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一聊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美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美育思想史中是一个独异而辉煌的现象，其视野宏大，思力精深，博采古今中西而又熔为一炉，独具创造性。这一创造性就体现在他对中国古典的礼乐教化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总结，始终立足于“新民”的塑造与养成，尤其是通过“时间性”角度对中西文化、哲学、教育、美学所进行的卓越分析，不仅为其美育思想奠立了坚实的基础与基调，而且突显了中国古典审美文化与美育实践的优长之处，这些优长不仅为西方文化所匮乏，而且其生命力也是旺盛的，在新时代理应得到发扬光大。就此而言，梁启超没有像大部分中国现代的美育理论家那样以西方思想作为启蒙的标准，而是相反，以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乐观、理性、中庸、豁达来反衬西方文化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来回剧烈摇摆所造成的忽略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弊端。

　　可以说，这绝对是种精彩的反启蒙。具体来看，梁启超在反思西方哲学过于执着于主体或客体的基础上，提出“人生”存在于“主客之间”，并主要借助佛教哲学，对由“主客之间”的构成状态而产生的“时间性”维度做了精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审美生活中的诸多“时间性”问题，涉及审美教育活动的时间性构成、阅读过程分析以及国民情感生活的重建与教育等。从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来看，其内容大多与教育、美育密切相关，或者说，正是由于梁启超对教育与美育的重视与执着，才激发了他的美学思想。本章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之中“时间性”问题的阐述，不是基于已有的西方现象学哲学对中国近代乃至于古代哲学与美学的简单阐释与转译，更不是把西方现象学哲学与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做机械对照与比附，而是站在中国古典哲学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心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与西方哲学相比各有所长的角度，探讨梁启超“人生存在于主客之间”的哲学思想。

　　从“主客之间”的思想深入到他对于意识的“时间性”诸因素构成方式的卓见，并最终落实在审美活动对于人生的介入体现在审美活动的时间性问题之上。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美学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与其教育思想、美学思想息息相关。在梁启超对全面发展教育的表述中，虽然只是较多地提及“知育、情育、意育”三个方面，但是其“情育”或者“情感教育”的思想大多与美育、艺术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梁启超教育思想来看，他的教育理想是塑造“新民”，因为民众的素质对于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擦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而且，他还把“新民”称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梁启超之“新民”的内涵就其根本而言体现了强烈的教育性—一更新、提高、开阔，其境界是极为博大且立足于中华文化的，而且在他对“新民”具体内涵的论述中就包括了艺术、审美在内。从整体上看，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既深植于中国古典美育理论与美学理论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他对佛教晢学、佛教心理学的精深硏究，对把握美育理论研究对象——美育活动的完整性、意向性构成及其时间性状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据此对西方美育与美学理论进行了精彩的对比与评价，而且他绝没有拘泥于传统而故步自封，而是能够认清与梳理中西文化的优劣之处，从“新民”这一教育理想出发，解决中国自身的现实问题。审美的世界在“生活世界”“之中”(即梁启超所言“‘美’是人类生活之一要素”)，“审美生活”是生活形态之一种，这是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基点与起点。梁启超以此为逻辑起点，不仅弘扬了儒家礼乐教化的辉煌传统。

　　也宣扬了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教育的卓著之处，更为美育理论的系统建构铺就了坦途。这“之中”二字是美学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对“审美生活”进行陈述和研究的唯一也是最高的“语法”。之所以说是“最高的语法”，这意味着“审美生活”是最高的美学研究对象，也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尽管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可以从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即两者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任何一个点开始，但是任何一个点都隶属于这个最高的类属—“审美生活”，都以此为界限。更为重要的是，“之中”意味着“审美生活”作为个时间性的过程在“整体生活”之中“何以”存在，也就是说，审美生活这一时间性的过程隶属于某一审美主体更为广阔的生活过程“之中”，审美主体的“生活”成为“审美生活”何以生成、何以被需要、何以必需的起点，这就是审美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产生的根源。此即静态的审美时间性过程产生的动态存在的时间根源所在。

　　显而易见，以上所述不仅同样适用于审美教育活动，而且更为典型与突出，因为审美教育活动何以值得存在，何以发生和发展，这正是美育活动的根本任务与目的。就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来看，他认为，佛教哲学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所持的“并在一体”的精微要义，可以完满地描述在美育活动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及呈现状态。在佛典中，对于主客之间的关系采取的是心物融合、并存的看法，这样一种看法尤其适合于对“人生”的解释。比如佛经中说：“坚法尚无，况假名地。若泥团是坚，泥团即为软，故知无定坚相。又以少因缘故生坚心，若微尘疏合名为软，密合为坚，是故无定。”梁启超解释说：“坚和软，不过主观的评价，若离却主观的状态，说是客观性有坚软的独立存在，是不合理的。”梁启超的解释是，心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可分的状态，不管是何种状况，而且，佛教哲学中的心理学对此的阐释与精研可谓人类哲学史上的巅峰。

　　梁启超曾经非常简洁地表述“佛教经典全藏八千卷”，“能用一句话包括”，那就是“无我”。如何才能做到“无我”呢？那就必须对人类的心理与意识的构成做精深的研究，弄清楚其中的因素及其构造状态，这样就会在修行中很容易做到“无我”了。其中的要素在梁启超看来就是心物两种，而且，要使“我”的“心”不“生起”，那就必须先“灭”了“物”，因为“心”总是指向某一“物”的，更为精妙的解释就在这里，而且梁启超对此做了极为精彩的发挥：“可见离却主观的经验，那客观是什么东西，我们便不能想象。严密勘下去，也可以说色蕴是受、想、行、识种种经历现出来。譬如我们说屋外那棵是柳树，怎么知道有柳树呢？那认识活动过程第一步，先感觉眼前有一棵高大青绿的东西，便是受。其次，联想起我过去所知道的如何如何便是树，如何如何便是柳树，把这些影像都再现出来，便是想。其次，将这些影像和眼前所见这样东西比较看对不对，便是行。

　　最后，了然认得他是柳树，便是识。凡我们认为外界的‘色’，非经过这种种程序后不能成立。所以‘色’是我们心理的表象。我解释色蕴，暂此为止。”“不分心物”——“主客不分”在存在的时间性状态上，梁启超认为首先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状态；其次，作为一种“整体”的综合”状态在“生”与“灭”上的延续“意识相续集起的统一状态”。佛教哲学关于“内时间意识”的精见。也就是说，在生动活泼的现象世界、生活世界或人生之中，某一具体的感受或印象取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意向性”，在此要追问的再也不是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更好地获得美好人生的问题。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客体对象，由于主体的主观态度的差异，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而这一“体验”本身才是人生所要面对的，才是人生的本貌。所以，在下文中所出现的“境”既不是偏于主观的，也不是偏于客观的，而是在“两者之间”。

　　鉴于梁启超的文字极为优美酣畅，尤其是在上述第二段文字之中，梁启超所征引的众多诗句极为典型地表明了审美生活属于“主客之间”的人生形态之一。既然如此，美学研究的对象也就应该确立为“审美生活”，否则的话，偏于主观与主体就会导致仅仅以“审美经验”作为美学对象，如果把主观发挥到极致或极端，就会归之于“神”或者“灵魂”，最终导致“神学美学”；偏于客体与客观，就会导致“反映论”的美学。如果出于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重，可能会针对主体或者客体进行研究，但是，这也只能在“审美生活”的疆域之内。而连接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要素就是“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间性”，因为在“主客之间”所产生的情感、感觉在存在的状态上就是最为原始的“时间性”的绵延过程。审美时间性问题必然决定了审美生活包括这三个核心要素：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与审美时间性。这些于佛教哲学的智慧无疑是对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提高与深化。好了，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下次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