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黑人在60年代中期赢得了《民权法》和《选举权法》，但也遭遇了梦想的破灭。种族融合是民权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即便是号称进步主义的北卡罗来纳州，黑人孩子在白人学校就读的人数在1960年12月、1964年5月和1965年6月分别是82、1865和4963个，只占黑人孩子的0.02%、0.537%和1.42%。而亚拉巴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况更为糟糕。北部白人社会则不满用公共汽车运送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一起上下学。1964年，纽约市的一名白人对黑人示威者说：“我希望自己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名警长，可以合法地杀死黑人。”

可以说，黑人社会的绝望情绪在60年代中期相当普遍。黑人贫民窟的条件鲜有改善，种族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黑人青年失业率超过25%。这些因素导致都市黑人暴力反抗的兴起。而越战则让黑人青年对非暴力战略感到幻灭，他们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在越南使用暴力，那么黑人的暴力革命是合理的。

“黑人权力”运动的出现也有深厚的国际根源。60年代第三世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这种斗争与美国黑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必须起来争取“黑人权力”，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卡迈克尔等民权领袖把法国左翼思想家弗朗兹·法农（Franz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奉为“圣经”，部分地接受了国际社会中主张暴力革命的激进思想。

到60年代中期，黑人社会认为，过去10年美国有很多机会向黑人证明“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诺是真实的，但没有兑现承诺。即使是比较保守的黑人领袖、全国城市同盟（NationalUrban League）主席惠特尼·杨（WhitneyYoung Jr.）也感叹，当民权活动家攻击北部的种族隔离时，北部自由派对黑人民权的支持减少了。黑人社会决定采取新的斗争战略，不再“用爱来回应白人的暴力”，而是“忙于准备战斗”。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既然法律不能给黑人带来公正，那么黑人需要“黑人权力”。卡迈克尔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直关心南部黑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改变，而不是象征性变化。”他指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问题的关键，必须成立黑人的政治组织”。因此，该组织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美国的社会制度。1965年5月23日，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指出，美国黑人是邪恶的政治制度和压迫性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担任司法部社区关系司司长的黑人政治家罗杰·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在致约翰逊总统的信函中指出，黑人社会意识到，美国体制通常抑制他们的抱负。如果不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那么黑人的后代仍将在哈莱姆这样的地方度过一生。经历了10余年的民权运动后，美国黑人不再愿意在这个体制中“默默地忍受痛苦”。

二、联邦政府部门对“黑人权力”的丑化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转向“黑人权力”，公开批评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在于整个美国社会。对此，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认为，该组织的“黑人权力”主张是对美国稳定的最大威胁。司法部社区关系司司长威尔金斯认为，“卡迈克尔在用‘黑人权力’口号恐吓国家”。约翰逊的新闻秘书乔治·里迪（GeorgeReedy）批评“黑人权力”导致“黑人民族主义猖獗”，致使许多黑人青年相信，它将能迫使“白人社会努力改善黑人的条件”。联邦调查局则宣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冲撞，成为种族和平的潜在威胁”。

挑战现存体制的“黑人权力”运动不为美国政府所容。1966年9月12日，总统秘书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民权运动处在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选择暴力斗争，但将受到政府压制；另一条道路是在美国体制内活动，而不是反对它。”1967年8月1日，美国军方谴责卡迈克尔和赫伯特·布朗（H. Rap Brown）是无政府主义的煽动者。它强调会采取立即的和强有力的行动来应对“黑人权力”导致的城市骚乱。

实际上，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黑人权力”之前，城市骚乱从1964年起延续了三个夏季。对来势汹汹的城市骚乱，约翰逊总统始料未及。其秘书乔·卡利法诺（Joe Califano）回忆说，约翰逊“不能接受瓦茨骚乱（1964年首起城市骚乱），拒绝看来自洛杉矶的电报”。而共和党则指责约翰逊应对骚乱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指示联邦调查局扩大对该组织一般性民权活动的监控。

自1960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立起，联邦调查局就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名对该组织实施监控，后转移到“黑人权力”运动上。联邦调查局利用各种手段监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人卡迈克尔和布朗等人的言行。它指控卡迈克尔的演讲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傲慢，对暴力的偏好；激起了黑人的暴乱，使得骚乱有可能在美国大城市中再次爆发。它诋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主张是一种暴力政策。它宣称“黑人权力”是在“呼吁黑人武装起来，准备游击战争，推翻美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破坏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联邦调查局有关“黑人权力”导致了6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城市骚乱的指控，在多数情况下缺乏事实依据，目的是败坏“黑人权力”运动。1967年7月26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ohn Edgar Hoover）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多数骚乱是因黑人轻微违法遭当地警察逮捕而引发的。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马里兰州的剑桥的情况是例外，卡迈克尔和布朗的煽动性演讲触发了骚乱。”已解密的政府档案显示，甚至胡佛言之凿凿的剑桥骚乱也是不实指控。当地警察通过线人提前得到了布朗的演讲内容。布朗的演讲与当地的骚乱没有什么关系，骚乱发生在布朗演讲后的第二天晚上。即便是1967年发生了严重骚乱事件的底特律市，也只有11%的当地白人认为“黑人权力”意味着骚乱。

联邦政府完全了解骚乱的根源。1965年8月22日，里迪在给约翰逊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关键是解决黑人贫民窟问题”。1966年9月29日，总统秘书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反映，“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5%，这是骚乱的主要因素”。1967年10月11日，总统秘书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向约翰逊报告，“过去6年，黑人在收入、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进步显著，但与白人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

但美国政府机构却以各种罪名指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导致他们无法开展正常的民权活动，被迫花费大量来之不易的募集资金用于诉讼和缴纳保释金。与此同时，这些权力部门在民权组织之间制造了大量冲突，破坏它们的互信。例如，联邦调查局诬陷卡迈克尔动用募集资金在华盛顿特区购买豪宅，使其声名狼藉。1967年8月25日，联邦调查局启动针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的“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Black Nationalists-Hate Groups）的“反谍计划”（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打击“激进势力”，压制它们的活动。

美国主流媒体配合联邦调查局污蔑“黑人权力”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黑人权力”是“逆向种族主义”。《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Constitution）主编拉尔夫·麦吉尔（RalphMcGill）诬陷该组织与“三K党”类似，指控其煽动种族仇恨，导致社会骚乱，目的是破坏西方文明。1967年6月19日，《纽约邮报》（NewYork Post）的杰瑞·塔尔默（Jerry Talmer）捏造“黑人权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耸人听闻地说“一个幽灵在美国上空徘徊，它就是黑人权力。”1990年，曾任《时代》（Time）通讯记者的阿列·沙尔特（ArlieSchardt）承认，媒体在“黑人权力”问题上“做得过分”，有大量的“消极报道”。

主流媒体的妖魔化报道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态度。1966年8月5日，《纽约时报》引用所谓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文件说：“我们把白人看作是1亿8000万种族主义者。”白人约翰·贝利（John Bailey）在读完这篇文章后表示，不再支持没有理性、鼓吹暴力和“逆向种族主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许多支持民权运动的白人认为，“黑人权力”对黑人事业毫无帮助。虽然有白人同意种族主义的根源在于整个美国社会的观点，同情黑人的遭遇，理解黑人的愤怒，但不赞同“黑人权力”。白人社会反对任何含有暴力和“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想，任何打破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的激进主张。

总之，联邦政府部门的丑化和打压败坏了“黑人权力”的声誉，削弱了民众对它的支持，使其无法在挑战美国现存社会制度上走得更远。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布朗承认，“黑人觉得公开抵制白人当局没有效果，毫无意义”。

三、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对“黑人权力”的批判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全国城市同盟（NationalUrban League）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 ChristianLeadership Conference）及其领袖全面或部分被纳入到美国体制轨道。约翰逊政府在1966年召开白宫民权大会时，已对不同的民权组织及其领袖作了区隔。美国卧车列车员兄弟会（Brotherhoodof Sleeping Car Porters）主席菲利普·伦道夫（Philip Randolph）、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RoyWilkins）、全国城市同盟主席杨等黑人领袖成为白宫民权大会的座上宾。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的“黑人权力”主张则遭到了体制化的民权领袖的批判。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张通过法律渠道实现黑人的民权斗争目标，反对“黑人权力”。受麦克弗森之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威尔金斯在1966年1月16日和23日两次撰文，指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蜕变成分离主义的组织。6月4日和5日，威尔金斯再次批评该组织选择了黑人种族主义路线，把自己与白人世界分开。同年7月，威尔金斯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年度大会上谴责“黑人权力”。他说：“无论人们如何解释黑人权力，这个术语意味着单独行动，意味着分离主义，意味着反白人的权力。”“黑人权力”是对白人的逆向歧视。全国城市同盟主席杨也宣布，谴责任何“采纳黑人权力主张”的组织。

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首席顾问贝亚尔·拉斯廷（Bayard Rustin）指出，“黑人权力不仅对民权运动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而且它的宣传是绝对有害的”；“它孤立了黑人社区，导致了反黑人力量的增长”。他认为，“黑人权力”根据黑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来选举黑人担任官职的做法并不现实，因为黑人只占全国人口的10%，不能改变美国的权力结构。黑人必须团结其他群体才能获得权力。他指出，黑人种族的骄傲、自信和新的认同不是通过以黑人为荣和攻击白人来获得的，只能依靠有意义的直接行动。拉斯廷不无担忧地说，“黑人权力”给约翰逊总统和赫伯特·汉弗莱副总统提供了借口，他们在演讲中称呼黑人是“逆向种族主义者”，而不是提出处理黑人失业、住房和教育问题的计划。

1967年7月11日，黑人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EdwardBrooke）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批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主张。他说：“黑人权力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回应”，“任何排除美国白人的做法都是黑人种族主义，会使民权运动遭遇背叛。”他认为，“白人社会的合作、积极的支持和良好的意愿，对结束种族歧视、对民权运动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金一方面批评“黑人权力”口号，理由是它有反白人的因素；另一方面，当其他民权领袖发表声明谴责“黑人权力”时，他拒绝署名。1966年6月，金在向密西西比州进军运动中试图说服卡迈克尔放弃使用“黑人权力”口号。他说：“黑人权力口号不仅会让我们的盟友困惑，而且会让黑人社会孤立，给许多因种族偏见而觉得羞愧的白人很好的借口来为种族歧视辩护。”

在批判“黑人权力”时，金没有其他民权领袖那样激烈，但表达了对它的怀疑。金承认，“对美国黑人来说，争取获得权力是必要的”，但“黑人权力这个术语是不幸的，因为它给人黑人民族主义的印象。我们从不为黑人争取任何排他性权力，而是与白人分享权力”。对金而言，“黑人权力”意味着“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黑人种族优越论与白人种族优越论并无二致，都是邪恶的”。金虽然不反对“黑人权力”的战斗性，但他赞同的是非暴力斗争，后才才取具有真正的战斗性的力量。他说：“当他们叫喊黑人权力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暴力的出现。不管是否是这样，黑人权力听起来像是逆向种族主义。”

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反对“黑人权力”。一方面是该主张与他们的民权斗争理念相悖；另一方面是受美国政府部门施压或为了争取政府的支持。1966年1月，罗伊·威尔金斯和杨向汉弗莱建议，约翰逊政府不要对所有民权组织的领袖一视同仁。1967年2月1日，汉弗莱与21名黑人政府高官举行早餐会，动员他们去做黑人群众工作。7月26日，麦克弗森向约翰逊建议，要求在美国体制内取得成功的黑人领袖对民众施加影响，劝说他们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合法的目的。

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并不代表整个黑人社会，他们尤其是在黑人青年中缺乏影响。美国政府高层对此忧心忡忡。麦克弗森承认，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如伦道夫和威尔金斯年事已高，杨和金在具有战斗精神的黑人活动家眼中属于“守旧派”，缺乏吸引力。年轻的一代黑人批评这些体制化的民权领袖是“汤姆叔叔”，思考的和反映的是美国白人的态度与方法，而不是美国黑人的。

“黑人权力”受人诟病的是它激进的语言，含有暴力革命成分，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白人、团结白人为共同的目标一起战斗。政府部门和体制化民权领袖对“黑人权力”的批判，甚至是诋毁和破坏，使得它无法建立一个与白人分离的黑人社会，无法实现黑人种族自治。但无论是体制化民权领袖对“黑人权力”的批判，还是政府机构对“黑人权力”的丑化，并不能消除它在黑人青年中的影响。这说明“黑人权力”的思想存在着合理的内核，能在黑人青年中引起共鸣。

四、“黑人权力” 的实质

“黑人权力”取代“现在自由”（FreedomNow）成为60年代中后期最具吸引力和战斗性的口号，但遭到政府机构的污蔑和民权领袖的批判。多数白人表示不再在道义和财政上支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黑人民众则是反应不一。当时的社会学家和后来的史学家对“黑人权力”的解释亦是众说纷纭。其实质究竟是什么？若从卡迈克尔等人的演讲、访谈和著述入手，可进一步厘清它的真义。

1966年6月16日晚，卡迈克尔喊出了“黑人权力”口号，但没有阐释它的含义。6月19日，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回答了人们对“黑人权力”的质疑。他否认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实现“黑人权力”。他说，在朗兹县，黑人根据民主程序，通过选举掌握政府部门，获得“黑人权力”。黑人如果在正常的民主程序中落选了，那么将心平气和地接受它。但如果是受选举欺骗而落败，那么黑人必须采取其他方式来获得权力。卡迈克尔表示，黑人遵循多数统治原则，从未说在黑人不占多数的地方使用暴力来获得“黑人权力”。

卡迈克尔认为，非暴力只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一种策略，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声明没有组织骚乱，但不拒绝使用暴力，非暴力和暴力问题与他无关，完全由黑人民众决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黑人争取体面的住房、工作和学校，让黑人有权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黑人将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如果美国对黑人这种合理、合法的诉求不作出回应，那么暴力会作为黑人最后的诉求策略。这取决于美国抵制黑人合理诉求的坚决程度。卡迈克尔说，“烧毁”这样的激进语言只是人们惯用的口语，不是真正去煽动烧毁。

为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卡迈克尔难免会在演讲中使用一些过激的语言。1966年8月5日，他在克利夫兰的演讲成为人们批判“黑人权力”的把柄。卡迈克尔说：“当你谈论黑人权力时，你谈论的是让这个国家屈服。当你谈论黑人权力时，你谈论的是粉碎西方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8月21日，他在《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这档新闻栏目中解释说：“只有当美国政府用暴力对付黑人时，黑人权力的含义才是使用暴力迫使它向黑人妥协。”10月30日，卡迈克尔指责媒体断章取义，曲解“黑人权力”。他说：“我的意思是西方文明产生了种族主义和压迫。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粉碎种族主义和压迫”。

尽管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1966年8月19日作出决定，不再定义“黑人权力”，但面对“黑人权力”被诋毁，卡迈克尔于9月22日投书《纽约书评》。他在《我们需要什么？》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黑人权力”哲学。他指出，民权运动的语言是说给白人自由派听的。没有一个民权领袖走进发生骚乱的黑人社区听取民众的声音，他们只是动员黑人游行示威、接受白人殴打，没有提供任何帮助。“黑人权力”是站在黑人立场说话，不是说白人喜欢听的话。它说出了黑人的心声，为黑人工作，不管媒体如何把它与黑人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联系起来。

卡迈克尔指出，“黑人权力”的含义不难界定。在他看来，美国黑人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贫穷问题，二是肤色问题，任何消灭种族主义的计划均需对此予以重视。“黑人权力”是多年来黑人社区组织抗议的结果。在黑人人口占80%的亚拉巴马州的朗兹县，“黑人权力意味着如果黑人当选为征税官，那么他将公平征税，为黑人建设更好的道路和学校。如果黑人当选为治安官，那么他可以结束警察暴力”。“黑人权力”将改变美国的种族压迫，它“意味着黑人联合起来选举代表，促使他们为黑人说话。它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选举黑人担当官职”。

“黑人权力”不提倡种族融合。在卡迈克尔等人看来，种族融合是建立在黑人社会没有任何价值，黑人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价值的基础上。与此同时，种族融合不利于消除种族优越论。为得到体面住房或优质教育，黑人必须住在白人社区或把孩子送到白人学校，这会在美国社会中进一步强化“白人”是优越的、“黑人”是低劣的观念。美国社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少数进入白人学校的黑人孩子身上，而忽视了94%仍在没有丝毫改善的黑人学校上学的孩子。此外，卡迈克尔认为，“种族融合只说出了黑人问题中的肤色问题，而没有说出贫困问题”。

1967年，卡迈克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合写了《黑人权力和美国的解放政治》，反驳了“黑人权力”是“逆向种族主义”的言论，批评这种指控是“故意的和愚蠢的谎言”。他们认为，“黑人权力”把白人排除在外，只是为了提倡黑人自决和文化认同。但“黑人权力”不是种族主义，它是让黑人充分参与到那些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中。实际上，“黑人权力”是为了唤醒黑人的种族意识，为政治力量提供基础，实现黑人对自己事务的控制。“黑人权力并不意味着对白人的排斥，而是“黑人自己有权决定谁是真正的朋友”。

“黑人权力”是黑人社会使用自己的话语，表达黑人的利益诉求。它针对的是白人权力结构，要求改变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反对由白人社会来安排和支配黑人社会的命运，主张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区的事务。它颠覆白人社会对黑人形象、历史和文化的论述。它建构新的黑人社会和群体身份，重新书写黑人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培育黑人骄傲和自信。它唤醒黑人的政治意识，主张黑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自决，把黑人从民权斗争带入到追求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斗争。

五、“黑人权力”运动的影响

“黑人权力”是一场思想变革运动，它以一种特殊的辩论方式进行。一方是美国政府部门和体制化的民权领袖，以各种方式批判“黑人权力”。另一方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其主要领袖以演讲和著书立说传播“黑人权力”，为它辩护。尽管政府部门诋毁“黑人权力”的声誉，但“黑人权力”的基本主张在经过美国体制的过滤后进入主流社会，成为大众接受的基本价值。1968年，美国社会以不同方式诠释“黑人权力”，甚至最保守的黑人民众也赞同它。一项对15个主要城市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白人认为要“更努力地改善黑人条件”。

就约翰逊政府而言，它期望民权组织和活动家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实现黑人的斗争目标。美国政府努力把民权运动转向政党政治，把社会运动的力量纳入到选举政治中来。为了应对“黑人权力”，约翰逊政府作出一定妥协，欢迎黑人政治从民权到政治选举的转变。到1968年，大多数的政治精英、黑人官员、民权领袖和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开始接受汉密尔顿对“黑人权力”的解释，把它放到传统的美国族群利益政治的框架内。约翰逊政府任命黑人担任高级职务，甚至接受一些“黑人权力”组织，给它们提供活动资金，让其进行政治活动。一些大城市的民众选举和接受黑人担任市长。美国体制开始把黑人纳入其中。

“黑人权力”颠覆了美国社会对黑人形象的偏见论述，为黑人构建一种积极的形象。它拒绝白人社会对黑人的“Negro”称呼，自称是“非裔美国人”。白人社会长期把黑人描述成是“懒惰”、“愚蠢”和“无能”的。这种奴役黑人心灵的教育使黑人“看不起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产生极度自卑的心理”。“黑人权力”则以“精力充沛”、“智慧”、“美丽”和“热爱和平”的词汇来形容黑人。“黑人权力”反映了“黑人心理上的巨大进步”，“免于心理奴役”。拉斯廷承认，“黑人权力”是黑人社会在心理上对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拒绝。

“黑人权力”发展了黑人种族意识和对黑人的欣赏。黑人的厚嘴唇、宽鼻子和卷头发不再是种族丑陋的象征，而是像其他种族和族裔的外在特征一样美丽。一位黑人写信给卡迈克尔说：“现在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黑色的、美丽的和骄傲的。”有的黑人则称赞卡迈克尔“正在做一项伟大的工作，带来种族骄傲。这将导致黑人经济的独立和实现黑人斗争的其他目标”。因此，“黑人权力”是思想意识的革命，是致力于黑人解放、致力于真正的种族骄傲。

“黑人权力”的核心价值包括争取美国社会对黑人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的尊重。通过“黑人权力”运动，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意识到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是以往美国历史教科书不曾书写的。白人社会对黑人进行奴化教育，说黑人在来北美为奴前没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应该对白人顺从。而“黑人权力”则积极寻找黑人文化的非洲根源，强调黑人在非洲大陆有悠久的历史。这对黑人民众是重要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根，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黑人权力”主张保持“黑人社区的种族和文化个性”，穿戴非洲的民族服装，要求在学校开设黑人历史课程，强调黑人种族的成就，开展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

“黑人权力”是对“美国化”政策的否定。“黑人权力”不是迈向“同化”，而是走向自我肯定。而“同化”只会抑制黑人的自我和自尊。，黑人社会没有必要采取白人社会的文化形式和价值。“黑人权力”不是反白人的运动，它肯定的是黑人的传统和价值。正因如此，尽管杨曾猛烈批评“黑人权力”，但他在1968年宣布，全国城市同盟支持“黑人权力强调黑人自决、自尊和控制自己社区事务的思想”。金也肯定“黑人权力”促进了黑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黑人权力”力图改变美国的政治基础和权力结构。它除了唤醒黑人社区的黑人意识，还给黑人社区带来一种参与政治的意识。“黑人权力”呼吁黑人围绕选举组织政治力量，鼓励黑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权力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黑人权力”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力，认为这是美国黑人日常生活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它主张组建由黑人控制的政治组织，要求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地方掌握权力，在人口不占多数的地方适当地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

“黑人权力”号召黑人种族保持团结，以黑人社区为基础进行斗争，争取种族的群体权利。来自于非洲的美国黑人，不同于来自欧洲的族群，缺乏社群团结。研究1950—60年代黑人社区的学者指出，黑人不是一个种族群体，没有传统的社区和感情。然而，“黑人权力”促进了种族群体意识，刺激了黑人利益团体的形成，推动黑人进入多元的政治舞台。卡迈克尔和汉密尔顿指出，“黑人权力唤醒了黑人民众，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传统，培养了一种社区感”。“黑人权力”要求“黑人民众制定自己的目标，组织起黑人和领导黑人组织”。它呼吁“黑人种族作为一个群体团结起来，有效地运作，在多元的社会中讨价还价”。由“黑人权力”引发的群体性权利受到美国社会肯定，成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价值。

美国政府不允许任何暴力革命，也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甚至是黑人种族自治的主张。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压和体制化民权领袖的牵制下，黑人社区最终转变为种族利益集团参与美国政治生活。卡迈克尔多次以朗兹县为例，指出黑人根据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序，努力控制权力结构。“黑人权力”不是以黑人分离主义为目标，而是在美国政治的正常秩序中运作。它不再依靠白人来争取黑人的政治解放，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黑人权力”改变了以往体制化的民权组织只从事传统的民权活动，而不是努力参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做法。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1962年至1964年选民登记运动的主导力量，发起了1964年自由夏季运动，先后成立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和黑豹党。该组织鼓励黑人争取选举权利，利用1965年的《选举权法》参与美国政治生活。这部分地改变了美国地方和联邦的权力结构。1970年，美国有1469名黑人当选为不同级别的官员，其中联邦和州议会的黑人官员有179名。到2000年，各层次的黑人当选官员高达9001名，其中联邦和州会议的黑人官员达到621名。

总之，“黑人权力”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核心思想成为日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内容。“黑人权力”要求承认黑人种族的文化与其他少数种族、族裔的文化以及白人文化之间的平等。它打破了白人主流文化对话语的垄断，颠覆了白人文化对黑人等少数种族的偏见论述，重塑了黑人的形象、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黑人权力”运动重视黑人文化的价值，肯定其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它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兴起，对美国从白人种族主义社会转变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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