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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锦山

　　来源=《美国研究》

　　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是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和社会改革频仍的时代。对美国黑人来说，这一时代更具重要意义。在这３０年间，美国黑人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极大变化——４００多万黑人从南部农村迁徙到北部和西部工业地区；还有相当多数量的黑人迁徙到南部的工业城市。到本世纪６０年代末，南部的黑人人口由占全美国黑人人口总数的７７．１％减少到５３％，而黑人城市人口比例则从不足５０％增加到８０％以上。这次长时期内连绵不断的黑人人口迁徙史称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它较之本世纪初的第一次黑人大迁徙，时间长、范围广，也更具特色。迁徙的黑人已不单纯是为获得经济机遇而离开南部农村，从５０年代下半期起，黑人迁徙的政治色彩日渐深厚，大多数黑人是为争得自由平等及其他公民权利而迁离南部。而且，这次黑人大迁徙更多的是年轻的文化程度较高的黑人，迁徙促使他们民族意识觉醒，从而成为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基本力量，并且最终，因不堪城市聚居区歧视性的隔离制度与贫困的生活状况所造成的身心压迫，在本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他们将民权运动推向了暴力斗争的阶段。

　　本文拟通过对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历史脉络的简要勾勒，探讨这３０年间美国黑人人口不断城市化与种族聚居区发展的历史渊源与特点，并对６０年代美国城市黑人暴力斗争的产生原因做扼要论述。

　　二战期间的黑人迁徙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黑人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尚在战争期间，瑞典著名社会经济学家冈纳·米尔道（Gunnar Myrdal）就在其名著《美国的困境：美国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制》一书中写道：“现代美国又一次参加了为争取自由平等而进行的生死搏斗，美国黑人现在又一次盼望着战争的胜利将在这片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给他们带来机会与权利。同时，对于白人来说，现在的美国黑人问题也比内战以来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这次战争对黑人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战争必将带来对美国黑人地位的重新界定。”二战期间的美国黑人，一方面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另一方面与白人间的种族关系则日益紧张，黑白种族矛盾逐渐从地区性现象上升到全国性问题。这两方面内容既与美国战时军事工业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复兴有莫大关联，也与６０余万黑人突然北上、西进，从农村迁往城市寻求就业和新的机会联系紧密。下面，先就战前南部农村黑人人口情况与处境作一扼要说明，然后通过具体统计资料论述战时工业的迅猛发展带来的黑人迁徙的有关问题。

　　二战前南部的黑人

　　１９４０年时，美国黑人人口为１３４９４０００人，其中７７．１％居住在南部，这其中绝大多数又都生活在种植园租佃制最根深蒂固的农业地区。

　　种植园租佃制是内战后在南部发展起来的一种兼有资本主义雇佣制、租佃制和奴隶制残余的分成制在内的混合经济制度。它是在奴隶制被废除，而原种植园大土地所有制被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基础上，种植园主重新把他们的统治强加在从前的奴隶身上的经济形式。在这一经济制度里，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的关系类似于主仆关系，带有某种超经济强制和生产者被宗法关系束缚于土地上的半封建、半奴隶制色彩。它通过分成制、抵押借贷制、赊购制、劳役偿债制等形式对农民，特别是对解放了的黑人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广大黑人陷入无穷尽的债务罗网，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种植园主为了保证能对黑人进行农奴式的剥削，重建结束后，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重新确立了白人至上的统治，以此来打击、反对已获“自由”却仍一无所有的黑人。美国学者在论述这一时期南部的社会状况时，常用“等级制度”（Caste System）或“家长式统治”（Paternalism）来形容重建后南部白人建立起来的白人至上的社会体制。其实，无论如何称呼，归根结底这一社会体制是种族主义的具体体现。正是这种种族主义“恢复了南部奴隶制的旧有社会秩序，它严格地限制了黑人与白人间的社会联系，明确了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白人种族主义者深知，只要数百万黑人能有一点点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就足以改变南部的社会面貌，动摇白人的统治与剥削。所以，他们不准黑人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确立了严格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体制。

　　南部的这种经济与社会体制严重地妨碍了南部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南部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长期低于全国水平。同时，南部种族主义之猖獗也使黑人愈益难以忍受。他们渴望迁往充满“机会与平等”的“自由之乡”。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限制了外来移民入境，年入境移民由战前的年平均超过９０万人次骤减至１０万人次。在入境移民减少之际，受战争刺激的美国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猛增，这样便为南部黑人创造了离开种植园，前往北部寻求新的经济前景的机会，由此开始了从1916年持续到1929年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大迁徙。这次大迁徙中约有150万黑人从南部农村迁入底特律、匹兹堡、纽约、芝加哥等北部大城市，大多在工厂中从事报酬低的非技术性职业。１９２９年爆发的大危机和随后开始的长时期经济萧条终止了这次黑人迁徙运动，直到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经济才得以摆脱萧条，并迅速走向繁荣，对劳工的需求急剧上升，这为黑人第二次大迁徙提供了条件，从此开始了长达３０年的黑人大规模迁徙浪潮。

　　战时美国的经济繁荣与黑人迁徙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整个社会经济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战争年代，美国成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随着军备开支的大幅度增加，美国的经济迅速由萧条经济转为战时经济。１９４２年美国经济中军事工业所占的比例由１９４１年的１５％激增至３３％,美国的生产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战时工业经济的普遍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战时外来移民急剧减少的事实则使得劳动力严重不足，这便引发了美国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动；同时，也使得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３０年代美国的人口迁移属于“萧条期的迁移”，它是因严重的失业而造成的一种消极的试图逃避现实苦难的多方向无目的的迁移。这一次的迁移则是“经济繁荣期的迁移”，源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是一种积极的，要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待遇或掌握更高技术的人口迁移运动。但“经济繁荣期的迁移”在二战初期以白人为主，大多数黑人仍属于萧条期的迁移。在４０年代的最初两年里，黑人迁到战时工业集中制造带的人数微乎其微。据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工程兴办署所做的调查，在５１个国防工业城市中，仅有不足一半的城市吸收黑人和其他非白种工人，其在就业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仅为３％。在美国加强国防的高潮中，对黑人的就业歧视仍十分严重，黑人不仅被排斥在国防工业部门之外，而且在其他部门也仍属最后雇佣的对象，诚如有人所言：“实际上战争初期黑人从国防工业的繁荣中得到的好处”，主要是“得到了白人受国防工厂高工资的吸引而舍弃的工作岗位”。这种现象直到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５日罗斯福总统发布第８８０２号行政命令，禁止在国防工业的雇员中实行种族歧视后，才略有好转。

　　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间，有６０多万黑人离开南部农场涌入美国南北各地的工业中心。据统计，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从事农场劳动的黑人比例从４１％降至２８％，而从事制造业的黑人则从１６％增至２４％，其中黑人妇女增长的比例更大，从３％增长到了１３％。到１９４４年秋，从事军事物资生产的黑人在国防工业就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由１９４２年中期的３％几乎增加到８％。战争期间黑人就业人员总数由５０万增加到１２０万，相当于当时美国工业部门就业人员总数的１０％。

　　战争也使南部长期以来落后于全国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南部的社会和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据估计，由于大批国防工业订货合同的增加，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间，南部的工业生产力提高了大约４０％。经济的发展固然吸引了一些黑人移居南部城市，但战时向南部城市迁移的主体是白人佃农；在职业的竞争中黑人也处于劣势，一些过去为白人所不屑的“黑人职业”，如铁器加工、理发、缝纫等，也被来自农村的年轻白人所取代。这种情况使得南部城市黑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他们只得同大批农村黑人一起纷纷迁离该地区，前往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各大工业城市寻求机会。与此同时，开始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向美国西部一些主要城市迁徙。

　　由于战争期间军事工业的刺激，西部经济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东部提供原料的落后工业经济体系转变为以高科技为主的军事－工业复合型经济体系。这种变化造就了巨大的就业机会，吸引众多人口向西部涌动，其中黑人占相当数量。２０世纪初，西海岸尚鲜有黑人足迹，而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间，新迁入的黑人几乎为原有黑人人口的７倍。俄勒冈的黑人由２０００增至１５０００，旧金山由不到２００００增至近６５０００。仅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就有大约３４万黑人迁往加州，其中２０万迁往洛杉矶。

　　无论是在海外战场上，还是在国内生产战线上，美国黑人都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种族不平等与种族歧视依然伴随着黑人，并随着他们的迁移而继续蔓延。但是，迁徙到城市的黑人已不再是迁徙前那种愚昧贫困、被束缚在种植园土地上的佃农或分成农了，战争和大规模的迁徙浪潮使他们拥有了新的经历，接受了新的思想。这些新经历新思想开阔了黑人的视野，改变了其传统的思想和行为准则，沉重地打击了南部的种族主义体制，改变了美国旧有的种族秩序——这些，为以后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战后黑人人口流动

　　战争结束后，南部农村黑人仍继续向城市迁徙。据估计，战后初期至４０年代末，迁徙的黑人有６０万左右；５０年代超过１５０万，６０年代仍有１００多万。这期间时间跨度近１／４世纪，其中还经历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裁决和全国范围的民权运动等重大事件，故使５０年代中期以后黑人迁徙中的政治因素不断加强。

　　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和南部黑人基本状况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随即陷入紧张状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日用品奇缺，劳资关系紧张。１９４７年国民生产总值降至战后最低点３０９９亿美元。杜鲁门政府为了维持战时的经济繁荣，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避免大规模的失业，提出了“公平施政”纲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美国的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美国因而出现了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势头在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刺激下有增无减，到１９５５年，国民生产总值已从１９５０年的３５５３亿美元增至４３８０亿美元；就业人数则从二战结束时的５４００万激增至１９５０年的６０００万人，１９５５年又增至６３００万人。

　　战后的经济繁荣给黑人迁徙提供了两方面契机。一方面，经济繁荣使美国，特别是北部和西部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更为增加；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加深又使得南部农场主不再单纯依赖黑人的人力劳动，造成南部农村黑人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前者给黑人迁徙以“拉力”，后者则产生一种“推力”。而战后南部种族迫害的不断升级、黑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黑人儿童被迫接受隔离且不平等的教育等种种现实，最终使这种“拉力”和“推力”发生作用，促成大批量黑人农业人口迁离南部农业地带。

　　５０年代黑人迁徙情况

　　５０年代黑人迁徙情况从以下数据中可以大致得到反映。１９４０年，北部黑人人口占北部总人口的４％，１９５０年升至５％，到１９６０年更升至７％；在西部人口中的黑人人口比例也由１％分别升至３％和４％。５０年代，南部净迁出黑人人口最多的州为密西西比州，３２３０００多人；次为亚拉巴马州，２２４０００人；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三州迁出的黑人也都超过２０万人；此外，阿肯色和西弗吉尼亚两州迁出的也较多，十年间迁出这两州崐的黑人人口均约为１９５０年时这两州黑人总数的１／３。这一时期从南部农村中迁出的白人大都迁移到南部城镇，而大约１５０万的南部农村黑人则离开了南部，这主要是因为南部城市黑人面临着刚从农村移居城市的白人的强大竞争，而且南部传统上的种族歧视性的等级制度也使黑人难以在那里立足。对南部黑人迁徙者最有吸引力的州是纽约、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单纽约一州５０年代黑人净迁入人数就为２８２０００人，伊利诺伊州也达到１８９０００人，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分别为１７６０００人和１３３０００人。战后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奥克兰、纽约、卡姆登的造船业，匹兹堡、加里、芝加哥的钢铁工业和洛杉矶的飞机制造业的繁荣发展，使这些城市仍是黑人迁徙者的首选目的地。

　　６０年代黑人迁徙情况

　　１９６０年，美国总人口为１７９００万，其中黑人人口占１１％，约为１８８７万。黑人人口５９．９％居住在南部。由于不间断的迁徙运动，到６０年代末，南部黑人所占人口比例降至５３％；同一时期，生活在美国其他地区的黑人人口比例则相应增加，例如，１９６０年３４．３％的黑人生活在北部，到１９６９年时达３９．５％；１９６０年西部黑人人口为５．８％，６０年代末升至７．５％以上。

　　６０年代迁出黑人人数最多的州仍是密西西比州，这是因为该州长期以来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保守反动，种族主义肆虐，迫使黑人只得背井离乡，另觅家园。十年间共有５６３６７名黑人迁离该州；其次为亚拉巴马州，５３８４５人；路易斯安那州，３５０００人；此外，南、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州迁出的黑人也都超过２３０００人。到１９７０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迁徙，历史上黑人一直集中于南部农业地带——“黑人地带”的这一分布特征终于被打破了。１９４０年时，黑人人口中近４０％生活在黑人地带，这些黑人占这一地带人口总数的５０％左右。到１９７０年时，仅有４２８８９１１名黑人仍留在黑人地带，占全国黑人人口的１９％，黑人地带人口总数的３８．９％。

　　６０年代，对黑人最有吸引力的州是加利福尼亚。这与50、60年代加州成为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策源地不无关系。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加州总人口增加了４崐８％，而黑人人口则增加了９１％。共有３５万黑人迁入该州，仅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即达１３３０００人，年平均２６０００人。６０年代，传统上一直吸引南部黑人的北部诸州，如纽约、麻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伊、密歇根、密苏里等州虽仍吸引了大量黑人，但同时又有大量黑人从这些州迁离。如密苏里州，十年中迁入的黑人有２５０００多，而迁出的黑人人数也大致和这个数字持平，结果，密苏里州在６０年代净迁入黑人人口仅为２５０人。还有些北部州如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等甚至净迁入黑人人口为负值。这是６０年代黑人迁徙的新特征、新趋势。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在于，６０年代美国北部传统工业处于停滞状态：机器、厂房陈旧，缺乏更新换代所需资金，加之工会所定工资过高，冬天气候严寒等使企业家不愿往北部投资，因此北部地区陷入“霜冻地带困境”之中。这样，包括黑人在内的许多工人纷纷失业，只得想方设法迁往新兴工业地带——即被誉为“阳光地带”的西部各州和佛罗里达等州。这一地带既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又有战后巨额的联邦国防工业资助，因此工业迅猛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于是，在迁入北部的黑人相对减少的同时，迁入西部的黑人相应增多了。

　　城市聚居区中黑人人口的不断密集

　　二战以来的黑人大迁徙不仅极大地冲击了美国旧有的种族秩序，也改变了旧有种族人口布局。美国黑人在地区分布上出现显著变化的同时，加快了向城市人口转变，成为了当今美国最为城市化的民族。１９７０年，已有４／５的黑人居住在城市；有２４个城市黑人人口超过１０万，１２个城市超过２５万。这些城市黑人５８％居住在基本与白人隔离的城市中心——内城市。〔20〕这种居住隔离状况已成为２０世纪美国人口地理分布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导致黑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不平等地位长期存在。城市黑人聚居区的出现和扩大自是大迁徙以来产生和发展的，但这种种族间居住的隔离状况则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渊薮，绝不是大迁徙造成的。

　　从１９４０年开始，黑人迁居城市的进程一直在加快。从表３对洛杉矶与芝加哥黑人人口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在这３０年间，黑人在城市中所占人口比例不断扩大，相反，白人所占比例则不断减少。例如，芝加哥的白人人口１９４０年为３１１８０００人，１９５０年降至３１１１０００人，１９６０年骤减至２７０５０００人，１９７０年更降到２１８１０００人。〔21〕其他各主要城市的崐情况也都类似。二战后，中上层白人纷纷移居城市外围的郊区地带，使黑人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

　　６０年代以来，许多城市中黑人已占压倒多数。如１９５４年，在首都华盛顿,黑人居民占１／３;到１９６６年时,则已达２／３。黑人聚居区几乎扩大到整个城市的中心地带——“内城”。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美国内城的黑人人数由９９０万升至１３２０万，增加了３３０万。大批低收入黑人的增加，使已陷于困境的美国城市财政更加难以维持城市内学校、交通设施、医疗体系等的正常运转；同时工厂企业、商业等的迁离城市在郊区发展，使不少城市工业凋敝，大批工人失业。内城的黑人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６０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从居住方面看，美国的种族隔离却未有丝毫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在城市中，居住隔离状况尤甚。据美国人崐口统计局１９６６年对１２个大城市的一项调查，在１９６０年，１２个大城市中的平均居住隔离指数为８６．２，到１９６６年有８个城市的居住隔离指数高于这一平均指数。两个种族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生活在内城的黑人，住房、卫生、医疗和教育条件十分恶劣，他们还时常遭受白人房主和商人的额外剥削。１９６９年一项调查表明，１／３的美国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６０年代，贫困、绝望和愤恨弥漫于美国城市的黑人聚居区中，白人警察的暴行更加剧了黑人青年对社会的仇恨，种族关系因而愈加紧张。黑人民权运动的重心，随着持续不断的黑人迁徙潮流转移到了北部大城市，斗争的形势也逐渐由非暴力运动转向了暴力对抗，最后酿成了６０年代席卷美国城市的黑人暴动。

　　迁徙特征分析

　　黑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始于一战爆发后的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２９年大危机爆发后迁徙开始减缓，前后共持续１５年左右。这期间，约１５０万黑人由南部农村迁往城市,其中一战期间即超过４５万，战后几年又有２０余万,而整个20年代,人数超过８０万。这些黑人主要从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等州迁出，主要迁往东北部与中西部——这与一战期间和２０年代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发展密切相关。这次大迁徙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北部城市黑人聚居区正式形成——纽约、费城、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城市黑人聚居区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另外，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城市的黑人人口在这一时期超过了南部几个大城市，成为美国黑人人口最多的城市。第二个后果是黑人民族运动的兴起。其表现形式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和加维运动。前者是一战后至３０年代一批新兴黑人中产阶级以纽约哈莱姆黑人区为中心开展的一场旨在通过艺术作品反映黑人心声、表达黑人民族自豪感和黑人改造美国的决心的运动，这一运动提高了美国黑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后者则是在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领导下开展的一场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主张“回非洲去”，建立一个强大的黑人国家。黑人民族运动虽时间短暂，却反映了城市黑人渴望摆脱种族主义枷锁的强烈愿望，成为６０年代“黑人权利”运动的先声。

　　1９４０－１９７０年的第二次黑人大迁徙，是被大萧条中断了的第一次大迁徙的继续，也是对第一次大迁徙的深化。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数量之众、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远非第一次迁徙可比。其主要特征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反映。

　　第二次大迁徙的主要走向

　　第二次大迁徙使得４００多万黑人离开南部，他们一般是从落后的南部农业地带迁往工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其主要走向有：（１）从大西洋沿岸的南部诸州乘火车或搭海船到纽约、波士顿等东北部城市；（２）乘船溯密西西比河而上或乘直达火车迁往芝加哥等中西部城市；（３）从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乘横贯大陆火车进发到太平洋沿岸各大都市。这些走向，既与迁出地区经济落后、社会保守反动有关，也与迁入地区城市的工业发展相联；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迁出地区与迁入地区的黑人有一种传统的感情纽带相连，另外，交通便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说来，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城市吸引着大西洋沿岸南部诸州的黑人移民，如１９５５－１９６０年间，有近３９０００名黑人由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迁往纽约；处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带的密西西比、亚拉巴马、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州的黑人则大多迁往伊利诺伊、密歇根、俄亥俄等中西部诸州的大城市，１９５５－１９６０年间，仅密西西比州就有１９０００名黑人迁到芝加哥，亚拉巴马州也有３５００名黑人迁入克利夫兰。而阿肯色、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那和部分得克萨斯及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往往迁居太平洋沿岸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从５０年代末开始还有一个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向南部的逆向迁徙潮流，到６０年代末，这一趋势逐渐加强，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有１２６０００黑人从东北部和中西部返回南部。此后，返回南部的黑人日益增多，从而构成70、80年代的黑人大规模逆向迁徙浪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首先，６０年代以来北部传统工业不景气，造成大批黑人失业；而同时，南部阳光带新兴的产业部门却吸引了大批就业者南下；第二，北部黑人聚居区日趋恶劣的生活环境对许多黑人失去了吸引力；第三，这一时期，南部的种族隔离与歧视自民权运动以来有所好转，而北部的种族歧视却依然严重；最后，许多黑人在感情上眷恋着南部，一旦南部生活状况有所好转，他们便希望重返家园。不过，这一时期重返南部的黑人不是回到当初的农场，而是在南部城市安顿下来。由于这股逆向迁徙潮流高潮是在７０年代以后，超出了本文的时间范围，故不拟展开讨论。

　　迁徙黑人特点分析

　　第二次黑人大迁徙中的黑人迁徙人口有三大特点：一是年轻黑人居多，二是男性黑人居多，三是文化程度较高。

　　４０年代从南部迁出的黑人年龄在１４－２９岁的占５６％，其中又以２０－２４岁这一年龄段的青年黑人居多，且男性比例较大。１９５０年迁徙黑人的男女性别比率为１０７∶１００，而同期美国黑人男女的总体性别比率为９３∶１００。４０年代迁徙黑人的受教育程度也高于美国黑人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如在２５－２９岁的迁徙者中，有１２％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而这一年龄段的整体黑人中仅７．６％的人受过高等教育。

　　５０年代，迁徙黑人中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仍为２０－２４岁，占迁徙人口总数的１９％，而在整个黑人人口中，这一年龄段的黑人仅为７．４％。迁徙者的性别比率仍是男性高于女性。１９５５－１９６０年美国黑人的男女比率为９３．５∶１００，而在迁徙黑人中这一比率为１０２．３∶１００。迁徙者的性别比率因迁徙距离之远近而有差异，一般来说，迁徙得越远，男性所占的比例越大。这一时期，迁徙黑人受过４年大学教育人数，从比例上看，要两倍于整个黑人人口中受过同等教育的人数。

　　６０年代迁徙黑人的年龄更趋年轻化，２０－２４岁这一年龄段的黑人占迁徙人口总数的２２％，５８％的迁徙者年龄低于２５岁（美国黑人总人口中２５岁以下者占４８％），８０％的迁徙者低于３５岁（黑人总人口中为６２％）。１９７０年时，迁徙黑人的男女性别比率为１０１．５∶１００，黑人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率为８９．６∶１００。迁徙者受教育程度与前２０年相似，仍高于黑人整体受教育程度。迁徙者中有３０％完成了４年中学，而在整个黑人中这一比例为２１％；有１／４的迁徙黑人上过一年以上大学，而整个黑人人口中这一比例仅为１／１０。

　　可见，在这３０年中，从美国南部迁出了具有更高文化程度的年富力强的黑人，而且以男性黑人居多。这对美国的地区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南部失去了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北部和西部则因此而受益。另外，大量年轻有文化的黑人群体汇聚到城市聚居区，逐渐形成了一支素质较高的黑人中产阶级队伍，他们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敢于向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挑战，最终，促成了波澜壮阔的黑人民权运动。

　　城市黑人的居住模式

　　探讨黑人迁徙的特征，城市黑人居住模式形成过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从本世纪初始到６０年代末，美国的黑人人口大迁徙不仅造成了黑人城市人口的激增，而且也带来了黑人生活场所的定位。无论从空间分布上，还是从社会形态上，黑人都被局限在城市黑人聚居区中。

　　１９６０年，安·米勒通过对人口在２５万以上的４８个美国标准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ian Statistical Area，简称ＳＭＳＡ）的分析，指出，在这４８个城市中，有４个城市在４０年代净迁入黑人超过１０万人，它们是：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和洛杉矶。另外，旧金山、费城和哥伦比亚特区３个城市黑人净迁入人数在５－１０万人之间，另有１１个城市黑人净迁入人数达１－５万。这４８个城市中只有３个南部城市的黑人人口绝对减少了，它们分别为：伯明翰市（减少２８８０人）、俄克拉荷马市（减少２１１人）、塔尔萨市（减少２７０８人）。５０、６０年代的情况类似，城市的规模越大，迁入的黑人越多；城市越大，种族密集隔离程度也越高。到１９７０年，居住在纽约和芝加哥聚居区中的黑人都已超过了１００万。

　　从１９００－１９７０年，美国城市黑人人口增加了８倍多。到１９６０年，有５０％的黑人聚居在城市中心。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间，城市中黑人增加了近４００万，其中８６％定居在城市中心——内城中。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又新增加了３７０万城市黑人，其中８２．５％为城市中心居民。随着城市中心黑人人口的激增，黑人聚居区不断密集。以芝加哥为例，１９００年时，黑人在芝加哥尚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种族集团,仅约３万人,不足全市人口的２％。零星的黑人散居在城市中心地带的贫民窟中，即使在黑人聚居相对密集的地带，黑人人口也只占３０％，那时尚无明显的种族隔离居住区。但不久，这种混居现象就不多见了。随着黑人的大量涌入，１９１７年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正式明确了种族居住隔离，规定在黑人聚居区以外的社区售房或租房给黑人，属违法行为。这样，黑人聚居区的黑人人数被人为地扩大，占聚居区总人口的７５％。２０年代，黑人开始由中心商业区向南延伸，形成了一条由黑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狭长地带，向东紧临大湖。至此，“罗普”这个芝加哥最大的黑人区基本定型。１９４０年，芝加哥黑人人口占市全部人口的８％，这些黑人中８０％居住在罗普区。随着第二次大迁徙，芝加哥市的黑人人口不断增多，这一黑人聚居区越来越被与白人社区隔离开了，其边缘地带居住的白人纷纷迁往其他白人社区，黑人聚居区除了向外围扩展外，黑人居民毫无逃逸的可能。市内其他几个较小的黑人聚居区的隔离状况也都类似，而且情况越来越糟。１９５０年时，芝加哥有８１％的黑人居民居住在完全隔离区，１８％的黑人居住在种族混合区，只有１％的黑人生活在白人区。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在白人居民占８９％的居住区，只有５％的黑人居民。在黑人聚居区的中心地带几乎１００％为黑人居民。

　　芝加哥黑人聚居区的形成是美国所有城市黑人聚居区形成的一个缩影。聚居区一旦成形，黑人便被限定在这堵“无形的大墙”之内。久而久之，聚居区成了黑人社会问题的温床。但是成千上万的黑人汇集在黑人聚居区这样一个特有的氛围中，注定要团结起来为他们可悲的命运抗争。６０年代，忍无可忍的黑人终于决心以暴力来冲决这堵种族主义的高墙。然而，50、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与反抗斗争尽管从法律上清除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但却未能消灭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作为美国种族主义和美国黑人问题集中体现的黑人聚居区问题，至今仍为美国社会无法治愈根除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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