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优越”与美国“新移民”

伍斌

“种族”是基于生物学上的人类分类系统，并非社会想象的产物。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种族”的定义因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社会问题的双重影响，而更多地带有社会建构的色彩。这期间，美国对东欧移民的排斥，与针对东南欧移民的非白人“他种族”建构存在斩不断的关联。问题是，白人对移民的“他种族”建构何以成为移民排斥的有力依据?这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白人种族相对其他种族具有 “优越性”。因此，在讨论 “种族”定义与移民排斥的关系之前，还必须厘清“白人种族优越”的意识是如何在美国确立的。

白人种族优越的意识，是伴随近代历史上欧洲海外殖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代表的新航路开辟之初的海外殖民，更多地是为了建立商业据点，他们对新接触的人群与其说充满鄙夷，毋宁说更多的是好奇与向往。当时西欧关于人种的分类，其关注的焦点是不同人种的表象差异，而非孰优孰劣的高下之判。人类起源的学说，也以“同源说”为主导，认为所有种族只有一个起源。既然整个人类生于同源，关于不同人种的优劣之别就失去了依据。然而，海外殖民的结果却导致了欧洲对东方的轻蔑与征服。发生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在于，自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巨变及其所导致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彻底扭转。至 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的“藤蔓”与“文明”，已经延展至整个世界。这种白人在全球范围支配地位的确立，大大加强了白人种族的优越意识，并成为其论证 “白人优越”的有力证据。

绘制于1858年的移民去向图

去往北美洲移民大多来自西北欧地区的国家

同样，北美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相遇之初，或许对印第安人心存鄙夷，但其立足有赖于印第安人提供帮助，至少要尽量避免二者冲突。然而，当白人掌握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绝对支配权之后，便确立了白人至上的地位。美国革命时期，北美社会弥漫着一种“美国例外”的想象。美国人相信，新生的共和国是对殖民地黑暗过去的解放，是北美人全新生活的开始。革命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在《常识》中指出，“我们”有机会“建立世界上最纯洁、最高尚的政体”，有能力 “重新开始一个崭新的世界”。被后世美国学界特别是移民史家广泛引征的法国移民克雷夫科尔（J.HectorSt.John de Crèvecoeur）也写道，在众多移民的整合之下，北美人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美国人种族 （race）”，这种新“种族”将旧有的偏见与习俗抛在了身后，在新原则下展开行动，追求新的理想，拥抱新政府与新秩序。这种“美国例外”的想象，在19世纪得到不断加强。美国早期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认为，“过去已经死亡，而且再也不会复活”，“过去的教科书上写满了独裁者；以后则是圣经般的自由”，美国社会的民族偏见“应该永远消失”。同克雷夫科尔和梅尔维尔一样，19世纪的美国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也相信，美国就像将金银等金属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加优质的金属；美国接纳所有民族的优点，在此基础上 “构建一个崭新的种族”。这四位作者皆为特定时期影响美国大众观念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观点既是公众思潮的反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思潮的发展方向。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米德·明尼格罗德（Meade Minnigerode）在评价梅尔维尔时就曾指出，作为思想家的梅尔维尔“总能激起大众的兴趣”。这一评论对其他三位同样适用。而在上述言论中，也反映出所阐述理念的内在一致性，即美国政体独一无二，美利坚民族是一种糅合了各族优点的崭新民族。这是对“美国例外”的明确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美国例外”更多地指向“自由白人”，因而带有明显的“白人优越”色彩。

有关美国三K党清理天主教移民的宣传漫画

将白人与有色种族（主要是黑人）分割开来的种族边界，在美国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当代美国族裔史学家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认为，美国历史上的白人种族建构，是为了从心理上拉开奴隶主与奴隶的距离。与欧洲不同，美国的白人优越更多地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的特征。克雷夫科尔、梅尔维尔与爱默生同属浪漫作家，他们关于种族的态度无疑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认为不同的种族可以通过“融合”而成为一个新的美国“种族”。相较而言，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则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也对“新种族”深信不疑，但认为这种“新种族”必须是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根基之上的。华盛顿指出，“美国的胸怀，向受压迫和剥削的所有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开放”，但新来者“必须放弃随之而来的语言、习惯、规范（无论好坏）”，“同化到我们的习俗、方式与法律”之中，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民族”（one people）。华盛顿在此提及的“同化”，事实上是指外来移民归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之中。美国前总统约翰·昆·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同样非常关注新来者的认同问题。他曾在任国务卿期间接受一名德国人采访时指出，外来移民“必须永远彻底地抛弃欧洲”，展望美国的富庶，而不是回望母国的乡愁。历史学家詹姆斯·霍斯默（James Hosmer）在其189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民享”、“民治”的政府有着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渊源。1790年的归化法为美国政府授予公民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将归化的移民限制为具有“好品德”的“自由白人”。在这里，“白肤色”成了一种政治权益，成为得享民主的前提。

在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人口同质化程度较高，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即便是来自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移民，也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同化入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之中，宗教与种族上的少数群体对形成美国经济、政治及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较为微弱。一般美国人认为其珍视的自由传统有两个根本来源：一是嵌于“大宪章”之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二是新教改革所表现出来的对罗马天主教压迫的反叛精神。美国人一度认为，在罗马天主教影响下的欧洲集权统治，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不可能对美国产生影响。19世纪中期，大规模爱尔兰天主教徒来到美国时，土生美国人开始萌生危机之感；在19世纪末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东正教 “新移民”到来之时，这种危机感演变为恐惧，即随着东南欧国家 “新移民”的持续涌入，美国人口的主体可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排外主义者就是那些试图终结这种恐惧的美国人。他们自视为处于危险之中的种族，并准备以严厉的手段来进行自卫，采取严格的措施对东南欧移民进行限制。土生美国人透过种族、宗教以及文化来审视新移民，关于“种族”的定义也有了新的含义。

19世纪80年代刊登于美国杂志上的漫画

意在嘲笑在美华人的发辫

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描述他见到的人包括“白人，红种人和黑种人”。他很可能是第一次公开以肤色为依据，将人类分为三个种族，此后这种描述变得流行。如果说在19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美国有组织的排外主义，对移民进行排斥的最主要因素是宗教与经济，而非种族，那么在重建之后的美国流行观念中，关于“种族”至少有两种主要的内涵：一是与民族（nation）相互交织，源自同一国家的人，被视为相同“种族”；二是从生物学上区分人类。也有人从地理因素对人类进行分类，将整个人类分为高加索人、蒙古利亚人、马来人、尼格罗人与印第安人。这些分类尚未表现出种族主义色彩。但随着19世纪80年代“新移民”的涌入，美国排外主义也逐渐转向在意识形态的“种族”定义上对移民进行排斥。美国移民委员会（Immigration Commission）1911年编撰出版的种族词典所谈论的“种族”，事实上是次种族群体，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以及波兰人，都可以视为独立的“种族”。这种种族分类，虽有基于生物学之上的科学分类，但更多地包含着意识形态的“种族”定义成分。在这种“种族”定义之下，土生白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将东南欧移民视为非我族类的“他种族”而进行排斥。

美国社会这种对“新移民”的排斥话语，相较于以往对爱尔兰人及华人的排斥，并无太多新意。诚如海厄姆所言，几乎所有主要的移民排斥话语都持续地存在，而无实质性变化。但是在排外主义者以种族主义的话语来讨论限制东南欧移民时，在“种族”定义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直至科学界与思想界将科学与种族主义结合起来，这种困惑才逐渐消失。

——《“种族”界定与美国对东南欧移民的排斥（1880—1924）》，《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8-127页。

移民的双重角色

梁茂信

从外来移民在镀金时代政治腐败中的角色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类是指19世纪40年代前入境的移民或其在美国生育的后裔，他们是当时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基层的代表，也是当时各地以党团利益为纽带的“政党机器”中的骨干，不少人在其中扮演着党魁也即“市政老板”的角色。在镀金时代，“政党机器”是指由一小撮党棍组成的具有明显等级的政治实体，而“市政老板”则是指其中以党魁为首的权力网络系统。

第二类是美国内战后入境的外来移民，其来源与内战前的移民一样，大多数来自英国、德国和其他西北欧国家。东南欧移民的大规模入境始于1880年之后，到1896年，其人数超过当年入境移民的半数以上。此后到20世纪20年代，东南欧国家是美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说，镀金时代政治腐败中的外来移民主体是西北欧国家的移民，东南欧移民则居于次要地位。在当时，逐年飙涨的移民潮，给城市居民中并不占多数的美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和精神冲击力。第一，由于多数移民不会说英语，经济上贫困，就业技能弱，因而作为廉价劳动力，对当地美国人的就业和工资条件等构成了威胁。第二，移民作为一个庞大的没有选举权的劳工阶级，对美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不大熟悉，因而被认为对其所在城市政治秩序构成了威胁。第三，移民因宗教、文化与生活习俗等与美国人差异甚大，加上缺乏城市生活的经历，因而在初来乍到后一段时期内，与美国人发生各种纠纷与冲突，或因其他原因而触犯美国的法律，所以其被捕率较高。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人对移民在改善生活方面的冷漠，导致移民对新环境缺乏欣赏力，其融入美国社会的态度日渐消极，因而各类犯罪事件与日俱增，加剧了美国城市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渴望早日安居乐业的移民面临着三种窘迫的压力。一是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基础，包括就业岗位、贷款、食品和医疗保健等；二是期望建立一种应对生存环境中随时出现各种威胁的安全保障；三是希望在美国这个异国他乡漂泊的过程中，找到容易适应的文化空间与精神上的慰藉。

左图：托马斯·纳斯特充满种族歧视的讽刺漫画。

右图：这幅 1876 年的漫画从政治角度对比

南方黑人和爱尔兰民主党人，认定他们地位相当。

在这种背景下，外来移民与具有移民背景的“市政老板”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前者需要庇护和恩惠，后者需要政治选票。两者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移民社区领导人实现的。族裔领导人负责联络移民，提供移民在入籍归化和就业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在政治选举期间组织移民集体投票，“市政老板”则负责满足移民的各种需求。在政治选举中，移民是通过两个环节完成投票的。第一，提供虚假名单，有时甚至“把死狗、儿童和不存在的人填充在选民名单里”。第二，族裔领导人率领一群移民，“按照交给他们的纸条上的名单，转着圈地一次又一次投票”。之后，他们“还要依据纸条上的名字从一个投票站赶往另一个投票站，在往返的途中换衣服或者帽子”。

当然，仅此还不足以满足“市政老板”的需求，他们还需要商人提供政治选举中需要的资本，为支持“市政老板”的外来移民提供急需的就业机会。“市政老板”选举获胜后，通过减免税收和授予市政建设合同作为回报。关于商人在市政腐败中的作用，当时揭露黑幕的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做了深中肯綮的评价：“典型的美国市民是商人……在圣路易斯商人们在行贿，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人为受贿者辩护，在匹兹堡有人搞腐败，在费城与市政大佬分享利润，在芝加哥有人反对改革，在纽约有人用贿赂基金打击良好的政府。”综上可见，外来移民、市政老板与商人构成了一种利益上的三角关系，这是镀金时代美国城市政治腐败的核心表现。

——《外来移民与美国“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第9-13页。

“移民天堂”：美国社会的引力因素

杨 静

19 世纪末期，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也逐渐向北美转移，并吸引着该中心边缘地区的劳动力前往美国寻求就业机会。从整体上看，在所有吸引外来移民迁入美国的因素中，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1901至1910年间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外来移民也随之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有超过800万人在这 10 年中进入美国。美国的工业化所产生的流水化作业方式，使得生产工序越来越趋于简单，工人往往只需重复性的机械劳动， 这也导致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日益上升。在此背景下，相比于男性工人，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工日益受到众多美国工厂的青睐。

美国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使得与美国本土劳动人口的数量有限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通过宣传来吸引外来移民便成为获取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府、企业都通过各种宣传、广告将美国描述成一个机会遍地、挣钱容易的地方，甚至不惜使用虚假夸张的广告宣传来吸引国际移民的眼球。考虑到欧洲下层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很多人并不识字， 于是一些工厂便用图画广告来反映该厂工人收入丰厚的状况。一则马萨诸塞州羊毛纺织厂的招募广告便是如此。在这则图画广告中，工厂位于街道的一侧，街道的另一侧就是一家银行，该厂工人在街道中央排成长龙， 正准备走进银行存钱或者向仍在欧洲的家人寄钱。事实上，由于对劳动力的渴望，美国工厂的劳动报酬确实比欧洲高数倍不止。优厚的工资待遇自然吸引了众多的意大利男性和女性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程，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是“移民天堂”，只要去了就能发家致富。正如一位意大利女性移民所言：“如果问我为什么来美国，最大的原因是这里对我有天大的吸引力，因为我听说全世界生活经受磨难的人们都认为到美国生活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的工资水平很高，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活成本也高出欧洲一大截，所以，当移民女性真正踏入美国后，并没有她们所期望的那样美好。

1812年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

除了工作机会， 美国比较宽松和包容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也对移民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曾在政治上遭受过排挤和压迫的少数族裔更是如此。 这些人移民美国的原因便是希望在新的环境中获得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与平等。 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大都处于社会下层， 在政治上曾受到诸多不公待遇，与社会上层的矛盾很深。例如，从19世纪末开始，意大利各地区为了度过财政危机，采取对农业增税的政策，加剧了农民的破产。于是，一些农民通过抗税，乃至起义的方式来反抗，结果便遭到镇压，移民美国也成为了政治避难的最好选择。同时，对于意大利女性而言， 美国还给予了她们挑战权贵和父权制的希望， 因为意大利严苛的社会习俗让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 她们不可以穿戴象征着上层社会标志的礼帽， 甚至不能直视上层社会人士的脸。然而，先期移民美国的人在回国后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对意大利国内的女性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一位名叫罗丝·卡瓦拉瑞（Rose Cavalleri）的意大利女性看到，自己的一位同乡在移民美国之前也是穷苦出身，胆小怕事，但在回国探亲时，不仅在穿戴上宛如意大利上层女性的服饰， 还将以前抢占自家土地的权贵告上了法庭。这件事给了罗丝很大的鼓舞，她认为，正是移民美国给意大利穷人带来了巨大变化，从那以后，她就认为“美国是那种让穷人、女人也能挺起腰杆做人和生活的地方”。

对于不少意大利女性，特别是未婚年轻女性而言，移民美国不仅可以获得改善经济的机会，而且增加了女性在选择伴侣上的自主权，让她们有更多的机会遇到心仪的男子。不少移民美国的意大利女性在寄回的家书中提到：“美国的丈夫比意大利的更加贴心，他们会给妻子买漂亮的裙子，而且对待妻子也比较尊重和有礼貌”。 当时有关美国的大量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亲朋好友传递回欧洲，有的信可以在整个村庄不断地被传看， 甚至有人能够全文背诵其中的内容。意大利社会将那些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人称为“Americanos”，意指那些在美国突然变得富有的人。这些示范效应将美国被神话为一个能够让穷人变得富有的机会之乡：到美国人人都能赚钱；美国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没有欧洲那么多束缚和限制；美国有比欧洲更多的择偶机会和更理想的伴侣。这些社会和文化因素无疑对意大利女性移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此外，19 世纪末20世纪初，蒸汽船代替帆船作为跨越大西洋的海上航行工具， 极大地缩减了横跨大西洋旅程的时间和旅行费用， 船上居住条件也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也为意大利女性跨越重洋前往美国提供了重要条件。

总之，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被牵涉其中，意大利的城市、乡村和家庭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19世纪末期开始， 农业危机促使包括女性在内的底层意大利人日渐感受到了生存危机， 移民到他国似乎成为了他们求得生存的不二选择。在意大利男性移民的带动下，作为妻子、女儿身份的意大利女性也被卷入了移民美国的大潮。此外，还有一些女性为了她们的个人梦想和生存机会也主动加入到了移民大军之中。由此，从19世纪末期开始，意大利女性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移民，成为当时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主义视野下意大利女性移民美国的促成因素（1880—1910）》，《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21-26页。

民主的“包容性”

美国风俗画画家乔治·加勒伯·宾汉（George Caleb Bingham）所画的画作《郡选举》描绘了在19世纪中叶举行的一场投票聚会：一个乡村小镇形形色色的居民们聚集在一起，为自身的共同利益进行投票决定。

在油画拥挤的构图中，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年白人积极参与投票选举，而少数族裔民众和女性却难见踪影。或许，“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民主理念已经慢慢消解于油画中选举现场嘈杂的辩论之中。

本期编辑：肖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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