嫂子是投资人，当时开办美食城时向江岸区工商局递交的章程，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投资人是我和妻子，哪有她的名字？”而对于高伟明提出的“艳阳天”品牌应有她一份之说，余震彦拿出1998年10月1日签订的一份《艳阳天美食城名称使用合同》，上面甲方为余震彦，乙方为高伟明，并清楚写着：“甲方同意乙方开办于江岸区洞庭街36号（原名金穗源）使用艳阳天美食城名称，使用期两年。”下面有高伟明的签字及手印。余震彦说：“如果说艳阳天品牌是她创的，她怎么会签订这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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