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译意译之争一直是翻译界的焦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一直占据中西方翻译界的主导地位，后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在西方兴起，但很少有学者系统说明西方翻译研究转向的缘起。基于此，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后，综合阐述了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和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的优点和不足，并从西方翻译史的角度出发，探索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的源起和发展，阐述了从规定性向描述性的西方翻译研究，旨在更好地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规定性；描述性；翻译研究

1、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概况

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以源语或源文本为中心，喜欢用译文与原文对照，译文好不好，全看与原文差别大不大，译者关注的是源语信息和译入语信息的逐一对应，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注重“信”，也就是要求译文要忠实原文，侧重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对照，其次才是对译文更进一步的要求，如“达”、如“雅”。又如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再如严复的“信、达、雅”，再如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要求词汇、句法、篇章、文体四个方面的对等，而非简单的逐字逐句的对等。这些翻译理论在早期指导了很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实践。如戴尔比斯经典的钻石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它的中文译文“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是“信、达、雅”的典范之作，更让钻石销量大增。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规定性翻译研究有长处也有不足之处。不足之处如下：

第一，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研究的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与转换。它仅把翻译视作源语与译入语之间一对一的语码转换，忽略了产生语言的文化语境。很少提到文化，偶尔提到文化也是为了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换句话来说，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探讨翻译技巧和翻译艺术，是通过对比分析源语和译入语这两种语言系统来实现的。殊不知，翻译活动是个综合性的文化创造活动，需要综合考量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不能把翻译活动单一地看成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过程。

第二、关于翻译的绝对标准不可得。翻译不是生产工业产品，没有一套确定的标准和公式。翻译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译者的个人因素、国家政治政策、文化习惯禁忌、民族因素等等。仅译者的个人因素这一项，就又可细分为译者的个人喜好、语言习惯、母语影响、思维习惯等等。因此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中旨在指导实践，人为地用于设定评估标准的翻译标准、规范和价值，从这一层面来说，它们的可信度和可采性有待考证。

第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难以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不同翻译家提倡的翻译规范往往针尖对麦芒，互相矛盾。翻译标准翻译家从个人的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归纳技巧、形成规范，并用以指导后人翻译实践活动。但是翻译家的实践活动大抵是不相同的，感悟收获也是不同的。但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同一个翻译活动，有着不同境遇，思想，文化环境，成长环境不同的翻译家，他们得出的感悟也因人而异。所以翻译标准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译者往往难以把握这个度。比如曼切斯特曾列举了一些相互矛盾的标准：译作要尽量接近原作；要避免译得过于近似原作，避免直译。译诗就要像诗；要将诗译为散文。忠于原作者最为重要；忠于读者最为重要。有人倡导要这样译，有人倡导不要这样译，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往往没有明确答案，缺乏客观性。

2、描述性翻译研究概况

而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作为与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导向，主要指与传统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相比，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不再简单地把翻译看成是语码之间的转换，也不再是仅仅关注源语，而是将翻译活动放在宏观的层面，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等多个层面来综合考虑。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只描写现象，陈述事实，不制定翻译规范和标准，不改造和指导翻译实践，尽量避免对研究对象进行价值判断，只把研究对象当成文化现象或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同时，与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以源语为中心不同的是，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以译入语为中心和导向，关注译入语。此外，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不关心直译意译，只关注翻译语境化（contextualize translation）。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出现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的不足，它的特点如下：

2.1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以目的语为中心。

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把源语作为尺度来评价译入语好坏，与之相反，描述性翻译研究从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语言环境来分析翻译文本，研究翻译对象。如前文提到的英译《红楼梦》作品，从最早的1830年John Davis 译本为例，他只选择性地只翻译了第三回片段，描述性翻译研究不关注John Davis的译本与源语的差异，不以直译或意译作为评估它的标准，它可能关注的是Davis为什么选择了第三回并翻译它的原因，还可能关注他的译本的影响，如这个译本是否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传统名著，能否让英语读者体会到《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是否促进了汉文化的对外传播等等。

2.2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不关心直译意译，只关注翻译语境化（contextualize translation）。

例如，对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英译，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关注的是这些英译作品整体采用的是直译的策略还是意译的策略，直译和意译哪种读者接受性和可读性更强，又或者这些英译作品采用的是具体哪一个翻译理论，是“信、达、雅”还是功能对等又或者是目的论。如采用的是“信、达、雅”，译入语具体达到了哪个层次。而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面对不同的《红楼梦》英译作品，不按某一特定标准对其进行规定性的褒贬，而是描述不同译本的特色和风格，探索译本产生的原因，只描述现象，不谈价值判断和标准，探讨的是《红楼梦》英译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具体某一个英译本的好与不好。

2.3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从宏观层面来描述翻译活动，是全面历时性的。

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不再将目光局限于静态、封闭的源文本，而是将翻译活动置于目标语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中。还是以《红楼梦》的英译为例，从最早的1830年版，到至今为止，《红楼梦》的英译作品已经有十多版了，其他语言版的译本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产生于不同时期的译本，每个译本都带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水平更是良莠不齐，无论如何，在当时都是数一数二的好译本，因此用一个固定的翻译标准去评价不现实也不客观，还会抹杀译本的时代价值。所以，我们应该从当时的时代和历史角度，对这些译本进行全面历时性的客观描述，了解《红楼梦》英译事业的发展历程，对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贡献。

2.4研究对象的宽容性。

相对于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描写性翻译理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宽容。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翻译活动中存在的各种翻译现象和各种各样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手段，甚至你在生活中见到听到的零星片段都可以成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的翻译对象。换句话说，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的翻译对象比较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要求它的翻译对象一定非得是某个风雅的文学作品。大到经典文学作品，小到和某人的对话，都可以成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它包容性十足。

3、西方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源起与发展

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翻译家注意到了规定性翻译研究的不足。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经济在逐渐复苏，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翻译需求，因此西方的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迎来了新的发展。但是随着翻译实践的复杂多样化，传统的翻译理论和规范并不能满足新的翻译需求。因此提出新的翻译理论迫在眉睫。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两大转向。

3.1语言学派的转向。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这样一大批学者，他们通过结合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同时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宏观角度结合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后提出了新的、更为严谨客观的翻译理论，助力翻译研究迈入新阶段。尤金奈达曾把西方翻译理论分成四大流派，只有一派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翻译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也即关注的是“怎么译”“如何译”，其他三个流派都或多或少地用了语言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去解读翻译中的各种语言现象。而且，三大流派之一的语言学理论翻译更是直接照搬运用语言学的理论。这批学者代表人物有雅克布逊（Roman Jokobson）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等。他们对翻译问题的深入探讨，代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翻译语言学派的出现，将翻译活动与语言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语言学的角度，如字、词、句语法的变换及其语义来解释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不再把翻译视为仅仅是直译或者意译，助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是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它把翻译理论研究划分到语言学的范畴之下，本质上并没有跳出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的范畴，只是简单地把翻译看成一种语言现象，用一些语言学上的规则来解释阐述这些语言现象。为了弥补翻译语言学派的不足之处，因此翻译学术界逐渐地兴起了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3.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谈到翻译的文化研究，尤其是比较成规模系统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后半叶，和语言学派齐头并进。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论翻译的模式》（Modesof Translation）是描述翻译学的先声，标志着描述翻译学第一次进入翻译界的视野。70年代乔治·斯坦奈（Geoge Steiner）发表著作《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且新颖的观点，那就是“理解也是翻译”。在1972年，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他的论文《翻译的名与实》中提出了建设性的新观点。他主张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把它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又把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囊括在纯翻译学的分支下。但是描述翻译学并未得到翻译界的重视。后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翻译的发展。紧随其后，佐哈尔的同事，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在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的新观点，他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指出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多元系统当中，任何社会行为都会受到这个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在共同作用中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也就是说，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研究要求我们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将翻译活动置于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综合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自此，描述性翻译研究自图里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4、结语

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长期占据中西方翻译界的主导地位。它注重传达原文信息，偏向实用主义，在早期，指导了很多成功翻译实践。但是由于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翻译需求，翻译研究中的描述性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悄然兴起。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直译意译之争，从宏观层面观察研究对象，描述事实。描述性翻译研究不是一个停滞不前、固步自封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前进发展的，是跨学科的翻译理论研究，它在永不停歇的求变和求新中探索翻译的内核本质，它一直在以极大的包容性来吸收融合各个学科的理论观点，助推新翻译新视角的出现，它的出现为翻译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也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发展，西方研究也逐渐从规定走向描述。

参考文献：

[1]王运鸿.描写翻译研究之后[J].中国翻译，2014，35（03）：17-24+128.

[2]王运鸿.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J].中国翻译，2013，34（03）：5-14+128.

[3]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05）：110-116.

作者简介：谢婷，1999年4月出生，汉族，女，籍贯：江西赣州，硕士，现主要从事的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