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从生物学模因论视角切入开展的跨学科翻译研究，与当下翻译 学科跨学科与跨界研究形成有效对话。比如，《翻译的（生物）符号学理论——社会文化现实的突现》（ A (Bio)Semio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e Emergence of Social-Cultural Reality ）一书从生物符号学视角对翻译问题展开跨学科研究，有效回应了翻译研究范式更迭问题（Marais，2018）。《翻译研究移动的边界》（ Moving Bounda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进一步说明“近几十年来翻译研究的范式更迭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对象，也拓宽了翻译研究视野”（Dam et al.，2018：10）。

切斯特曼（Chesterman，2016）聚焦五大超级模因，即“源语—目标 语”隐喻、对等观点、神秘的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之争，以及所有写作都是某种形式的翻译，进而对八大翻译模因，以及模因池展开讨论，具体包括词语、上帝之言、修辞、罗格斯、语言科学、交际、目标语导向和认知。翻译模因以及模因池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对现有翻译理论及范式进行统摄性研究。模因论翻译研究与其说是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不如说是对翻译理论开展的元理论研究。作者从词源学视角对翻译概念进行界定，指出翻译一词的英文原意是“转移 / 随身携带着转移”（translate means “carry across”），其中“被转移的是什么？”这一观点至关重要（Chesterman，2016：18）。根据西方传统观点，词语的意思在翻译中被转移。西方的语言观受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影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符号影射现实，只要现实不发生改变，词义就不会改变，那么翻译就有可能（同上）。

该书修订版在1997年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修订与增补，尤其补充了近20年间翻译模因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该书无论其研究内容、研究视角，还是翻译模因传播与变异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然而，遗憾的是该书修订版自出版以来却没有见到系统的评介性文章。鉴于此，本文对该书修订版的主要观点进行评介，并着重讨论该书的创新之处以及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带来的启示。

2. 研究框架与内容

本书除前言与后记之外，共三部分七章内容，分别为模因再生机器、 翻译模因演变、从模因到规范、翻译策略、作为理论的翻译、翻译能力培养与翻译伦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主要探讨翻译规范的形成；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讨论翻译规范对翻译实践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为第七章，聚焦指导翻译行为的翻译规范背后的伦理价值（Chesterman，2016：XII）。

在序言部分，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模因论及其由来。作者从词源学的 角度讨论了英文theory，即理论一词的来源。在古希腊，真理、知识及天谕都来自哲人，而由官方派遣去咨询哲人的人被称作theoros（Liddell & Scott，1940：s.v.，转引自 Chesterman，2016：IX）。theory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基本词义是看、凝视或审视，具体指观察者有意识地看见而非被动地观察。具体而言，theoria的外延是“看，观看”（a looking at, a viewing），其内涵是“凝视，思考”（contemplation, speculation）（同上）。作者进一步指出，该书采用的理论概念目的是“为了看见与凝视”。随后作者明确了该书的三个目标：一是实现元理论目标，提供理论观点，涵盖多种理论；二是实现理论目标，发展特殊的翻译理论观点。作者提出波普尔（Karl Popper）翻译理论，尝试将不同的翻译理论编织在一起，而支撑翻译模因论的基本观点是“规范、策略与价值，加上波普尔的试验性理论、误差消除以及客观知识演变”；三是侧重翻译实践与应用。每一章的最后，作者都增补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最新研究文献，并补充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第一部分讨论翻译规范，涵盖第一、二、三章。第一章是模因的幸 存机器，包含五小节。第一节介绍模因概念的来源及内涵，指出该词源于社会生物学，后用于文化演化研究。第二节重点介绍翻译的五大超级模因，即“源语—目标语”隐喻、对等观点、神秘的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之争，以及所有写作都是某种形式的翻译。第三节讨论模因存在的场所。作者借鉴波普尔提出的三重世界的观点，对模因所处的场所进行分析，指出模因属于第三世界。其中第一世界指客观物质世界，第二世界指主观意识与心理世界，而第三世界指客观思想观念世界，科学、诗学与艺术隶属该世界，观念世界并非存在于个体大脑之中，而是存在于公共领域，包括图书、图书馆以及数据库等。总之，第三世界包括理论、问题、假设以及论点。比如，一本书首先作为物体存在于第一世界，而该书的思想内容则存在于第三世界。一本书可以被焚烧，而其思想内容则不容易被破坏（Chesterman，2016：10）。

第四节对波普尔式的模因进行讨论，重点考查了试错理论、错误消 除等，并强调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试错的话，要么是好理论，要么不是好理论。但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不能试错的理论绝非科学理论（同上：13）。作者对波普尔的观点及其引发的相关争论进行了简单介绍，不过作者并没有对其深究。作者坦言，他只是受到波普尔某些观点的启发，进而尝试将这些观点用于翻译理论，从而建立一种特殊的翻译理论（同上）。

第五节为新增内容，重点讨论该书自1997年首版以来，翻译模因研 究的进展。作者提出，巧合的是在该书第一版同年，弗米尔（Vermeer，1997）在其发表在 Target 上的论文中也对翻译模因概念进行了讨论，然而两位学者之间对此话题并没有相应交流。作者进而将模因与文化素（culturemes）联系在一起。文中作者针对模因提出不少问题，其中译写问题切斯特曼已经解答，还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Chesterman，2016：13-14）。作者还提出模因论与生态翻译理论的相通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分作者对意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指出意 义绝对不变的观点长期以来是翻译的主要模因之一（Chesterman，2016：19）。通常认为，译者的工作如同盖一座石头房子。译者将原来的结构拆解并用同样的石块在别处建一幢新房子。这里的砖块并非词语本身，而是指词语所携带的词义。既然译者使用同样的砖块、同样的词义，那么对等就可以保证。作者对此观点发出质疑并继续追问：不同语言的词汇意义真的一样吗？如果针对所有的词语及其在所有语境下和所有时间内，是否都会意义一样呢？作者的质疑不无道理，后现代翻译研究已经对意义固定不变的观点加以拆解与重构。根据解构的观点，意义从来不是先在的，而是在具体语境下动态建构的，因而意义是动态、流变并不断延异的。

第二章审视翻译模因的演变。该章对模因观点进行了集中探讨。作者 注着重讨论了（西方）翻译理论演化所历经的八个主要阶段，即词语、上帝之言、修辞、罗格斯、语言科学、交际、目标语导向、认知，随后对当下模因池理论展开探讨。作者进而指出这八个阶段并非过渡性的，而是聚集性的，因而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应对的问题都来自之前各个阶段遇到的翻译问题。作者在本章最后综述了当前“模因池”（meme pool）里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翻译理论观点（Chesterman，2016：XI）。根据波普尔的观点，每一次解决问题的尝试都会带来新问题，都没逐步接近“类似真理”（truthlikeness）（同上：17）。就理论产生而言，“每个理论或由之前的理论演化而来，或对之前的理论作出回应。每个新理论都会寻求对之前理论某些部分进行修正或者重新定义，也或者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提供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同上）。作者希望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全景鸟瞰式的概览。不过，作者也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提供不同阶段翻译史的详细介绍，或提出什么创新观点。作者指出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限于欧洲传统，对欧洲之外的翻译研究涉及较少，这也是作者的遗憾所在。

第三章讨论从模因到规范的演变。作者对翻译规范的讨论为反思翻译 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作者讨论翻译模因在模因池生存下来之后一段时间内会发生什么？如果一个模因由于实践、政治、文化与审美原因开始主导，而其他与之竞争的模因逐步消退，无论是由权威强加还是被动接受，这一模因就会逐步被当成规范（Chesterman，2016：49）。由此可见，模因池中不同模因之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而主导模因逐步成为翻译规范，其他模因则会慢慢变弱，甚至消失。

第二部分即第四、五、六章，聚焦翻译规范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第 四章谈论翻译策略，将研究焦点由翻译产品转移到翻译过程，进而聚焦翻译策略，尤其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遵从翻译规范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第五章是作为理论的翻译。在“任何翻译其自身就是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提出波普尔式的翻译评估方法。第六章为翻译能力发展，主要讨论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聚焦波普尔翻译理论对译员培训的启示，以及翻译理论演变与译员成长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为第七章，聚焦控制翻译行为的规范背后的翻译伦理价值。 在本章第一节，作者围绕伦理类型、伦理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范式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讨论。

首先，切斯特曼将翻译伦理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伦理，关注译者在 社会中的作用与权利、工作条件、经济报酬、客户利益动机、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总体目标、译者与客户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翻译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译者与世界的关系；二是微观伦理，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以及处理具体文本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译者与页面文字的关系（或译者与文本的关系）。当然，宏观伦理会影响微观伦理，会影响译者的个人决策，而微观层面的决策最终又给跨文化关系带来更广泛的影响。

其次，切斯特曼指出翻译伦理主要源自两大伦理理论，即合同与功利 主义伦理。前者基于对什么是正确或错误行为的共识，因而采用服从、权利、义务与规范。在此，伦理考量是回顾式的（retrospective）。而功利主义伦理理论主要考查既定行为的结果。符合伦理的形式是指取得最好结果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本身由结果来评判。因而此种伦理更看重价值而非规范。

最后，切斯特曼讨论了两大伦理研究范式，即描述性研究范式与规范 性研究范式。前者侧重揭示控制特定行为的伦理原则，以及特定行为者所相信的伦理概念，旨在描述实际所发生的一切，不采取学者认为应该如何的立场；在规范性伦理研究中，学者不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译者为何应该这样翻译而非那样翻译的理由。比如，韦努蒂（Venuti）提倡抵抗式翻译的做法就属于此类（Chesterman，2016：169）。

本章第二节讨论了规范、行为与价值。作者认为，规范是实现价值的工具。作者从两类行为，即生产性行为与预防性行为入手对翻译行为展开讨论。作者提出四种基本翻译价值，即清晰、事实、信任与理解。随后分别对这几个方面展开详细讨论。作者指出，期待规范的首要价值就是清晰（Chesterman，2016：169）。关于事实这一概念，作者提议不要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看成相同关系，而应该看成相似关系或者具有家族相似性（同上）。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原文与译文没有关系，我们也就不会再称这个文本为译文”（同上：177）。两者的真正关系是什么只能视情况而定。需要说明的是，事实只是翻译的一个价值，而原文也只是影响译者决策的诸多因素之一。信任是指导责任规范的价值。在切斯特曼看来，诺德（Nord）提出的“忠实”（loyalty）是指交际行为中指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行为。而诺德认为译者对目标语和源语情境负责，对原文发出者与译文接受者负责。而切斯特曼提出“责任”（accountability）这一概念，并用一个网络的形象来比喻翻译中的责任关系。在这一网络中，译者节点（translatornode）负责任地与其他节点联系在一起。而关于其他节点是什么，学界有不同声音（观点）。有人认为是指作者、委托人以及读者。皮姆（Pym，2012）的研究则将如何翻译转移到谁有权威以及如何翻译这一范畴。换句话说，谁来决定翻译规范的有效性？皮姆从翻译职业视角提出应该由译者集体来相互检验与评价翻译质量。而皮姆的理论出发点是译者所处的居间文化空间（intercultural space）（Chesterman，2016：178-179）。在皮姆看来，译者所处的文化居间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译者的伦理选择（王洪林，2018：86）

3. 特色与创新之处

3.1 特色

该书的主要特色体现在对上帝之言以及超级模因的讨论，尤其关于对等模因的元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作者关于模因的讨论，尤其关于上帝之言这一模因的讨论富有 创见。作者指出该模因的本质是原文导向的，认为原文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翻译活动是复制，不得发挥创造性。翻译修辞模因不再将翻译看作是原文导向的复制行为，而是译文导向的修辞行为，主要关注读者接受。这个阶段对目标语及其潜力更加自信，通过“掠夺”源语文本来丰富目标语文化。从翻译修辞模因可以看出，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行为。对翻译问题的讨论无法真正搁置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也无法脱离翻译所处的复杂语境进行抽象讨论。毕竟如巴斯内特（Bassnett）所言，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理想译作，对翻译的评价标准也会有所不同（Bassnett，2014：81）。

其次，作者对等超级模因的讨论富有创意。作者从对等模因切入，提 出对等研究与相似性的密切联系，进而将相似性分为趋同相似（convergent similatiry）与分叉相似（divergent similarity）两类，并将皮姆提出的自然对等与方向对等与之对应（Chesterman，2016：15）。切斯特曼从相似性角度出发，将自然对等与方向对等分别对应趋同相似与分叉相似。作者将两类相似性与皮姆提出的自然对等与方向对等并置，提出新观点，有一定创新。作者提出自然对等在翻译行为发生之前已经存在，这种对等关系具有可逆性，译者只需要了解自然对等或发现既然对等即可（即趋同性相似）。就方向对等而言，侧重译者在具体语境中的创造，是不可逆的。不同译者针对同一文本可以产生不同的译文，而所有译文可能都有效（即分叉性相似）（Chesterman，2016：15）。

不过，切斯特曼提出的趋同相似和分叉相似与皮姆提出的自然对等和方向对等，两组概念确有相通之处，但两者也不尽相同。就自然对等而言，主要针对两种语言之间词典意义上的、术语版的对等，具有可逆性。趋同相似主要指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相同的地方，而不同之处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对等与趋同相似在出发点上存在较大差异。方向对等指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意义上有重叠但不完全吻合，分叉相似立足原文，凸显不同译文之间同源又有差异的相似关系。由此可见，两组概念尽管有相通之处，但出发点和研究重心存在差异。

最后，可逆性问题与译文能否回译密切相关。切斯特曼提到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实际上是指译文是否可以回译为原文。笔者认为，如果从原文同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而言，自然对等是指原文同译文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回译，具有可逆性。而方向对等则指原文与译文存在一对多的关系，因而难以回译，具有不可逆性；而如果从方向性来说，自然对等提倡的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可以相互逆转，或者回译，而方向对等呈现的则是一种单向关系，无法逆转，也无法回译。从这个角度看，方向性是讨论翻译可逆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3.2 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研究方法与跨界研究视角、整合与 重构的翻译观以及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研究路径三个方面。

首先，该书体现了跨学科研究方法与跨界研究视角。作者从社会生物 学借鉴模因概念，并借鉴文化研究成果，对翻译观点的传播展开跨学科与跨界讨论。作者通过对不同翻译模因，尤其对五大超级模因，以及八大翻译模因的讨论，将不同翻译研究范式贯穿在一起，实现不同范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在对不同模因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有效融合语言学、文化、社会学等翻译研究范式，凸显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与跨学科包容性。作者围绕翻译模因问题展开讨论，将翻译作为理论，进而从模因池切入，对翻译模因理论展开元理论探讨。

其次，该书体现了作者整合与重构的翻译研究观。在作者看来，目 前翻译理论中存在各种碎片化观点，各种观点之间相互冲突。作者通过对翻译不同模因的探讨，找到一个切入点或者视角将不同的翻译观点连接起来，从而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翻译全貌图（Chesterman，2016：17）。鉴于此，作者对碎片化研究进行了有效整合与重构。比如，模因池概念的提出将当下不同翻译模因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进行探讨，将不同翻译理论与观点编织在一起，从而使得碎片化的翻译理论系统化。

最后，该书体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研究路径。该书始终围 绕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展开，以模因、翻译规范以及翻译实践为线索，有效实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三大部分从模因概念到翻译规范再过渡到翻译实践，从理论探讨过渡到翻译实践。可以看出，作者从元理论到翻译理论，从翻译实践到翻译教学过渡自如。此外，理论探讨中穿插翻译实践案例，翻译实践分析中融入理论思辨。尤其第四章关于翻译策略的讨论，作者从句法策略、语义策略以及语用策略几个方面展开细致分析，借助大量翻译案例来支撑其观点。即便在第五章对作为理论的翻译的讨论，作者也使用了大量案例进行译文分析。

4. 结语

切斯特曼从跨学科视角对翻译模因展开了系统探讨，尤其在超级模因 的分析中对五个超级模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爬梳，具有明显创新之处。作者分别对八大翻译模因逐一讨论，最后对当前翻译模因池进行总结式探讨，可以说遵循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元理论的研究路径。作者不仅有效整合了翻译理论中长期引发争论的核心观点，比如对等问题，也实现了不同观点甚至不同翻译理论之间的有效连接与关联。

综上可见，作者通过模因这一概念试图编制一张翻译模因池这样的大 网，从而将碎片化的观点汇聚在一起，通过观点的聚集、分类、联结与整合，最终对翻译理论问题进行元理论层面的思考，并由此提出新的翻译理论，即翻译模因论。从作者书中贯穿始终的观点可以看出，作者对翻译核心观点，或翻译模因的探讨所持的是一种传播的观点。在切斯特曼看来，观点通过传播而扩大影响，通过聚集、变异而变得强大，从而得以流传进而增强其生命力。总之，作者对翻译模因的研究，尤其对模因池的探讨为跨学科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对拓展翻译研究视野以及促进跨界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元理论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及注释

美编：张飞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