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吲哚菁绿（ICG）时间-浓度曲线，具有线性（A）和对数（B）y轴。左：A-初级峰值，B-循环期，C（肝）清除期。右图：用反向外推法可以描述ICG浓度随时间(min)变化的衰减，如红色三角形所示。

时间点“零”处的ICG浓度由该线的后向外推确定。为了简化该方法，将初始ICG浓度标准化为100%，并将该线的负斜率描述为每次变化的百分比。该线的斜率称为k值或ICG-PDR，以%/min表示.ICG清除率和ICG-PDR的正常值分别为＞500 ml/min/m2、＞18%/min。ICG-PDR和ICG 15分钟滞留率 (ICG- R15)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描述肝功能的变量（表1）。

例如，临床数据表明，ICG的相对变化与ICG的绝对浓度有很好的相关性。在接受择期非肝手术的患者中，ICG-PDR存在较大范围(9.7-43.2%)。由于测量是在全麻诱导时获得的，这些值可能表明干预后的全身和局部血流动力学变化。

表1：描述从血液中消除吲哚菁绿(ICG)的变量

1.3

ICG-PDR的局限性和缺陷

重要的是，所有的动态肝功能测试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物质的肝脏清除率由物质特异性摄取率和肝脏血流决定。对于ICG，肝脏清除率高度依赖于肝血流，因为ICG肝摄取率在生理上非常高。因此，使用ICG进行动态肝功能监测被认为是内在肝功能和血流量的一种替代，只有在稳态血流动力学条件下测量才能充分评价肝功能。

一般来说，从血液中清除ICG取决于肝血流量、肝功能和排泄。通过参数本身将其区分为一个特定的组件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例如，ICG-PDR的降低可能与由于全身低血流量（如心输出量）而导致的肝脏灌注减少或由于血管病变导致的肝内脏血流量减少而导致的局部灌注不足有关，比如血栓栓塞，或者腹内压增高。肝细胞功能障碍或高胆红素血症可降低ICG的消除。最近研究了ICG与胆红素转运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梗阻性黄疸患者，低ICG清除率应谨慎解释。

然而，ICG-PDR的解释存在局限性。例如，Stehr等在高动力脓毒症动物实验模型中描述，胆汁流量和胆汁ICG排泄明显减少，而ICG-PDR不变。这些作者总结道，在早期急性炎症条件下，ICG-PDR的正常值应谨慎解释。对于30分钟内反复给药的ICG，应考虑到残余ICG可能导致基线漂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ICG-PDR可能被高估了。表2总结了ICG-PDR的局限性和缺陷。

表2 ICG-PDR的局限性和缺陷

1.4

ICG动力学的临床测量

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90年代，动脉纤维导管技术被用于ICG-PDR的评估。该系统得到的ICG-PDR与参考动脉血样和体外光度分析得到的值符合度良好。

由于用于体外ICG浓度分析或血管内导管的连续采血相对昂贵且耗时，因此已开发出用于ICG-PDR床边评估的经皮系统。从技术角度来看，脉冲染料密度测量(PDD)技术在805 nm (ICG峰吸收)和905 nm(无ICG吸收)测量非侵袭性相对ICG浓度。值得注意的是，分光光度法测定ICG不受血氧饱和度和血清胆红素浓度的影响。

早在1967年，Leevy等人就描述了一种用于测量ICG-PDR的耳密度计。在注射10 mg/kg的ICG的基础上，作者发现ICG-PDR与经皮技术评估的ICG- PDR与血清分光光度法重复采血之间呈线性相关。

最近的临床研究证实了通过手指末梢上的装置经皮测量ICG-PDR的可靠性。此外，已经开发出带有集成传感器的胶粘标签，例如可以放在额头上，以便在接受高剂量血管加压素的休克患者中进行测量.Faybik等人报道了肝移植患者血管内和经皮测量ICG-PDR之间的良好一致性.在16例接受血管活性药物同时进行机械通气的危重患者中,我们组发现经皮系统和纤维光学血管内系统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r=0.96)。此外，研究发现ICG剂量降低到0.25 mg/kg对于经皮测量危重患者的ICG-PDR也足够准确。

一般而言，ICG-PDR经皮测量可在10分钟内提供肝功能信息，具体时间取决于循环时间。相比之下，常规的肝脏特异性指标在床边是无法获得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以简单地认为是肝脏在血液中产生或消除的物质水平。这种经皮技术作为一种动态肝功能监测的形式，其特点是注射一种试验物质(ICG)，并在不需要血液样本的情况下无创伤地测量其从循环中消除。

从临床角度来看，ICG-PDR可能有助于肝内脏缺血的早期发现，并能迅速、充分地启动诊断和治疗程序。ICG-PDR可替代或多或少针对部分功能的实验室检测。

综上所述，ICG-PDR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临床吸引力的床边监测工具，用于早期和可靠地检测肝-内脏系统局部缺血。值得注意的是，ICG-PDR在短时间内（例如30分钟）的增加很可能表明肝血流量增加，因为如果没有特别的干预，肝排泄功能似乎不太可能迅速改善。有意思的是，根据有限的数据，ICG-PDR的测量不受运行中的肾脏替代疗法的影响。

1.5

实际问题

对于临床测量ICG的清除，通常做法是通过外周或中心静脉导管一次性注射0.25mg/kg的ICG，然后用生理盐水冲洗。今天，基于经皮PDD的技术是最常用的，因为这些技术快速且容易应用。

当前，有两种市售系统可提供经皮PDD用于ICG浓度测量：LiMON设备（Pulsion医疗系统，Maquet，Getinge集团,德国）和DDG2001分析仪（日本东京的Nihon Kohden）。两个装置都使用反向动态外推法计算ICG指示剂稀释曲线的速率常数（k值）。

然而，经皮测量的准确性可能会受到患者活动造成的技术伪影的限制，或者由于周围灌注减少而导致的示踪不足，如在休克的危重病人或接受高强度血管加压剂的患者中。需要考虑的是，通过测氧仪获得的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的测量值是瞬时改变的。单个测量应至少间隔3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可用的系统显示了最合理的下一个时间点。

1.6

ICG在肝脏手术和移植中的动力学研究

早在1960年，Wiegand等人就表明，与已有肝脏疾病的患者相比，健康对照组中ICG的半衰期明显要短。Leevy等人证实了这些结果，因为健康个体的ICG-PDR明显高于肝硬化患者。

特别是ICG动力学可用于择期肝切除术前的决策，以减少术后肝衰竭的风险。ICG检查可用于术前、术中和术后。最常见的是，可切除性是基于临床评估和生化检查，以及根据MRI或CT对残留肝组织的评估。对于已有肝功能不全的患者，评分系统可用于评估肝切除术的实现情况。详细地说，Child-Pugh评分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被用于这方面。尽管同意Child C级或MELD评分>14的患者不应接受肝切除术，但对于肝功能障碍不明显的患者，其处理方法尚不明确。

与传统参数失败相比，术前ICG消除动力学被认为是术后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将ICG术前检测纳入该策略可降低肝硬化患者行肝切除术后的死亡率。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术前ICG-PDR低和ICGR15升高与肝切除术患者术后肝功能障碍显著相关。此外，术前ICGPDR＜17%/min或ICG-R15＞8%预测术后并发症，术后第一天ICGPDR＜10%/min或ICG-R15＞20%预测术后不良预后。ICG-R15＜15%被认为对大部肝切除是安全的，因为肝脏在生理上是一个再生良好的器官。10-20%的ICG-R15患者可以成功地进行肝切除。当ICG-R15为15-20%，残余肝体积不足时，术前可通过门静脉栓塞等方法进行优化，使对侧门静脉引起肝组织增生。

Hemming等报道ICG清除率是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成功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值越高的患者30天死亡率越低。在该研究中，没有其他肝功能测试对确定切除结果有用。ICG清除率为5.2ml/min/kg被确定为不应尝试肝切除的临界点。术后第1天ICG-PDR＜7%可作为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的可靠指标。在接受右侧半肝切除术的活体肝供体中，术后5天ICG-PDR仍显著降低。虽然这些数据表明肝脏的功能恢复可能比形态学恢复慢，但其临床意义仍不清楚。然而，临床参数比如凝血谱可能不是肝功能完全恢复的良好指标。

Okochi等人很好地表明ICG-PDR与用于评估肝组织数量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估计的ICG-PDR有很好的相关性。Imamura等人使用ICG提出了一种决策树，用于规划肝功能储备受损患者的肝脏切除(图2)。然而，这些结果来自单中心研究，因此需要多中心研究来确定肝脏切除患者术前评估的统一标准。

此外，扩大肝切除术的术中管理技术将是一个主要优势。然而，在术中应用基于ICG技术的数据仍然很少。临床资料表明，ICG-R15与肝血流阻断术后峰值胆红素和乳酸浓度相关，是一种有前景的检测手段。术后早期评估的ICG-PDR在术后第一天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