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即为老龄化社会），我国早在2000年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1]。《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其中，2001－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年均增长老年人口596万；其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年均增长老年人口620万；2050年至21世纪末期，我国将持续处于一个“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达到4.5亿，占全部人口的32.5%。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年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导致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不断增高，我国将长期担负沉重的养老压力。让老年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剧，养老问题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自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困难重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个人）：养老应该包含经济来源、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层面[2-3]，三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割裂的。首先，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退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较高，医疗负担大大加重；大多数老年人在步入老年阶段时，由劳动角色转换为被供养角色，成为社会和家庭共同供养的弱势群体[4]。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部分老年人无法依靠自身劳动获得生活供给及医疗费用支出。第二，我国半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0%[5]；独居老年人日趋增多；部分老年人自救自助意识不强[4]。这些因素都使得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他人照料。最后，脱离理论认为进入老年期的人内心开始退缩[4]。退休之后，老年人从家庭中的“家长角色”逐渐转换为被照顾的角色，不再具有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力，这容易使老年人产生“被抛弃感”和寂寞感。由于老年人退休后停止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经济收入明显减少，现代社会又忽视老年人的价值和作用，使得老年人社会地位明显下降。除了上述可能引起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因素外，老年人还将遭遇多重负性生活事件（退休、丧偶、独居、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友同事去世、自己患严重疾病，甚至还包括婆媳不睦等）的打击[6]，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突出。

2. 传统养老模式面临挑战（家庭）：在中国是父母抚育子代，子代赡养父母，称为“反馈模式”；而在西方，父母抚育子女，子女却无赡养父母的义务，称为“接力模式”[3]。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都有明文规定，但在西方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义务。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始终是“金字塔”形状，即老年人数量较少，而第二代成年人较多，最多的是第三代的未成年人。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家庭逐渐趋于小型化，呈现“倒金字塔”结构，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家庭（即4-2-1家庭）逐步增加，随着人口寿命的增加，甚至还有可能出现8-4-2-1家庭，子女的赡养压力很大[2]。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口流动增加，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大量空巢老人[7]，很多子女无法为父母提供应有的生活照料。这种情况在农村更加严重，土地保护作用削弱的同时，农民受到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增收相对困难。多种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在赡养老年人时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功能[8]。此外，部分农村地区的传统养老模式为“长子赡养制”，更加重了长子的赡养负担。在农村地区，纯粹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解决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农村养老急需走向社会化。

3. 养老保障体系问题重重（政府）：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是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型一般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2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的转变自然发生的，老龄化速度与GDP增长速度成正比；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产生的，是严格控制人口的结果，老龄化进程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2000年我国人均GDP仅为750美元，而一些发达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已超过2 200美元[9]（按照2000年汇率计算）。相较于我国，西方国家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和强大的经济支撑去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受时间和经济因素制约，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未富先老”现象[1]。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问题重重：覆盖面积小、保障力度不足、城乡差异大[1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中约有75%生活在农村地区。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体系更为不足，事业单位离退休老年人养老金约为农村的50倍，近三成的农村老年人需要继续劳动以获得养老资源，广大农民基本上无社会养老保障[11]。另外商业养老保险的管理和运作缺乏法制化规范，一些保险公司为了自身短期利益、欺骗投保人，致使商业养老保险信誉度低。

1. 我国养老模式及其特点：学术界对中国养老模式进行了较多的探索，自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成果几乎呈指数增长趋势（图 1）。目前，养老模式的概念存在多种提法，如“养老模式”、“养老方式”、“养老形式”、“养老制度”、“养老体系”等，较为凌乱。经文献综述发现，“养老模式”代表的更多是一种整体思维，即一个社会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方式与制度的结合，去解决社会的养老问题。其他概念多反映养老模式的某一个侧面，养老方式及形式是指养老模式在运作过程中的具体实现形式，而养老制度与养老体系则为养老模式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养老模式的分类方式也有很多种，许多理论认识存在较多的分歧[9, 12]，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笔者通过对既往文献进行综述，对养老模式分类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图 2、表 1），不同的分类方式实际上反映了养老模式的不同侧面。其他未提及的具体养老模式，可分解为几种养老模式的结合，如社区组织的老年人间互助组合养老模式可以看作是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养老模式以不同形式实施而已，在此不再单独讨论。

2. 国外养老模式及其特点：发达国家最早进入老龄社会，且老龄化进程相对缓慢，经过长期发展，这些国家大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老年服务体系。西方国家多以国家税收作为福利基金的来源，社会津贴水平远高于我国[31]，即以社会养老为主。在此，主要从老年人的生活模式及是否医养结合等方面对国外养老模式进行梳理（表 2），以期给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带来一定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结合国内外养老模式的各种特点，我国养老模式发展过程中应注意如下几点：①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模式，发达国家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提示我们，应该针对不同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服务，其中医疗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这对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完善医疗体系都有重要作用。②促进养老服务与医保体系的融合，不仅可以节约医疗费用、缓解住院难问题，还能促进养老服务业蓬勃发展。③对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设立“准入机制”，应由利益不相关群体对老年人进行鉴定，以判断其究竟需要何种养老服务，避免有限的社会资源浪费。④重视家庭作用，提倡孝道。新加坡、日本的成功经验提示我们，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养老服务体系时，应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孝道观念和生活习俗，对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倡居家养老，力求以较低的成本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养老保障服务体系。⑤规范养老机构的发展，大力发展老年产业以提升养老机构的品质及吸引力。以目前我国的国情，尚无法完全满足需要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应提倡市场化的民办养老机构，对于民办养老机构应规范监督、指导机制。

不同的养老模式均具有各自的优点，都可以从不同侧面缓解养老压力，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存在一些阻碍。目前，中国养老模式主流正在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为主过渡，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从单一走向多元，多种养老模式有机结合，以适应不同老年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