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有关《传习录》的研究已往多侧重于其刊刻形成的过程，而本文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所收入的序、跋、小引等，分析明儒对《传习录》的刊刻及旨趣，并以此说明王阳明思想在明代中后期影响如此之大，与明儒刊刻、传播及阐释此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传习录》  刊刻  旨趣

     《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友人及学生讨论学术问题的记录，属于语录体。“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传不习乎？”朱熹注此说：“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此录上卷主要由徐爱（字曰仁，号横山，1487—1517，浙江余姚人）、陆澄（字符静，浙江吴举人）、薛侃（字尚谦，号中离，？—1545，广东揭阳人）所录，他们既是记录者也是提问聆听者。中卷里的书信，计有《答顾东桥书》、《启问道通书》、《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等，与友人讨论学术问题，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教约等，则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仍为语录，后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作为语录体包括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阐释儒家经典的学术著作。如关于《大学》今本与古本、亲民与新民，以及格物等都是通过徐爱与王阳明的问答而诠释的。

有关《传习录》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刊刻形成的过程，而本文拟以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所收入的序、跋、小引等，分析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宗旨、用心），并从这个角度展现一下王阳明思想的传播。

                           一、《传习录》的增补与刻成

《传习录》最终成书有一个增补的过程，大体包括《初刻传习录》、《续刻传习录》、《传习续录》、《传习录》三卷几个阶段。[1]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弟子薛侃刻《传习录》于江西虔州为三卷，即今《传习录》上卷。计有129条。依次是徐爱录14条，陆澄录80条，薛侃录35条。前有弟子徐爱序。此序讲述了此前门人有私录王阳明论学语，徐爱因此也想录，征求王阳明的意见。王阳明以用药与治病为喻：圣贤教人如医生因病而立方，其间也要根据病人的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有所增减，关键在于治病。最初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药方，如拘泥或执着一种药方，便是害人。他说：“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赘疣。若遂守为诚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2]徐爱意识到王阳明传道重在教化而不在语言，当然不愿意把语言备录成文字乃至于刊刻成书，这样做恐使自己的思想教条僵化，妨碍其传播及应起的作用。但他还是备录王阳明论学语，其理由是：第一，如果弟子们常常在老师身边，聆听教诲就不会多此一举。事实是这些弟子常不在老师身边，彼此间也不常聚会，既不能聆听教诲，也不能相互砥砺，难免堕落或颓废。第二，这些弟子对于老师的话不能身体立行，讨诸实践，那我将是罪人。也就是说徐爱备录王阳明论学语，不在文字而在践履，实践老师的思想，起到教化的作用才是录刻《传习录》的目的。[3]

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字符善，号瑞泉，1487—1541，陕西渭南人）刻《传习录》于越，为《初刻传习录》，包括论学书九篇，即答徐成之二书、答顾东桥论学书、启周道通书、答陆元静二书、答欧阳崇一书、答罗整庵书、答聂文蔚书，合为共二册。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浙江余姚人）又增《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即今《传习录》中卷。南大吉作为王阳明的弟子亲炙其教诲，初刻《传习录》刊行后，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对《传习录》笃信不疑，而且窃见其中的大道，以为此录囊括天地宇宙万物，反映人心之所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也有感缺略，因此，命令胞弟南逢吉重刻《传习录》。同年，南大吉作序称：“天下之于是《录》也，但勿以闻见梏之，而平心以观其意；勿以门户隔之，而易气以玩其辞。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而凡斯《录》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无复可疑者矣。”[4]要以平心而不是以闻见、以易气而不是以门户、以我而不是以《录》本身看待《传习录》，一句话，以我心与《传习录》相互印证，这既是体现《传习录》的不二法门，同时也反映他续刻《传习录》的旨趣，旨在使大道明于天下。

嘉靖七年（1528）冬，王阳明去世以后，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浙江山阴人）奔丧至上饶，向同门征集老师遗言。嘉靖十四年（1535）年，钱德洪在苏州刻成王阳明《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既以编入《文录》书类，于是摘《文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又采陈九川（字惟浚，号竹亭，明水，1494—1562，江西临川人）等所录，得二卷。本想附为续录，钱德洪恰遭丧母，书并没有刻成。嘉靖三十二年（1553），恰好阳明诸弟子相会于南京，钱德洪与何迁、刘起宗（字宗之，号初泉，1538进士，四川巴县人）商订旧学，认为王阳明教人宗旨集中在《传习录》，希望增刻成书。于是刘起宗回到宁国，与泾县知县丘时庸商量，捐资刻《传习续录》于水西精舍，即今天的《传习录》下卷。[5]

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刻成下卷之后，又易中卷为问答语，合并编成上、中、下三卷，刻于蕲之崇正书院。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编《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传习录》上卷为第一卷，中卷为第二卷，下卷为第三卷，钱德洪附以《朱子晚年定论》，学者以此为最完备可靠之本，四部丛刊影印隆庆六年刊本，即今天的《传习录》。

对于徐爱、钱德洪、王畿等人的贡献，嘉靖三十七年（1558），唐尧臣《传习录》序认为，王阳明之学由徐爱等记录学习而开始专门化，又由于钱德洪、王畿等而得到传。具体地说，徐爱首先编《传习录》并以此开示来人，于是朋至信孚，而良知之说得以广泛地传播。钱德洪、王畿笃守师门之说，竭力推广师教，使王阳明思想进一步光大，王门后学遍及各地。[6]崇祯五年（1632），陈龙正在《传习录小序》中指出：自徐爱编《传习录》之后，陆澄、薛侃加以完善，即现在的上卷。其后陈九川等又各有记，钱德洪又作补遗，总名《传习续录》，即现在的下卷。中卷有答顾东桥等人七书，最后附以《训蒙条教》。上下卷都是王阳明弟子自记请政与所闻答问之词，大都切于明道，最好编在前面，中卷书札虽然是论学，但论学者并非只有七书，为何只有七书入《传习录》。于是把这七书移入二卷书札中，《训蒙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不过是各从其类。对于《传习录》原本所载漫无关系、有彼此并记、意同事同而文字稍有差异等，做了一些必要的删节，论学答问保存不变，仍为上下二卷。自顾东桥至聂文蔚共七书原为南大吉编入《传习录》中卷，现移入书类。至于答顾东桥第七条，即钱德洪所说的拔本塞源论，“尤诸书之统宗汇源处，实千年以来未闻之眼，宜潜心熟玩焉。”[7]对王门诸弟子如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陈九川等都予以肯定，以为他们编辑《传习录》不仅使此《录》得以成完书，而且也使王阳明的思想得以传播。

钱德洪把《朱子晚年定论》作为附录刊入《传习录》，朱文启、朱文教重刻《传习录》加以继承。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九叙（福建漳平县人）序认为：对于《朱子晚年定论》之论定与不定、之年晚与不晚，不足以深辨。关键在于考衷于《传习录》以识其宗，参伍于《朱子晚年定论》以识其谬，于是乎因朱熹以得王阳明，因王阳明以得孔子一贯之旨，也在于学者自得而已。[8]朱陆异同演变为朱熹与王阳明异同，陈懋德在回答此问题时认为：朱熹晚年悔悟，“因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人不昧，则是做工夫的本领。若不察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在他看来，朱熹也讲良心，与阳明倡良知是一致的。[9]

二、《传习录》的各地刊刻与传播

为了传播王阳明的思想，其弟子及后学在各地刊刻《传习录》，以下举些实例加以说明。

福建之刊刻与传播。聂豹（字文蔚，号双江，贞襄，1487-1563，江西永丰人）认为，《传习录》为王阳明针对不同学生或在不同地方的问答，而且录自于多人之手，因此难免有重复，“间尝与陈友惟浚，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闽，以广先生之觉焉。”[10]陈惟浚即陈九川为阳明弟子，从聂豹的序可知他们曾在福建刻《传习录》，《传习录》在福建传播推广阳明学。嘉靖年间进士朱衡序称：沈宠（字思畏，号古林，1537举人，南直隶宣城人）推崇王阳明之学，考查闽地闲暇之际，取《传习录》、《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手订付梓，在诸学宫弟子员中传播阳明学，嘉惠地方士人。周敦颐之学由二程发扬光大而且南传，于是开八闽道学之盛，王阳明之学也南传，沈宠功不可没。沈君笃信力行，自成自道，于阳明学上溯至濂洛之源，使孔孟之学光大于今日，也希望诸生为弘扬阳明学而努力。[11]

甘肃、陕西之刊刻与传播。《续刻传习录》有闾东刻本，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八月，闾东作序道出续刻缘由，其一，《阳明先生文录》刻于姑苏，《传习录》刻于赣，继又有薛侃刻其《则言》，然而相传不多得，同志者未得合并以观全书，每有遗憾。其二，他自己“按西秦，歴关、陇，见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因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愿与同志者共焉。”[12]这是关、陇之刻，并推展王阳明思想。

湖南之刊刻与传播。孙应奎（1529进士，字文卿，号蒙泉，浙江余姚人）官至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后左迁山东布政使。孙应奎为王阳明弟子，嘉靖三十年（1551）五月作序称：曾在天泉楼聆听老师讲《大学》首章，王阳明讲到“致知格物”时说：“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之，斯实致之矣。”再见面时，王阳明又手授《传习录》，而且说：“是《录》吾之所为学者，尔毋徒深藏之可也。”[13]孙应奎一生历经仕宦，走访先贤遗迹，感慨颇多，尤其是有感于王阳明所倡之道不彰显，因此急切希望豪杰出来帮助他传播。他巡衡州，恰好湛若水的弟子蔡汝楠（字子木，号白石，1514～1565湖州德清人）知湖南衡州，始终以礼教民，民风渐趋循谨，又兴学课士，简拔贤才，究心于性命之学。孙应奎见他如此热心，于是把王阳明亲授的《传习录》交与他，刊刻于石鼓书院。他们认同性灵在人，这也说明传播阳明思想的人与王阳明本人存在着一种默契，他们之间的性灵是相通的，通过此种传播，王阳明学说与德行进一步光大。[14]曾学博在湖南刻《传习全录》，刻成后请查铎（字子警，号毅斋，1516-1589，嘉靖年间进士，南直隶泾县人）写序，查铎讲王畿、钱德洪之学，后进多归之。为此作序称：醴陵曾学博对王阳明致知之学有所得，他接受委任经过星沙时，与曾学博畅谈有意刊刻《传习录》，又见从者积极响应，于是共同出资刊刻《传习全录》于学宫，以便进一步阐扬致知之旨。[15]

江西之刊刻与传播。王宗沐（字新甫，号敬所、樱宁，1523-1591，浙江临海人）序说：《传习录》为弟子们记录王阳明论学之书，各地刊刻颇多，而唯独王阳明讲学重地江右却没有刊本，因此，他恭请当地官员刊刻《传习录》，以及王阳明相关著述，共得十一卷，刻成后置于学宫，以便众生员阅览传播。[16]钱启忠（字沃心，浙江人）、金正希（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崇祯进士）《重刻王文成传习录》。崇祯三年（1630），钱启忠在作序称：“因以金正希所手订者请之学宪云怡陈公付诸梓，以公同志，而赞数语于末简。”[17]陈云怡即江西按察司副使陈懋德，他在钱刻序说：但愿学习王阳明之学，先扫陈见，平心和气，读其书、知其人，致力于其宗旨所在并亲身实践，与真师良友相互切磋，至于虚实、禅否，取决于自己的理解，“此吾友金正希、钱沃心刻《传习录》意也”。[18]道出自己的友人金正希、钱启忠重刻《传习录》的本意。此崇祯二年（1629），江西建昌人熊德阳序中记述，钱启忠中进士时就请求恢复当地书院。后来任地方官，说：“是周、朱、陆、王诸先生之遗业，在白鹿可按也。”钱氏刚一到任立即清刑疏滞，明禁敕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政令畅通，士风得以改善。闲时“集诸英，携较执，因梓金太史公所批点《传习录》，以广其传，甚盛心也。”[19]

河北的刊刻与传播。嘉庆三十年（1551），杨嘉猷刻钱德洪原本，并附录《咏学诗》、《示徐曰仁应试》、《谕俗》四条，《客坐私祝》诸篇，总名《传习录》。嘉靖十七年（1538）杨嘉猷任职于信都（今河北冀县），每月初一及十五，与博士彭君等人谈及《传习录》中语。彭氏以为《传习录》在燕赵大地并没有流传，希望联络爱好者刊刻。杨嘉猷从所藏箧中出钱德洪刻《传习录》原本，交给诸位同道校正缮写，又增补王阳明所尝咏学诗与诲语之切要，刊行出版。[20]其弟子白源深跋说：王阳明《传习录》旧有刻本，冀人并未见到，“会我师杨盖翁守冀，雅向文学，葺古井遗迹，群诸生为课，津津诲及《录》中语。深等倾心服绎，恳求梓之，以公燕赵间。刻甫竣，而师有延安之陟矣。”[21]真定府儒学生员许有声跋称：王阳明得圣学渊源，一时名公亲承绪论而无不珍录家藏，北方学者却尚未得其要领。杨嘉猷尝从杨复所游，得其宗。任职冀闲暇之时与诸门生弟子开明指示，于是出所藏《传习录》重刻广其传，嘉惠后学，其用意深厚。[22]著名学者焦竑（字弱侯，号澹园，1540—1620，江苏江宁人）也作序褒奖，说：“杨侯为冀州守，修政之暇，思进厥士民于学，而刻是编以嘉惠之。”古语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学习《传习录》就是学道爱人。冀州地方百姓都以爱人来检验杨嘉猷的功绩，杨嘉猷又以此来检验地方百姓，《传习录》所载之道光大于地方，一洗学者以往之旧习。[23]

浙江的刊刻与传播。刘宗周序说：“裔孙士美，锐志绳武，爰取旧本，稍为订正，而以亲经先生裁定者四卷为《正录》。先生没后，钱洪甫增入一卷为《附录》，重梓之，以惠吾党，”并请刘宗周写序。[24]

                           三、《传习录》宗旨的阐扬

明儒刻《传习录》旨趣在于阐扬其宗旨，这对进一步促进阳明学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针对阳明后学对王阳明学说理解所出现的偏颇，钱德洪在为闾东刻《传习续录》写序时强调要端正师门宗旨。大意认为，王阳明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只是揭示《大学》宗旨，指示人心。称《大学》之教自尧明德睦族至孔子而复明。其大道不过是从身以至家国天下，由初学以至圣人，彻上下，通物我，吾心无不具足，此为性命之真，圣学之规矩。规矩铺陈之后，运用之妙悟则在于人。诸弟子各得所趋，但不知其所由入。这里指的是，王阳明去世之后，钱德洪自谓，领悟未彻，又不肯加百倍之功，而同门又归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来学，在传演中出现两种偏向：“执规矩者，滞于形器，而无言外之得；语妙悟者，又超于规矩之外，而不切事理之实。”近些年来，诸弟子相聚共同切磋，体会阳明的教训，逐渐地意识到师门立教的良若用心，“盖其见道明彻之后，能不以其所悟示人，而为未悟者设法。故其高不至于凌虚，卑不至于执有，而人人善入。此师门之宗旨，所以未易与绎也。”[25]规矩与妙悟本来相互包蕴，将规矩僵化或置妙悟于规矩之外都是不可取的。针对阳明后学所出偏颇，钱德洪借《传习续录》刊刻之际写序，阐述端正阳明论学宗旨，目的是使阳明学沿着正确地方向发展。

明儒对《传习录》中“传习”二字做了详尽的解读，突显“传习”的要义。

聂豹认为：《传习录》是王阳明门人记录王阳明所传者而习之之书，“传习”二字取《论语·学而》“传不习乎”之义，所谓传习，“匪师弗传，匪传弗觉，先生之所以觉天下者，其于孔门何以异哉？夫传不习，孔犹弗传也。”所传习的内容是良知，良知，“通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忍其毒而弗之觉，犹弗知也。此先生之传，殆有不容已焉者耳。”[26]传习的最终目的在于知觉，尤其是觉，觉是领会并真正实践良知，这既是对传习字义及内容的解释，也阐扬王阳明教人的宗旨。

嘉靖三十年（1551），蔡汝楠谈及《传习录》，以为是王阳明门人录师传之指，为的是相与习之，遵循王阳明之道，反身而自得，希望诸位同志为此做出努力，如此才不辜负王阳明传教之意。他认为，王阳明最得孔子真传，此《录》名为“传习”，其“传习”如同颜回、曾子独得孔子宗旨而加以传播，《传习录》的流传体现传习王阳明良知之训。[27]嘉靖三十七年（1558），唐尧臣说：“先生之教，《录》可得而载也，其所以为教，录不可得而载也。信以不言，成之默契，传必求其可习，习不失其所传，存乎人焉耳。噫！微斯人，吾谁与归？”[28]所载即是《传习录》中的王阳明之教，所不载指《传习录》所包含的意蕴，需要在具体地实践中发挥展现，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许有声跋杨刻说：少年时便知道王阳明，稍长知学自谓已经理解王阳明的学问，师从杨嘉猷之后得其心传，才意识到以前并未真正了解王阳明。于是常与杨嘉猷质疑问难，渐次参合，对于格致博约之旨、择善固执之说，可谓殚精苦思以至于忘寝食，终于一朝恍然，开始真正理解阳明的思想。他不仅经常虚心阅读《传习录》，而且时时以实践参验，检讨自己的过失。“如第耳食是《录》，而不深味，则传之不习也，非先生重刻《传习》意矣。”[29] “传习”二字落在习上，体会其中的意蕴才是杨嘉猷刻《传习录》的本意

“传习”在于传心。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修王阳明祠，在江右刻《传习录》，诸弟子请他写序，他认为，你们希望我写序，而“言非先生（阳明——引者）得已也。”“且尔亦知先生始得之勤也，而其后之不能无忧乎？”这里所讲的“言”应指王阳明的心。如果因袭王阳明之语以求人，即使句句不差，但无当于心，也失其言。在阳明看来，心不息，则万古如一日；心不息，则万人如一人。什么是王阳明的“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无忧也”呢？从事于心，敏慧而犹有不及，对于言有所不暇；从事于心，精明而后知所失，对于言有所不敢。默识深思，承担负荷，这是我与你们今日要继承王阳明的。门人又问《传习录》难道就不刻了？王宗沐答：如果拘泥于书本刊刻，书是否刊刻并不重要，当然书不传，王阳明之心不彰显。聪颖之人并不依赖于书，他可用心体悟，而需要开导者离开了书则不行，如同渡江离不开船一样。“求之于心而得，则先生之言庸以相印；求之于心而不得，则由先生之言而思焉，而力焉，而本体固可见矣。”[30]他举春秋晋国赵简子立储例子：赵简子有二个儿子，长子伯鲁，次子无恤。将要选出继承人，不知道该立谁好。于是在两片竹简上写了训诫分别给他们。三年后，赵简子先问伯鲁，他忘记了，问他的竹简哪里去了，已经丢失了。又问无恤，他背诵已很熟练了，问他的竹简在哪里，从袖子中把竹简上呈给赵简子。以此告诫诸门人志各有适，关键在于用心体悟。

除讲心之外，也要尽性。孙应奎受业王阳明，也讲良知之学，在刻《传习录》时尤主“学以尽性”。蔡汝楠作叙予以发明，认为王阳明的学问在于致知，而孙应奎概括为“学以尽性”，这是为什么？蔡自答道：人之有心，性是吾心之体；心之有性，知是吾性之灵，致知与尽性是一致的。就思想而言，传而习之，即是传习致知尽性之说，如此才不负阳明弟子所录及孙应奎亲授《传习录》所托。还要格物致知，唐尧臣说：“所谓格物致知之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31]王阳明以心即理来诠释格物致知，与朱熹穷事物之理、格身外之物迥然不同，在王阳明那里，认知或价值判断的主轴由外转向内、由物转向心，开创了一条新学路。

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良知，《传习录》对良知做了系统的阐释，明儒也给予充分地发挥。

查铎自谓早年跟从师友学习也有许多年，但仍穷于圣贤语言文字而未能入门，直到在楚地任职以来，才“稍稍收敛精神，默识而体验之，始知所谓良知即此心之觉，所谓致知即此心之常觉也。随人各足，原无欠缺，有感即通，原无等待，虽当昏迷之时，此知自不能息，忽焉有觉，则本体洞然。”“此人心本然之良，天之所以与我者，本如是也。”[32]查铎讲王畿、钱德洪之学，为阳明后传，领悟阳明良知之教乃吾心之觉悟，而良知为人本有，所谓吾性自足，关键要在于此心之觉悟，本体洞然即良知显现，发明良知之旨。

钱启忠认为，王阳明发明良知之学，一时诸贤相与唱和，其“大旨载在《传习录》。”[33]如天泉证道直指人心未发以前本旨，揭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四语，作为宗门口诀，此为上根人立说，到此天机泄漏，千百年来即便是颜回、子思也未曾道及，而这是王阳明从千难万险中得来的，钱启忠以为我辈如果不经过万死一生恐怕也不能体悟，当务之急是以实际行动践履良知。

有人指王阳明良知为禅、玄虚、笃行君子多有不满，陈懋德对此回答：良知两字并非开始于阳明，原本是孟子提出的，难道孟子也是禅吗？当然不是。良知最初所表现的孩提爱亲，稍长敬兄，爱亲敬兄难道是玄虚吗？”他分析良知之学失真的原因，一是“聪明浮慧，掠前人光影，而误以任性为良知”，一是“义路胶滞，喜翻前人公案，而谬以执见救良知”。[34]

 王阳明讲良知，又讲致良知，良知前面一个“致”字，体现良知是实践中的良知，致良知是良知显现的过程，明儒充分发挥了这一点，也即把良知付诸实践，期以起到改造人心、革新政事、扭转世风的作用。

陈九叙序朱文启、朱文教重刻《传习录》说：“重刻者何？广先生之教也。”[35]王阳明崛起于越，深感后世言语文字之敝，以至于学者困于书册，特揭“致良知”三字，此为阳明之教，“致良知”之教起到扭转人心世风的作用。既然坚持王阳明之教，就不应该以言语文字求阳明之书，失去阳明之所以教，而应以教化为宗旨，这才是重刻《传习录》的用心与目的。

杨嘉猷在《传习录》刻成之后告诉诸生，《传习录》大旨在“致良知”三个字，王阳明之意在于使学者反观默识自得其所以为心，时时收摄，时时体验，这就是孔子所谓知及仁守，孟子所谓知皆扩充而已。“致良知”本义并非弃伦常而事虚寂，如果学者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做出实际的努力，那么不过买椟还珠、只增一番理障，如此刻《传习录》有何益？诸生听后称是。[36]

选贡张可大跋杨刻认为，《传习录》为王阳明所传，起初对杨嘉猷为诸生重刻并不理解，后来如梦方醒，于是验证杨公治冀的业绩，如所谓的调徭马、修荒政、省烦费、除寇剪奸等，一切本着与民休息的方针，虽然未曾有像儒家讲学沾沾自喜之状态，而所做一张一弛，皆从心性中流出，且自然而非刻意。于是了解杨公的学问是实学，如果说他求诸语言文字也是不对的。《传习录》刻成，张可大恐怕读《传习录》者拘泥于语言文字，辜负杨公一片苦心孤诣，于是作跋加以说明，希望诸位同仁理解。[37]白源深跋杨刻强调良知事功，《传习录》的核心在于致良知，良知是心，心无所不有。尧、舜所传的精一执中之旨，《论语·子罕》讲的“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其“空空”形容诚恳、虚心的样子，似一无所有而无所不有。颜回的箪瓢屡空而“不改其乐”，所谓安贫乐道等，到阳明的良知，可谓一以贯之，或者说王阳明继承发扬尧、舜、孔、颜之旨。他说：“有兹《录》在，又将以师之刻而常醒。顾冀之士醒，宁忍延之士梦哉？师之刻兹录也以为重，冀之捧兹刻也以为创，盖日月重明，光景常新，《传习录》之刻于冀，其日月也夫。”[38]杨嘉猷刊行《传习录》旨在时刻以此来警醒训诫后学，另外，他把良知之学运用于吏治，开出吏治新局面。这是对阳明学术的最好师承。

崇祯二年（1629），熊德阳序说：近年来富贵利达之徒厉禁讲学，以至于人心漫漫，恐导致无父无君、禽兽夷狄之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间，身心治乱之间，为世运之治乱所系。因此学问一途为君子反经之术。而“拨乱而反之治，非倡明此学（阳明学）不可。”[39]他希望有志君子实实体认，不要昧其良知，而是致其良知，使其彰显，如阳光一照而魑魅自消，也即回归人的本性。同时也告诫切不可把《传习录》当成语言文字，而是要真心实践，以改造人心世风为目的，并期待在转移世道人心方面要超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构建崇祯时期的新气象。

明儒增补与刊刻《传习录》，为其最终成为完书做出贡献，也为后学研究提供较为精准可靠的版本，而各地域的刊刻则有力促进了《传习录》的传播，明儒在《传习录》中的序、跋、小引等阐释王阳明的思想，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化。应该说，王阳明思想在明代中后期影响那么大，与明儒（弟子及后学）刊刻、传播及阐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刊载《船山学刊》2015年第1期）

[1] 参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集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7—11页。

[2]王阳明语见徐爱《传习录序》，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0页（以下略引）。

[3]参见徐爱：《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080—2081页。

[4]南大吉：《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96页。

[5]见嘉靖三十三年六月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99页。此序载于嘉靖三十三年《传习续录》闾东刻本卷首。

[6]参见唐尧臣：《读传习录有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7]陈龙正：《阳明先生要书序例·小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70-2171页。

[8]陈九叙：《重刻传习录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3页。

[9]陈懋德：《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6页。

[10]聂豹：《重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1页。

[11]参见朱衡：《重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1页。

[12]闾东：《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7页。

[13]王阳明语见孙应奎：《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1页。

[14]孙应奎：《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2页。

[15]查铎：《刻传习全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16]参见王宗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5页。

[17]钱启忠：《重刻传习录后叙》，《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33页。

[18]陈懋德：《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6页。

[19]熊德阳：《重刻王文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7页。

[20]杨嘉猷：《重刻传习录小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8页。

[21]白源深：《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9页。

[22]许有声：《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10页。

[23]参见焦竑：《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5页。

[24]刘宗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7页。

[25]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99页。

[26]聂豹：《重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0页。

[27]蔡汝楠：《叙传习录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3页。

[28]唐尧臣：《读传习录有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29]许有声：《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10页。

[30]王宗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5—2106页。

[31]唐尧臣：《读传习录有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32]查铎：《刻传习全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2页。

[33]钱启忠：《重刻传习录后叙》，《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33页。

[34]陈懋德：《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5-2206页。

[35]陈九叙：《重刻传习录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2-2123页。

[36]杨嘉猷：《重刻传习录小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8页。

[37]参见张可大：《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亲编本）》第六册，第2208-2209页。

[38]白源深：《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9-2210页。

[39]熊德阳：《重刻王文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