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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现在的总部在纽约，因为美国一系列的操作，让很多国家开始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联合国总部应该搬迁了，搬到哪里合适呢？

之所以有这样的思索，是因为美国不按套路出牌，不仅没有尽到该有的职责，而且还滥用特权，阻碍联合国的正常运转，包括限制俄罗斯人员参加联合国大会等，这些任性所为让许多国家感到不满。

更严峻的是，美国大搞拉山头，单边主义，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甚至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联合国，这些行为对世界和平进展造成了严峻的阻碍，所以联合国的搬迁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形势所逼。

对于联合国搬迁，虽然一部分国家非常赞同，但是新搬迁的地点还有待商量。什么地方最合适呢？

中国，中国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备选国家。这不，近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的会议之上，会议就决定将教科文组织STEM教育机构在中国上海建立。

联合国总部的选址一定要符合三大条件，一个是安全指数高，其次是经济进展快，第三个是国际声誉优良。而这三个条件全部符合的国家并不是很多，中国是最佳挑选。

而我国符合建立联合国总部的条件的城市其实很多，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澳门等都可以，这些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我国的佼佼者，都是在国际交流，科技创新，经济进展和交通建设中独树一帜的多元化进展城市，但是如果从全国进展来看，山西太原才是上上之选。

很多人认为，山西现在在全国排名靠后，认为不屑一顾。其实从尧舜一直到夏朝，山西，也就是现在的晋南，是当时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历史说的很清楚，在春秋初年，黄河流域的强国是郑国、齐国，到了中期和晚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晋国则是黄河流域第一流的强国，晋国率领华夏诸中小国和长江流域的霸主楚国相抗衡，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晋楚争霸”时期。而晋国的中心就在山西，前期的首都在绛，亦称翼，在今翼城县东南，后期迁于新田，亦曰绛，故址在现在的侯马。

著名作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觉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

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平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余秋雨的发觉是客观真实的，将联合国总部搬迁到太原，不仅让联合国更加灿灿生辉，还有助于我国西部地区的进展，而且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也是一种智慧。

把联合国总部放在山西也不是让联合国屈就，不是有一句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总部搬迁过来，反而会让国际人士沐浴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春风里。

北、上、广、澳、港的经济进展已经成为规模化，已经上了我国进展的快车道。把联合国总部放到这些地方，只能说锦上添花，而放在山西，则是雪中送炭，意义非同凡响。

以我国目前进展情况来看，我国南方进展快，北方慢，我们现在做的是让中国北部，西部进展加速，而联合国总部的搬迁则是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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