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时代大自然“逃离”人类的奇观影像

——评《地球改变之年》

作者：黄盈芳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引言

2020年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日常生活与社会运作的步调，是自新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人类灾难。可就在人类活动被迫按下暂定键的这一年，回归宁静的大自然开启了修复模式，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由Apple TV+出品的《地球改变之年》（THE YEAR EARTH CHANGED）是一部自然专题时事纪录片，于2021年4月16日在美国上映。全片共48分钟，聚焦疫情之下全球大封锁时期，通过大跨度的场景调度、对动物主体的刻画，描绘世界各地自然环境发生的改变，著重呈现大自然的复甦能力。

《地球改变之年》由BBC Studios Natural History Unit制作，Tom Beard执导，Mike Gunton及Alice Keens Soper担任执行制作，为献礼2021年世界地球日之作。制作团队从2020年4月开始，横跨5大洲，联合全球160多个NGO组织，在多个城市和自然环境进行了拍摄，为观众提供新奇的影像体验。沉寂的城市传来鸟鸣、座头鲸有了新交流方式、梅花鹿回到记忆中的旧觅食场所、企鹅在开普敦的街道上漫游……在对自然神秘性复魅的呈现中，本片通过动物故事书写唤起人类与他者的共情、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进而引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理念。

本片豆瓣评分9.2，其中呼吁人类关注环境变化、批判工业文明恶性后果的主旨收获了大众的认可。然而，片中第三世界角度的缺位、现实被过度美化的嫌疑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将为“从原生自然到视觉奇观——作为人凝视自然的叙事”、“生态文明的美学体现——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寓意”、“‘电影眼睛’和声音艺术——作为微观和宏观的影像表达”三个部分，从创作理念、叙事视角、视听语言的方面辩证探讨《地球改变之年》作为一部自然类纪录片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一、从原生自然到视觉奇观——作为人凝视自然的叙事

（1）超越日常经验的动物奇观

自古以来，向内探索精神世界、向外发现自然宇宙，是人类理解自身和认识世界的主要路径。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一般没有机会亲身进入密林深处探究自然奥秘、领略自然神韵。故此，珍稀野生动物在如原始森林、海洋、沙漠、草原等极端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它们相互之间的对抗搏斗等成为了自然类纪录片的重要情节，以迎合人类求知与审美实践的需求。

自然类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实则上也是一种将原生自然包装转化为媒体“奇观”的过程。“奇观”理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其专著《景观社会》中提出，他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起，由于社会生产的进步、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渗透以及大众传媒产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消费异化和景观化，对社会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已由原来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化为对景观和图像的生产与消费。 具体来看，《地球改变之年》讲述的故事包括：大封锁期间，在日本的年老梅花鹿带领鹿群走出了寺庙，回到已被年幼小鹿们遗忘的的旧觅食场所。没有了游客的投喂，它们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找回了生存的本能，以及最原始的饮食方式。科学家发现，这样的饮食结构让它们更加健康了；在阿拉斯加湾，游轮交通的减少让鲸鱼妈妈得以听见小鲸鱼的呼声，无需再为远行捕猎而担忧孩子；非洲旅游业剧烈萎缩，旅馆空无一人，金钱豹们成了那里的新主人，生存空间扩大后它们可以猎捕到更多的食物。这些曾经游离于我们日常视线之外的景观、人类难以触及的“动物经验”，通过先进的传媒技术和娴熟的摄影技巧，被一一呈现在纪录片中，具有很强的奇观性。

（2）两种凝视行为

与此同时，这种奇观化叙事恰恰体现出了两种凝视行为：人对自然的凝视、西方世界对他者（其他地域文明）的凝视。其一，本片对疫情之前人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呈现，实则上表现出了曾经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据、征服及其影响力。譬如，片中讲述了被占领的海滩、嘈杂的声音、蜗居般的居住地等人为因素让非洲企鹅数量在过去30年下降了70%；花豹因人类活动而失去超过六成的地盘，让捕猎变得更加困难，导致数量在过去25年内下降了超过三成。和其他自然类纪录片不同的是，《地球改变之年》第一幕采用的是仰拍镜头，而非常见的“上帝视角”俯拍。通过长镜头呈现天空中飞翔的雏鹰，表现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人类凝视的动物，不再是渺小和无助的，隐射疫情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其二，本片的标题为“地球改变之年”，即暗隐片子关注的对象划定在全球范围内，而片头也特别说明了本片是制作团队游走5大洲所拍摄的成果。在短短的48分钟中，要呈现世界各地的环境改变实属不容易，因此对何地、何物的选择取向也是本文所关心的，因为它代表着西方世界对他者的凝视行为。经过梳理发现，《地球改变之年》在反映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的问题时，主要选取美国、印度、中国等几个大国的城市；而在非洲、南美洲国家的取景地，则表现动物在疫情下如何免受人类的干扰，以更好的状态觅食、交流、繁衍或哺乳。不同地域的奇观化叙事，反映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下各个文明的主要形象。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片中严重缺位，因此本文认为其标榜对“全面”环境新现象的呈现未必客观和准确，甚至存在以偏盖全、过度美化的嫌疑。

二、生态文明的美学体现-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寓意

（1）充满诗意的表达

生态美学是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 生态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由人类文明所构建的社会环境。作为自然类纪录片的《地球改变之年》，以2020年疫情大封锁为主题划分成几个时间段——3月、6月、12月，通过生态文明的美学体现探讨人与自然的问题，考察二者相存相依的纽带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升华主题寓意——呼吁人类加强展开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和行动。

纪录片用充满诗意的镜像表达，还原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在疫情之下的生存状态，传达生态文明意识。具体来看，在听觉方面，片中讲述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下，白冠麻雀的声音从前被汽车声所淹没，大封锁期间研究人员惊奇地听到了麻雀求偶中的“歌声”，这些音调反映了它们有望迎接多年来最好的繁殖季；在视觉方面，片中讲述在印度封锁仅仅12天后，因空气污染大幅度减低，贾兰达尔市和周边地区的居民30年来第一次眺望到200公里外的喜马拉雅山。这些象征生态救赎与自然复魅的叙事，试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作为生态文明的美学在片中表现出来，让观众从中感受到令人震撼的自然之美。

（2）动物形象的人性化书写

长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 自然的形象成为人类视野中残缺的片段拼接, 它是被动的, 奴性的, 不具备自己的主体地位，这种主客体关系论从根本上将人与自然和自然界的非人类生命对立起来。 《地球改变之年》在对生态文明的美学呈现中，尝试打破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通过呈现动物一方的内在价值和能动性，展开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

譬如，纪录片以亚洲象从破坏农田到接收人类专门为它们栽种的植物的故事，传达和谐生态的理念。在印度，大部分的森林家园被农田取代，大象的栖息地仅剩下5%，它们为了生存被迫毁坏农作物，而农民们也通过驱赶它们的方式来保卫农田。每年约有400人和100头大象在这些冲突中丧生。疫情期间，大量在城里工作的人因封锁而返乡，他们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资源，帮助完成由一家当地的自然保护基金会发起的项目——为野生大象种植食物。而聪明的大象们成群结队走出森林，吃下这些专门栽种的野生稻米和草，不再闯入农民的田地和村子。一个农作物缓冲区，为多年来存在的冲突提供了长期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叙事中，大象不再仅仅作为被言说的客体而存在。配合人性化的台词与生动形象的画面，观众在看到动物本性之余，也能发现它们和人类对等的主体性。纪录片在呈现充满灵性的动物影像之时，让观众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有更直观和深切的感悟。

三、“电影眼睛”和声音艺术—作为微观和宏观的影像表达

（1）高空摄影的应用

电影理论家吉加·维尔托夫认为，人类肉眼的观察能力是有限的，摄影机可以使用各种拍摄技巧，如加速、显微、递动、静物活动、镜头运动，以及各种出人意料的透视法，让人感受更多更好的东西，这是“电影眼睛”的魅力。 而随着无线传输技术的进步，高空摄影经常应用于现代纪录片的制作中，成为一种崭新的纪实手段。《地球改变之年》通过大量高空摄影、无人机拍摄和蒙太奇技法来探索并组织“客观世界的实质”，揭开疫情之下自然的奥秘，充分发挥了电影眼睛的作用。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截图（图片来自互联网）

高空摄影有助于增强镜头的纵深范围和表现力，让原生自然转化为高吸引力的媒介奇观，为观众带来新奇的观影体验。片中通过高空摄影抓拍在阿拉斯加湾跃出水面的庞大鲸鱼群，给到观众作为上帝视角的俯视感，将壮观的美景尽收眼底。此外，制作团队利用无人机抓拍细节，呈现鲸鱼捕猎小鱼的瞬间，完成了宏观和微观视角的互补。除此之外，在展现封锁期间万人空巷的场景时，无人机以与四周建筑齐平或相近的高度，对各个城市的街道进行了拍摄。片子开头是华丽而空荡荡的大城市，结尾是美丽幽静的自然环境，两个对称布局的镜头都用高空摄影来完成故事化，实现了人文与自然的交融。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截图（图片来自互联网）

（2）摄影机的高度介入

值得关注的是，《地球改变之年》并没有像一般纪录片中以摄影机的小型化来完成客观化或“假装客观化”的叙事，相反地不避讳摄影机和拍摄者的存在，真实展现作为第三者对自然环境的微观考察。其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拍摄猎豹的摄影师进入了镜头左侧，并说：“所有人别动。”在“摄影机中的摄影机”的镜头及同期声的艺术感染力下，观众也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体悟到充满刺激和危险性的拍摄猎豹的过程，通过“现场者”的身份深刻地感受人与动物微妙的关系。这个非人为搬演的瞬间，让观众得以身处相同的氛围和情感之中，难免不对自身及生存空间进行审视与反思。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截图（图片来自互联网）

（3）作为“上帝之声”的解说

纪录片在描述人事物与事实之时，除了直观的、可视的元素以外，总还有一些隐藏着背后的抽象元素，比如发生时间、发生背景、发生动机、发生影响等等，以及没有在现场或无法在现场拍摄到的内容。为了弥补图像的不足和局限，纪录片在特定需要下也会采用解说词或字幕信息，来陈述相关背景材料或解释某些抽象的概念，并整合画面中片段性和无序性的信息，让纪录片内容成为一个有机的叙事整体。《地球改变之年》由获得艾美奖及 BAFTA 奖项的 David Attenborough 担任旁白，其画外解说在对全片的主题意义建构、思想传播和教育引导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David Attenborough富有磁性、低沉浑厚的中年男性声音，在当代审美中一般被当作理性的声音，更容易向观众传递权威和可信度。片中，他的旁白犹如格里尔寻所说的“上帝之声”，采用全知视角对疫情发生前后自然环境的具体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同时，他也配合长镜头和运动镜头的节奏，调整语调和语速，提升纪录片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以“我们”为主语的亲切口吻，David Attenborough作为隐藏的解说者跟观众站在同一阵线上，并以制作团队的意识形态和议程设置，来诠释画面中的人物、风景、动物，调动观众的联想和想象。

《地球改变之年》的解说词还带有大量评论性的话语，例如在结尾处的“如果我们想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寻找一个更慈悲的方式，与所有生命共享这个星球”，这句话潜移默化地在对环境变化的呈现中植入环保行动的观念，创造语言、画面、内涵的交融，用暗示和警示的方式表达全片的主旨。

结语

自然类纪录片，书写的是对人类而言充满新奇、温情的大自然故事，但承载的却是极其严肃的环境议题。本文从创作理念、叙事视角、视听语言的方面探讨了《地球改变之年》作为一部自然类纪录片的成功与不足之处。总的来说，该片通过聚焦新冠时代这一特殊的时期，将原生自然奇观化，呈现出超越人类日常经验的动物生存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对自然及西方对其他生态文明的凝视行为。此外，本片通过充满诗意的生态美学表达、动物形象的人性化书写，来展现动物作为主体的生命状态，蕴含了对工业文明恶性后果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在视听语言方面，高空摄影的应用、摄影机的高度介入以及作为“上帝之声”的解说，也让片子完成了微观和宏观互补的影像表达。

《地球改变之年》通过艺术化的纪实手段向全观众展现了一幅关于地球、环境和自然万物的新图景，寄托美好生态愿景的同时，也通过“变异的感动”敲击着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傲慢灵魂。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被引入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完成主体性的解辖域化，恢复对大自然的内在性的思考和洞察力。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希望未来能出现更多还原生态本真面貌、探讨生态哲学伦理的优秀纪录片，通过纪录片独有的影像体验、审美形态和社会实践方式体现创作者在后疫情时代对人、对自然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传播人与自然作为命运共同体和谐相处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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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必修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刘瀛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纪录片批评 | 黄盈芳：《地球改变之年》：新冠时代大自然“逃离”人类的奇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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