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 · 桑德尔，是美国知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其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闻名学界。手头这本《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是他出版于1996年的一部关于美国自由主义公共哲学的专著，在中国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桑德尔首先阐明了公共哲学的概念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他看来，所谓的公共哲学，是指隐含在我们实践中的政治理论，塑造着我们公共生活的关于公民身份与自由的观念预设，现行的制度与实践就是某种公共哲学的具体体现。虽然公共哲学听起来虚无缥缈难以捉摸，但它却实实在在存在，并决定着我们的政治话语、政治议题、政治追求，并进而对每个人的政治观念以至现实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它无所不在。

桑德尔厘清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的争论、交锋的历史脉络。他对美国从宪政初兴一直到当下关于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争论，对从托马斯 · 杰裴逊一直到当前美国政治话语中公民路线不断的衰落，特别是二战后自由主义预设取代公民路线的经济论证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斗争中进行，从而厘清了自由主义的公民观、自由观是如何逐渐排挤掉共和主义观念，并最终在公共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桑德尔对当下美国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进行了深入批判。他之所以阐明概念、梳理脉络，目的在于从美国的制度与实践中识别出暗含的公共哲学，辨别其中的矛盾冲突 —— 美国人正在失去对统治其生活的力量的控制，自治力不断削弱，共同体遭到侵蚀，主宰感不断丧失，政治生活和伦理价值日渐陷入虚无，使得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充斥着焦虑、挫折与困扰。他认为，自由主义所把持的美国公共哲学对形式主义盲目崇拜，政治议题缺乏实质性的道德话语，因此不无调侃地将美国比作“程序共和国”，其公共哲学的三大支柱正是：公民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中立性的理想以及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无负荷的自我的观念。他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式民主面临的困境，明确指出当代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已经不能回应民主的不满，所以自由不能与自治以及维护自治的德行分割开来，塑造性计划不能彻底放弃，必须重新关注共和主义的主题如何能够更好地武装我们以应对现在的处境。

实际上，我第一次读这本书大概是在 2016 年的时候，读得极其认真，做了很多笔记，但由于其内容确实太过专业、太过深奥，虽然不至于象大老粗读佛经那样茫然不通，却也一直都在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之间，以至于最后连书评都写不出来。而这次又来读它，结合近两年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种种“怪相”，对于桑德尔对自由主义公共哲学的批判，对于美国的社会、政治等等，竟然如醍醐灌顶般，一下子明白了许多。

在我看来，桑德尔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程序正义第一。美国之所以被称作“程序共和国”，是因为其公共哲学的第一要义，在于任何事情追求的唯一目标是保证所谓程序上的公平、机会上的均等，而至于起点是不是公平、结果是不是公平、制定程序的程序是不是公平，以及程序是不是真正地发挥作用，则不在考虑之列。最终的结果就是 —— 名义上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都可以这么做，但你个人能不能做到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比如，美国政商两界的旋转门机制，大选中某个公司为某位候选人捐钱出力，他上台后或者论功行赏、委以重任，或者出台对该公司有利的政策，下台后还可以到公司任职、大肆捞金，这一切看起来合法合规，却是不折不扣的腐败。又比如，疫情中有记者问特朗普，为什么那些没有任何症状的运动员和名人可以很快得到检测，而无数发热在家、身体状况恶化的平民却要排着长队等待通知检测，特朗普的回答竟然是“或许这就是人生吧”。是啊，已经提供了检测服务以及参与检测的条件，至于你能不能得到，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二、权利先于道德。用桑德尔的话说，就是权利优先于善——自由主义将公民平等地看作追求各自不同利益的和目的个体，个人权利不能为了普遍利益而被牺牲，规定这些权利的正义原则也不能以任何特定的良善生活观念为前提。意思就是，个人权利是与生俱来的、绝对的，我的权利我作主，绝对不容干涉，只要妨碍了个人权利，即便是对的，对他人、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也坚决不能允许。以隐私权为例，传统的隐私权是指个人的某些事务免受公众调查的权利，当下的隐私权则是指不受政府限制做出某些行为的权利，即从“避免显露个人事务的利益”变为“做出某些个人决定的独立性”。仍以此次抗疫为例，美国人不是把戴不戴口罩看作一个科学问题，而是视作一项个人权利，因此根本不容政府干涉和侵犯，哪怕它于己于人于整个社都有利、不这样可能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抗疫中的奇葩现象：疫情肆虐，却有大量的人游行示威——反对政府要求戴口罩、居家隔离等措施，大概就是我感染算我倒霉、用不着政府来管的意思了。

三、政府中立原则。与古代政治理论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不同，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良善生活观之间持守中立，制定中立性的法律，不能对公民施加官方的真理观或者偏爱的生活观，既不应该塑造公民的品质，也不应该对公民的品质做出价值判断。再进一步讲，宪法以及法律也不能支持，更不能倡导任何特定的道德观。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悬置道德判断，不能制定关于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的具体标准，必须尊重公民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很明显，自由主义是把政府作为一种恶，当作公民自由的敌人而不是保障正义的工具来看待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政府会出于选票的考虑而缩手缩脚，主动放弃或者根本不敢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能，甚至连仲裁者的角色都全部交给法院。比如，此前得州遭遇过极寒天气击垮电网，电价一时飙升200倍，科罗拉多市市长蒂姆·博伊德此时不是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生存还是死亡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政府和电力供应商及其他服务供应商并不欠你们什么！ 当地政府的责任不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给你们提供帮助！”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人家供电企业要涨价，这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不允许企业涨价则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我政府能有什么办法？你爱买不买啊！这与大包大揽的中国式政府大相径庭。

（突然想起，大概是在建国之初，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毛泽东曾与梁漱溟有过一番争论。梁漱溟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会忽视农业农民，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毛泽东则对他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了大仁政、小仁政之说，也即照顾农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符合农民、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政府要施大仁政而不施小仁政。）

四、个人自由至上。自由主义的人，即作为无负荷的自我、独立于他们的角色，并且不受他们选择拒绝的道德纽带的束缚，其承受的义务只有对人类的自然义务和经过自己同意而自愿承担的义务，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尊重人们为自己选择目的的自由。意思就是，我的生活完全由我自己作主，由我自己进行选择，既不能由其他任何人来做，也不能由某个人类集体来做，至于我的选择是不是对他人，对社会带来好，也取决于我们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选择来所谓的“善”，并做出自己的决定，人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行动，整个社会唯一的共识是我们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选择，最终公共利益再也无人关心。就在几十年前，约翰 · 肯尼迪，美国的第 35 任总统，曾经大声疾呼 —— 不要总想着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想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现在，美国各州正在陆续放开对于大麻的限制。虽然它是毒品，但又没有致命，我自己喜欢吸食，喜欢其中的快感，关你政府什么事儿？你又禁个什么劲儿啊！既然如此，那就尊重人们的选择，放开吧……把个人主义绝对化，会丧失共同的价值，其长期的结果将会导致社会不断的被割裂，趋向原子化的状态，损害的是所有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桑德尔这本书算是递给我们一把认识美国的钥匙——从中我们可以了解美国以及美国人所奉行的政治哲学，由此也不难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真正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美国对我们多有指责，除了对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有所恐慌之外，这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公共哲学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