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画像

（二）译作：《四洲志》《各国律例》与《华事夷言》

《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详细和系统地介绍西方地理、历史的“开眼”之作，由林则徐摘译自英国地理学家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这部书虽然没有留下单行本，但却成为了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的基石。1884年出版的《海国图志》共50卷，《四洲志》的内容分别被编入了第3、5、7、13、14、16、20至22、25至33、35至43各卷中。由此，《四洲志》不仅为林则徐“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称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影响了以后众多研究外国史地的学者，实为开先河之作。

《四洲志》

《各国律例》是林则徐在禁烟期间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就解决当时发生的事件产生较大争论的背景下诞生的。1839年5月，九龙附近尖沙村居民林唯喜被英国一酗酒水手殴打致死，但英方拒绝承担责任，也拒绝交出杀人凶手。这可难倒了当时的清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处理这类国际司法事件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可参考的前例。在此迫在眉睫之际，林则徐组织摘译了由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滑达尔（Emmerich De Vattel）1758年所著的《国际法：适用于各国和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原则》，该书主要包括解决国际间战争、敌对措施、封锁禁运等方面的律法。这本书的摘译，对于解决当时的历史事件可谓是“雪中送炭”，开了近代中国解决国际问题的先河，且“从中西思想文化沟通和交流讲，其历史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义律画像

《华事夷言》摘译于英国汉学家德庇时（SirJohn Francis Davis）所著的《中国人》一书，内容主要涉及英国人对中国人及中国问题的看法，这对于了解当时英国对华的态度和动向有较大作用，为清政府制定更为准确的抗英政策提供了依据。

上述三部主要译作，既为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留下了历史证据，也推动了近代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

（三）招集主要译员：袁德辉、梁进德与林阿舍

林则徐南下广州禁烟之际，中国并没有专门的翻译人才，若遇到需要翻译介入之事务时，则主要依靠一些西方传教士，而西方传教士的立场毕竟在西方，公道与客观难以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招集袁德辉、梁进德、林阿舍（亚林）等人组成了专门的翻译团队，主要负责搜集和翻译关于“夷情”的资料。翻译团队的成员，基本都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如林阿舍在1822年到1825年曾赴美国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教会学校主修英语语言文学；袁德辉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曾在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天主教学堂里学习过拉丁文和英文；梁进德不仅是第一个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之子，还曾师从裨治文学习英语，后又赴新加坡接受由马礼逊资助开办的西洋教育。从资质上说，翻译团队的成员是可以胜任翻译工作，也能够为中方效力的。比如袁德辉完成了《各国律例》的翻译工作，还为林则徐翻译了大量的外事公文、贸易告示和中外照会；梁进德则是影响力深远的《四洲志》的翻译主力军；林阿舍（亚林）主要负责各种“夷情”资料的翻译。尽管如此，翻译团队的大部分人却得不到林则徐的完全信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跟西方传教士的关系过近，被认为有“通夷”嫌疑。因而，团队成员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被大打折扣，如遇到重要情报或决策需要翻译时，林则徐会选择避开他们，更不会与他们共商御“夷”策略。这种且用且疑且避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中方对“夷”情的了解、判断，也大大削弱了翻译团队本应具有的历史作用。

二、林则徐翻译活动之历史意义

（一）“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澳门新闻纸》

林则徐赴虎门销烟之前，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几乎为零，整个大清王朝从上至下皆认为只有一个“天朝上国”，其余皆是“蛮夷之国”，需对“天朝上国”进行朝拜和敬仰。正如晚清著名思想家、政论家王韬所言：“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通过组织翻译西刊，发行《澳门新闻纸》，林则徐看到了贸易在“夷人”心中的地位，认清了西方开展鸦片贸易的真实目的，坚定了开展抗烟运动的决心；《各国律例》的摘译，让国人看到了西方政治体制的一些新鲜词汇，如“律好司”（上院）、“甘文好司”（下院）、“巴厘满”（议会）等，看到了英美、英葡、英俄、英法之间的矛盾，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从而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师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正因如此，林则徐对组织翻译《澳门新闻纸》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探访和了解“夷情”的重要渠道，如他于1840年呈给道光帝的奏折所述：“现值防夷契紧之际，必须时常去探访夷情，只有知其虚实，才可以制定可控制防范西方国家侵略的方案。”借用陈胜粦评论之言，“《澳门新闻纸》的翻译，为林则徐打开了一个放眼全球的窗口”“也帮助他开始接触近代世界”。

（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始于外报的翻译，而最早进行外报翻译活动的便是林则徐，即他于1839年2月开始组织翻译并发行《澳门新闻纸》，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译报。林则徐翻译西刊的初衷虽然只是为了“探访夷情”，并没有明确创刊宗旨，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开办发行属于本土的报纸，但至少在当时视西书、西刊为“奇闻异端”和“淫巧邪说”的历史背景下，他在报纸的编译和发行上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正如徐新平所言：“其译报之举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创荆辟莽、前路先锋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认为需要对报刊内容进行甄别的态度对于近代新闻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1839年4月，林则徐把数本装订成册的《澳门新闻纸》呈给广东巡抚怡良参阅时附信说，“其中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实，不过藉以采访夷情耳”，“不能据以为实”便是其客观对待刊物内容的直接体现。因此，《澳门新闻纸》的翻译和发行不仅解了当时禁烟亟须了解“夷情”的燃眉之急，还打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业发展的新局面。

（三）西学兴起及洋务运动的引路人

魏源画像

林则徐之后的魏源，也被认为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另一重要人士。魏源不仅继承了林则徐的“开眼”之举，同时将其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个观点相较于林则徐的“师夷”多了“制夷”这一“学以致用”的经世实用观。此外，魏源还对林则徐的译报活动进行了认识上的升华，认为报纸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提供信息和“探访夷情，知其虚实”，还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舆论作用，允许百姓的参与，这些观点可在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卷五十三中找到依据：“英国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林则徐和魏源通过翻译活动，大量引入和介绍了关于西方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资料，引发了“西学”热潮，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开展做了重要的铺垫和积累。综上，林则徐无愧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海国图志》

三、结语

晚清时的中国仿佛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闭关锁国”、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地坚持“世界中心论”，所以“沉睡”；它曾经庞大、曾经雄壮，所以称之为“狮子”。但西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的快速发展并不允许这头“睡狮”继续沉睡，继续妄自菲薄，他们通过鸦片贸易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撬动了这头“睡狮”的骨架。面对这些突然而至的“蛮夷”，面对这些闻所未闻的国际问题，清政府慌乱、无备。而要解决中西问题，必然涉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那么，翻译的历史作用也必然得以体现。本文对林则徐翻译活动的介绍及意义分析主要集中于他于广东禁烟期间，这是林则徐进行翻译活动的巅峰时期。此间，其翻译主要涉及三个领域：西刊、西籍和外事。这三个领域的翻译活动意义重大，使林则徐成为中国西刊翻译第一人、西籍翻译第一人、中英照会第一主译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吴志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