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总是追寻着什么”

到迁徙大浪潮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深受这次迁徙的影响。那些移民的后代在一个先辈们无法理解的新世界里长大，那些选择留在南方的人可以夸耀自己有亲戚在北方，而且如果他们想离开的话也多了一个选择，这是他们之前未曾有过的机会。

他们聚居在一起，和大部分南方移民做生意。其他移民和当地白人也是如此，他们雇佣黑人移民和他们的孩子，向他们出租房屋和售卖商品，远离他们或和他们做朋友。移民们把南方的音乐带到北方，丰富了那里的音乐元素。通过双方的交流，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迈尔斯·戴维斯，从艾瑞莎·弗兰克林到滚石乐队再到图派克·沙克，他们的音乐构成了20世纪音乐的主要元素。

这些都是这次伟大的迁徙运动产生的结果，是否达到了那些参与这场运动的人的目标呢？那些离开南方，迁徙到北方的人的生活是否因此而有所改善呢？他们迁往北方的大城市之后所得到的一切，是否能够弥补他们在南方放弃的一切呢？

纵观整个迁徙过程，所有的社会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迁徙给北方和西部的城市带来了种种困难和问题，大部分学者都将市中心城市功能的紊乱归咎于移民。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移民都是贫穷的文盲，他们导致城市中非婚生子人数的增加，不管他们涌入哪座城市，他们都没有工作，只能依靠福利过日子。

“大批愚昧无知、粗鄙不堪、贫困的移民涌入城市，”社会学家E.弗兰克林·费雷泽在谈到芝加哥的移民时说，“并且改变了整个黑人社区的结构。”

“大批移民涌入移居城市打乱了黑人的生活节奏，使得他们陷入停滞，”经济学家莎蒂·T.莫塞尔在写到费城的早期移民时说。

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事实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实际上，黑人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比留在南方的人要高，而且和北方的人相比，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也不落下风。

和之前就生活在北方的黑人相比，南方移民更倾向于结婚并保持婚姻的稳定，他们更愿意在父母健全的家庭中抚养孩子，而且更容易找到工作。虽然南方移民找到的工作都是报酬最少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和北方土生的黑人相比，南方移民的收入要更高。而且和北方土生的黑人相比，他们也更少地依靠福利过日子，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南方经历了更苦难的日子，到北方之后，虽然薪水很低，他们也愿意工作更长时间或做兼职。但北方的黑人或其他人却不愿承担这样的工作。艾达·梅·格拉德尼、乔治·斯塔林、罗伯特·福斯特以及成千上万的黑人移民都是如此。

“南方人总是孜孜不倦地追寻着什么东西，”一本关于费城移民的书引用老移居者阿瑟·福塞特的话说，“精明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移民来到这里，仿佛他们知道自己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些东西，并为得到这些东西不断努力。”

绽放

在大迁徙浪潮刚刚兴起的几十年中，人们很难想到，这些渴望自由的下层民众会在这些最初拒绝他们涌入的城市中发挥主要作用。

北方或西部的黑人主要移居城市选出的第一位黑人市长并不是长期居住在北方的土生黑人，也不是从加勒比海来的黑人，而是南方黑人移民或他们的后代。卡尔·斯托克斯的父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佐治亚州迁往俄亥俄州，他于1967年当选为克利夫兰市的市长，在美国所有的主要城市中，他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黑人。佃农的儿子汤姆·布拉德利的家人在他6岁时从得克萨斯州中部迁到加利福尼亚州，1973年，他当选洛杉矶第一位黑人市长。科尔曼·杨的父母从阿拉巴马州的卡斯塔卢萨迁到北方，1974年，他当选为底特律市长。哈罗德·华盛顿的父亲从肯塔基州迁到了伊利诺伊州，1983年，他在一片争议声中当选了芝加哥市长。佃农的儿子威尔逊·古德从北卡罗来纳州迁往北方，1984年当选为费城市长。理发师的儿子戴维·迪金斯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迁往新泽西州的特伦顿，1990年，他当选为纽约市长。威利·布朗曾在得克萨斯州东部的棉花种植园里当农场工人，在迁往加利福尼亚北部之后，起初担任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院长，1996年当选旧金山市长，这是第一位取得如此成就的黑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连任，虽然任期内多方掣肘，但他们都击破了根据他们的出身而做出的预言。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移民也改变了美国的音乐形式。爵士乐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都是移民的后代。迈尔斯·戴维斯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奥尔顿，他们一家人之前住在阿肯色州。塞隆尼斯·蒙克5岁时跟随家人从北卡罗来纳州迁居北方。1942年，约翰·科尔特兰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波特迁往费城，当时他只有16岁。迁往北方之后，他的母亲为他买了一个二手的萨克斯管，在此之前，他未曾拥有过一支萨克斯管。“他能一直坐在那里练习吹奏萨克斯和吸烟。”一位朋友这样说道。邻居们怨声载道，一个牧师甚至想把费城教堂的钥匙给他，这样一来，他愿意什么时候练习就什么时候练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他对萨克斯的痴迷已近乎疯狂。

任何一个离开饱受压迫的地方的移民都希望获得更好的东西，这或许会让他们迸发出坚强的意志和力量。但是对于许多南方移民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们在自己国家里失败了，他们也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避风港，也没有任何温暖可以找寻。因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要成功，这种决心在统计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和在北方生活的黑人相比，南方移民一到达北方的城市，更愿意维持和享受家庭的稳定。”社会学家斯图尔特·托尔奈和凯尔·克劳德在1999年得出结论说。

在一系列连续的研究之后，托尔奈于2003年写道，“与北方土生的白人相比，南方移民工作的欲望更高，他们中的失业率也相对较低。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也比较高，贫困人口和依赖国家福利制度的人也比较少。”

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促使他们跨越了许多障碍，让他们得以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他们甚至战胜了许多早已在那里生存的人。“不管是考虑到贫困程度、工资还是总收入，”统计数据分析师拉里·朗和林妮·赫特曼写道，“所有的独立研究都和现在的发现出奇地一致：相比于北方土生的黑人，前往北方的南方移民在经济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似乎事实都已经被歪曲，结果证明，南方移民在北方待得时间越长，就越容易遭到先前居民的攻击，从而陷入麻烦当中。学者们发现，与其说黑人的涌入导致北方城市环境的恶化，还不如说黑人的失败是北方不公平的环境造成的。

“与其把南方移民看作本世纪北方城市黑人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的罪魁祸首，”托尔奈和克劳德写道，“或许把他们看作是北方城市居住环境的受害者要更合适一些。”

为了离开，移民们不得不动用自己多年的储蓄，跨越种族和地理界限，只能到固定的车站乘车。虽然伤亡惨重，但受益者也很多。移民似乎是这次迁徙行动最主要的受益者，但是作为移民，他们也承受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的个人行为最后惠及自己的孩子、孙子，甚至那些留在南方的人，他们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移民本身。

南方移民也让其他的有色人种受益——后来从亚洲、南美、中美洲甚至中东来的移民都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由于南方移民的努力，这个国家在文化多样性上的观点更加自由和开放。移民让南方以外的美国白人接触到了黑人文化，还有让大多数人忽略的一点是，他们在新世界架起了一架种族之间的桥梁。众所周知，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文化，他们带来了蓝调音乐以及其他音乐形式—爵士、摇滚、节奏蓝调以及嘻哈文化。移民还影响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语言、食物、舞蹈和衣服。移民“提高了工资水平，形成了有影响力的黑人选区和黑人中产阶级。”著名的社会学家雷诺兹·法利写道。

他们为什么离开

一战期间，第一批南方移民登陆北方，从那时起，学者们就开始调查像艾达·梅、乔治·斯塔林和罗伯特·福斯特这样的移民的迁徙动机。他们是出于北方的吸引还是南方的推力，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因为遭受了不公平和迫害；棉花生产拉开了移民迁徙的大幕，还是只加快了早就存在的这一进程；以及移民浪潮会不会随着一战的结束而落下帷幕，就像一些人错误估计的那样。

学者们对私刑在这场特殊的移民浪潮中发挥的作用意见不一，一些学者认为黑人大批离开自己的家乡与私刑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人们出于恐惧不敢离开家乡，而且他们已经接受了暴力成为南方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人发现，在公开执行私刑之后，确实会有大批黑人选择离开。鉴于迁徙浪潮的规模之大，或许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是对的。黑人或许会因此而心生恐惧，不会在私刑执行之后离开，但这样的暴力行径已经在黑人心中种下了离开的种子，他们或许过几个月才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就像艾达·梅·格拉德尼一样。

不管怎么样，南方的骚乱总能波及北方，“费城的黑人校长提到，”学者艾伦·巴拉德写道，“那些南方黑人难民大规模离开的地方，肯定有一些事情发生。”

与此同时，黑人的大批离开也迫使南方做出一些改变，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缓慢且断断续续，但毕竟已经拉开序幕：在迁徙大浪潮期间，随着黑人离开的数量不断增加，每十年中南方私刑的数量也不断减少。虽然这种暴力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但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移民大迁徙浪潮兴起不到十年，这种状况就发生了改变。“自从1924年，”移民浪潮开始后的第8年，“私刑的数量就明显减少”。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广告报》在1959年发现，在移民大迁徙浪潮兴起后的第40个年头，“私刑近几年似乎已经消失了”。

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棉花产业的变化是移民大浪潮的导火索：20世纪20年代棉铃虫的泛滥以及20世纪40年代棉花采摘机的发明和应用。但是不管棉花在移民大迁徙浪潮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只对一小部分棉花采摘工人起作用。棉花产业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因素，也不是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西部和佛罗里达州黑人离开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地方，棉花产业并不是最主要的产业。即便是在棉花产区，这一因素也不会影响那些不从事采摘工作的黑人，也影响不到虽然是采摘工人，但却出于其他原因离开南方的人。

移民大迁徙浪潮的时间本身就提出了问题：是棉花产业的变化导致了移民浪潮的产生，还是移民浪潮引发了棉花产业的变化。黑人大批离开南方的时候，棉花采摘机还没有出现。当第一台可操作的棉花采摘机运用在种植园，移民迁徙大浪潮已经进行了30多年。

仅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就有50万黑人离开南方，并非所有人都是采摘工人，但种植园也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迫使南方发明机器来代替损失的劳动力。南方黑人的大批离开加速了棉花采摘机的发明，以代替原来的采摘工人。在快速寻找替代品的过程中，仅1901年到1931年，也就是移民大浪潮刚刚兴起的那几十年，发明者们为了发明合适的采摘机器，注册了将近500项专利。这比19世纪下半叶申请的专利总和还要多，那时南方不必担心黑人的大批离开。

但是，对于种植园主来说，接受新的采摘机器以及黑人的大批离去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新机器需要相当多的投资，这也是种植园主无法接受的。到20世纪40年代，采摘机器颇受精确度的困扰，它会把棉花秆连根拔起，相对于人的双手而言，机器采摘的棉花品级都比较低。因此直到那时，许多种植园主仍未将采摘机器作为一个合适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更大规模的黑人流失使得种植园主们意识到了农业机械师在研究这些收割机、采摘机时就意识到的问题：“大部分劳动力再也不会返回种植园了，”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最著名的农业工程师哈里斯·P.史密斯在1946年写道，“因此棉花种植园的种植园主被迫使用机器。”说到移民浪潮和机器发明之间的关系时，哈里斯总结说，“并不是机器导致大批劳动力闲置，而是劳动力大批离开种植园导致了机器的发明”。

直到20世纪50年代，移民迁徙大浪潮已经进行了将近两代人的时间，棉花采摘机才开始大规模地投入使用，这项工作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是由人力完成。不过到那时，400万黑人早已经离开了。

我采访了这个国家的1200多名移民，在问到他们迁徙的原因时，没有一个人提到棉铃虫的泛滥和棉花产业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而是说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或者事后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好像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和改变的时候，起作用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在一些移民心中，一些因素要比其他因素重要一些。但是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促使移民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总之，不管个人迁徙的结果如何，移民迁徙大浪潮最有意义的部分在于迁身。个人的迁徙活动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在某种程度上讲，关键在于迁徙本身。不管他们迁徙到何地，最主要的成就是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做出离开的决定，并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

本文摘录自《他乡暖阳——美国大迁移史》，[美]伊莎贝尔·威尔克森著，周旭译，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转，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