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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RUC新闻坊将陆续推出人大新闻学院《深度报道》课程作品。本期作品为彭美琪、何东婷、周冯宁同学的《2020，出租车司机难熬的冬春》，指导教师为唐铮。全文共5696字，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猛地踩了一脚刹车，王迪把车停下，恼怒地朝来车按着喇叭。

这是山村间上坡路中最狭窄的一段，左边是小土包，右边是疯狂生长的灌木，只能容两辆车紧紧擦过。“学过驾照吗？”睡过了七点半到八点的拉客早高峰，王迪本就有些懊丧，看到下坡来车并没有减速让行的意思，火一下子就窜上来，摇下车窗大吼。

39 岁的王迪留着一头及耳短发，是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出租车分公司挂牌的一名“的姐”，今年是她跑出租的第八个年头。因为车牌尾号是900，王迪便得了个外号叫“九百”。在司机们的印象里，“九百”大嗓门儿、爱“叨咕”，没事儿就喜欢拿着配备的对讲机聊天。

六月的早晨没征兆地下起了暴雨，九点，王迪要将一位预约单的乘客送到十公里外的大井峪村。弯曲的山间小路有些颠簸，乌云压下来，雨点噼噼啪啪砸在挡风玻璃上，雨刷器一刻不停地左右摆动，将玻璃上的水帘刮出一片半圆形的清晰视野，视线可及，是砖房、树林和坑坑洼洼的泥地。

王迪送乘客去大井峪村

这一趟为王迪带来了 40 元的“开张”。但她没想到的是，在之后的四个小时里，她只赚到了 43 元，直到晚上七点半下班，一天共入账 166 元。王迪说，三月复工以来，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数目，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赶上哪天运气好，她的收入能比这个数字翻个倍。

疫情冲击下，各行各业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即使已经复工，出租车行业受到的冲击仍然剧烈且持续。

停摆

2020 年的除夕这一天，王迪依旧跑在路上。

每年除夕，王迪都按习惯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多回家吃顿饺子，如果赶上提前串门儿拜年的人多，这天能比平时多入账接近一百元。

除夕前，王迪从手机新闻上获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三线小城对于危险的嗅觉并不敏锐，路上基本没有人佩戴口罩，偶尔有乘客和她聊天时会提到疫情的事，但是大家的警觉性普遍不是很高。“当时没觉得疫情有多严重。”

王迪休息时在手机上看新闻

网约车平台没有订单的时候，司机们会开车沿主干路兜圈子，寻觅街边招手拦车的乘客。他们把这种碰运气式的兜风叫做“扫街”，能不能“扫”到乘客，全看缘分。逐人流而动的出租车司机，真正感受到变化是从大年初三开始。王迪记得，“扫街”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人流量在变小，“一天就拉二十块钱，有时候跑了很多圈也没一个人，自己出车时间也短了”，而往年，正值春节假期，在外工作回乡探亲、拜年串门儿的乘客，都不在少数。

空车意味着赔钱，除了固定的加油费，出租车还需要每天烧一罐八元钱的燃气，如果没有接单入账，油钱和燃气钱只能白白花费。大年初五，古冶区下发了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所有出租车辆一律停止运营，私自运营将按法规予以严惩。这个通知并不在王迪的意料之外，“知道武汉封城之后，就感觉应该会停运。但是当时对疫情发展情况完全没概念，不知道会持续这么久。”

收到停运通知后，王迪中午就早早收工回了家。接下来的将近两个月，用她的话说，就像是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

家里本来已经养了一只小狗，停工的这段时间，她又开始侍弄起花花草草，还养了一缸小金鱼。在小区规定能出门的时间，她会去超市囤些食物，每次采购能坚持四五天，其他的时间就一直呆在家里。

一开始她还很是自得，“平时拉活儿太累，终于能有个机会歇一歇，喘口气了。”然而“享受”还不到半个月，王迪就开始慌了。

“只出不进，啥时候是个头啊。”王迪夫妻俩都是专职的出租车司机，分属于不同的公司。停运的时间里，夫妻俩都没有收入，但每月仍然需要向公司交租赁费和管理费，两台车共计850元。“油、盐、菜，日常用品，水电费、宽带费、手机费，这都是必须得花的钱。”女儿正上初中，王迪和丈夫还有四位老人要赡养，本就不多的存款开始见底，只能精打细算地过。实在焦虑的时候，她就在家里来回踱步，客厅、厨房、卧室，走上个几百圈，就像平时“扫街”一样。

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不能复工给司机带来的，还有心理上的无所适从。

今年40岁的郁东伟已经开了十五年出租车，算是当地的“老司机”。得知要停运，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损失多少钱。几年前他曾经将出租车卖掉，试图转行做生意，而就算那时也没有闲在家这么久。“一下子待了一个多月没事干，很无聊，就想赶紧出车。”郁东伟妻子工作的超市还在正常营业，妻子每天下班都会带回必需的食材和生活用品，不需要郁东伟再出门。他只好待在家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和上网课的十二岁儿子“大眼瞪小眼”，靠看电视、刷抖音解闷儿。

2月6日，唐山市新增疑似新冠肺炎病例11例，累计确诊病例19例。还有两天就是元宵节，往年这个时候王迪的一大家子会聚餐，十几口人，很是热闹。但今年家里没有亲戚朋友串门儿，添了几分冷清。平时，王迪喜欢在全民K歌上唱唱歌，发泄一下压力，但是临近初三的女儿放假在家，女儿在房间里学习时，夫妻俩也不敢发出太大声音，她只好把想“喊几嗓子”的冲动暂时压下。实在觉得焦躁时，她就用收拾房间来纾解压抑的心情。情绪最反常的那几天，她每天会擦四次地板。“心里很矛盾，一方面巴不得早点复工，添点收入；一方面又很怕疫情，不仅拉不到客，自己也很危险。”

偏离的“正轨”

古冶区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上午10点30分，一溜小吃摊还未迎来顾客，卖鸡蛋灌饼的摊主站在流动车后百无聊赖。商业一条街尽头的肯德基，偶尔有年轻男女推门走出来。距街角五十米开外的超市门口，站着发传单的小伙子戴着口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提抱着四五兜鸡蛋，身后跟着蹦蹦跳跳的小孙女。

10点36分，王迪把车停在街角“趴活儿”，和前面的四五辆出租车排成一列，她手机上“滴滴”平台的接单提示音还未响起过。开累了或者一时没有乘客的时候，司机们就会找个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趴活儿”，除了百货大楼和医院，商业一条街是他们最为偏爱的“趴活儿”地点。

出租车司机们在一个购物中心前“趴活儿”

6月份，疫后的城市已经“破冰”，曾经空荡荡的商业街重新变得热闹，但是半小时过去，王迪一个人都没“趴”到，唯一敲了王迪车窗的，是一位私家车车主，她请王迪把车往前挪一挪，好给自己腾出车位。

3月11日起，唐山三个县区部分公交车和出租车最早开始陆续恢复营运。三地的复工通知大体相似：对全体返岗司机进行体温排查登记、对车辆进行维护检查和全面消毒；推行实名制乘车，乘客须出示身份证及健康卡，并进行体温测量；司机和乘客都要全程佩戴口罩，车辆备好消毒防护用品。3月14日，古冶区也下达了出租车的分批复工通知。

司机们的生活看似回到了正轨，但是，寥寥无几的接单数量和见到乘客时本能往上提的口罩，都在时刻提醒着他们，生活并没有真正恢复正常。

王迪是第一批复工的。

刚接到通知的时候，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拉不到活儿怎么办”。疫情前，她平均每天跑二十单，日流水在 250 元和 300 元之间，刨去加油费、燃气费和每个月向公司交的租赁费，月净赚五千元左右。丈夫的收入也差不多，但因为公司不同，每个月还需要比她多交550元的租赁费和管理费。王迪说，夫妻俩这样的收入在整个区的出租车司机群体中能够排到中等。

刚开始出车那会儿，王迪口罩、一次性手套全副武装，车上备着公司发的体温枪，会给上车的乘客先测体温，再让乘客扫描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虽然每天的乘客不多，她依然会到公司给车进行消杀，早、中、晚各一次。哪怕平时再喜欢聊天，王迪也会尽量避免和乘客说话，“就怕哪个人带来病毒”。在药店购买的带喷头的小瓶消毒液就放在手边，每当一个乘客下车，她都会对着车座喷上好几遍。晚上回家后，再用酒精仔仔细细地擦手。“一次性手套每天都换，口罩是最贵的时候买的，8块钱一个，不舍得每天换。”王迪家里有个专用的锅，她每天把戴过的一次性口罩丢进锅里煮开，再用酒精喷雾消毒，夹起来晾干，第二天接着用。

截至收到复工通知的那天，唐山市已经连续几十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但对于惨淡的生意预期、接触感染者的可能性，郁东伟心里也同样没底。不过，好不容易能摆脱无所事事的尴尬状态，他还是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

等来了公司的消息后，郁东伟按要求准备好相关证件，与妻子商量怎么安排好孩子的三餐，便早早睡下。

第二天早上7点，郁东伟就出了门。

返岗的那天公司人很多，体温排查、办健康卡、做车检、消杀，郁东伟足足排了四十分钟的队才把复工手续办完。尽管并未对第一天的生意抱有期待，他还是对这座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感到一丝陌生。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身影，公交车也尚未复工，主干路上，只有零星几辆小轿车和他的车远远地保持着距离。

郁东伟一路开下来，电影院、KTV都未开业，往日最好拉客的商场门口冷冷清清，小餐馆的门上基本都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偶有几家开张的，也不见往日的热闹。

兜了不知道多少圈，郁东伟才在医院门口接到了一个招手拦车的乘客，一脚油门，三分钟到达目的地，就赚了个起步价——六元。平时习惯八点收工的郁东伟，下午五点一过就回了家，算了算账，一整天也不过收入二十多元。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月，直到各大公司相继宣布复工，马路上招手拦车的人才变多了些，郁东伟开始陆续接到赶着上下班的乘客。晚上，烧烤的大排档也渐渐坐满了人。不过，以往的“肥单”——去车站的乘客少了许多，若非有公务出差的需求，人们往往倾向“宅在家里”，不会选择出门旅行。郁东伟的收入与这座城市的复苏息息相关，即便他现在连轴轮白班和夜班，“玩儿了命”地拉活，也只能恢复到疫情前不到一半的收入水平。

转机？转行？

截至 2020 年 5 月 8 日，全国已有 31 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促进出租车正常运营的相关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出租车“份子钱”的减免要求，另一方面是对运营车辆、人员和企业进行补贴。但是，唐山市政府尚未出台任何对出租车进行复工补贴的文件。

“政府没有复工补贴，每月的管理费也照常交，没减免。”郁东伟表示，出租公司并没有给予司机疫情补贴，政府方面也没有相关的补贴措施，即使是汽车保险的补贴也要等到明年。

司机们开始“自救”。三月份，几十位司机开始自发组建“出租车叫车群”，目前加入的司机和乘客越来越多，已经有了六个微信群。

2015年，“滴滴出行”上线“快车”业务，成了出租车群体极强的竞争对手。组建“叫车群”，除了想更及时地了解疫情过后乘客的出行需求，另一方面，其实也动了和滴滴快车“抢生意”的心思。

截止到下午三点，王迪只在滴滴出行上接到三单。

在叫车群内，需要用车的乘客把自己的定位和联系电话发上来，司机们收到消息后，就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接单”，如果多个司机同时回应，大家就会在群内报上各自位置，由距离最近的那个去接乘客。

有时，几辆位置相近的车还会“抢单”——第一个在群里发语音表明“接单”的司机取得“胜利”，颇有几分当年在网约车平台“拼手速”的味道。复工以来，王迪在叫车群内的接单数量，能够占到每天接单总数的三分之一。

司机们自发组建的“叫车群”，司机们的群昵称是出租车的车牌尾号。（图源：受访者提供）

停工的日子里，也有些司机将目光转向了别处。王迪身边的朋友，有的做起了微商；有的逃不开老本行，到钢厂开洒水车；有的人老家在农村，疫情期间新鲜蔬菜紧俏，就在朋友圈里卖菜、送菜。生意做得比较好的，复工之后便彻底转行，还有一部分选择直接卖掉出租车退休养老。

与王迪关系很好的司机师傅芦丽超，从2007年就开始开出租车，复工之后，芦丽超在朋友的饭馆找了一份烧烤的兼职工作，早上七点出车，傍晚五点结束后赶往饭店，摇身一变成了烧烤师傅。

光着膀子，腰间扎块毛巾，在烟雾升腾的烤架后挥汗如雨。芦丽超的生意一直到晚上十二点，要是忙的话凌晨一、两点才能收摊回家，第二天七点钟照常出车。“现在出租车越来越不好干了，疫情之后更是......每个月去朋友饭店帮忙，领点工资，贴补贴补家用。”王迪有些羡慕他们能有“两个窗口”开支，不过，她没想过转行的事情，“年龄不算小了，这行也相对自由，现在这年头，啥买卖都不好干。”

郁东伟曾经“三进三出”这一行，但是前期的投资失败经历，让他不敢再去承担试错的成本。年龄和身体状况，也让他失去了“玩儿命”的本钱。他并不打算再次转行。

“我都四十了，上有老下有小，出租开了这么多年，已经与社会脱轨了，只会开出租，不会干别的。”郁东伟的妻子在超市工作，月入不到两千元，除了日常生活支出，夫妻俩还有四年的房贷要还。“儿子马上初中，各种补习班费用一交，估计入不敷出。”

2020年已是郁东伟从事出租行业的第15个年头，他依稀记得，自己开出租以来赚得最多的一个月，日流水在五百元左右，净收入达到一万两千元，那是2013年。

“零几年到一几年，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路上开一会儿基本就能看到有人招手拦车。”随着滴滴出行等网约车软件的发展，出租车司机们的生存空间被一点点挤压，收入一直在走缓慢的下坡路，一场从冬天蔓延到春天的疫情，让这个行业的不景气更加凸显。没有一技之长的出租车司机们，与社会之间的代沟日益加深，很难迈出自己两平方米大小的空间。

有人抓住一线转机“下海”，有人借此抽身而退，更多的人不得不随遇而安，咬牙继续摆渡。关于未来，他们似乎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从大井峪村回来后，天已经放晴，中午十二点半，王迪暂时收了工，把车停在路边，和两个司机朋友走进一家小饭馆。

店面不大，白色的店招有些地方已经变成灰黑，四五张塑料桌全部坐满，大多是皮肤黝黑的工人。这是他们疫情过后第一次聚在这家最爱的小馆。

三个人，点一份招牌的麻辣鸡块，盆上浮着厚厚一层红油，就着三碗米饭，保温杯放在手边，头顶老式的三叶吊扇呼呼作响。他们边吃边天南海北地聊，聊到王迪刚入行时，第一次拉活儿，被村庄里的路绕得晕头转向，七八分钟的路程，愣是开了半小时才开回来。

王迪想到了早上的大井峪村，偶有起伏的山间小路两侧，树冠向上交织成浓绿的盖子，将头顶的阳光遮掩，乡村雨后的泥土味道仿佛现在还能闻到。“诶，你们说，退休了我就在农村弄个小平房，后院种上黄瓜、西红柿、豆角。咋样？”王迪大笑。

本文作者：彭美琪、何东婷、周冯宁

美编：许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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