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1.12.21

本文围绕军事危机以及军事危机管控的主题，从三个方面——中美军事危机的主要来源、中美进行危机管理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或者缓解危机的途径，来探讨中美在军事上所遇到的一系列变化的对策。

中美军事危机的主要来源

关于中美军事危机的主要来源，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战略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

在战略层面上，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存在着越来越大的根本性的认知差异。实际上不光是军事领域的问题，它在军事领域里也有很多深远的影响。比如之前炒得比较热的美国媒体报道中国进行核武力的大量扩充的事件，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西北地区建设“风力发电站”的规模非常大，是中国几十年来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次核武力的扩张。从技术角度来看，中国进行这种扩张是不是为了应对美国核政策或者核力量的变化？其实不然，美国核力量并没有在过去几年当中产生过突飞猛进的变化，它的总量依然控制在美俄双边核军控的框架里面，核武器的数量还在一定程度地缩减。美国的政策，哪怕是包括导弹防御，其力量、政策都没有发生剧变。所以中国这种比较突然的核力量发展，并不是因为美国在核层面或者是军事层面有什么剧烈的政策或者实力的变化，而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战略意图的认知发生了重要的调整。比如说《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曾发文说我们需要更大的核武库，主要是因为美国加强了对我们的战略威胁，要威胁我们的体制。我们为了应对美国更严峻的战略威胁，尤其是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威胁，需要在核力量上予以反制，让美国人认识到他们绝不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核心利益产生一丁点的幻想；我们的核力量要确保能够打消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妄念。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中国的核军事层面的发展不一定仅仅是对应美国核力量这个层面，而是反映出了对美国整体战略意图更大的担忧。

图源：网络

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最近几年出现这么大的动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等领域发展趋势的不满，价值观是导致中美对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中国来说，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是一条红线，这是不能碰的。即使美国在这些方面对我们的抱怨越来越大，但意识形态问题不容讨论，所以能讨论的只有国际结构性因素。专家总是讲中美关系变坏是因为中美间的力量对比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因为中国国力的上升必然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才以人权、民主为借口，来实现打压中国的目的。

美国要谈的是价值观的问题，中国只能谈的是地缘结构变化的问题，这就使双方产生了对彼此战略意图极大的认知差异。美国认为中国在不断地推行与西方相对立的价值观，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甚至下一步会影响周边地区；中国觉得美国纯粹是想限制中国发展，这种战略意图的认知差异目前来看是无法缓解的。以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无解的，它必然也会导致中美两国在战术层面，包括军事层面、国防层面对彼此政策和意图的误解乃至增大军事冲突的风险。刚才提到的核武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扩充核力量大概是觉得我们需要应对美国这种地缘政治的压力，但是美国觉得中国本来坚持最低核威慑的政策，现在要大力扩充，是不是中国要开始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是要放弃一系列原来比较克制的传统的核政策？如果美国觉得中国将来在常规战争中越来越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这种担心也会推动美国考虑更积极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种互动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另外就是技术层面因素有带来新的军事危机的风险。一个是技术本身发展的影响：不管是网络还是太空军事技术，还是高超音速武器，它们本身具有一定的先发制人优势。也就是说，从传统攻防平衡的角度讲，它们更有利于进攻的一方，所以在军事危机当中拥有这种能力的一方会倾向于首先使用这些武器以获得战术层面的优势。

另外一个是新兴技术的使用方式也会造成风险的增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西方讨论比较多的概念是核常交缠：有些军事设备和设施既为核武器提供支持，也为常规武器提供支持，具有核常两用性。比如说美国的预警卫星，学者们关注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如果在台湾海峡的常规战争中，我们为了不让美国的区域性反导系统发挥作用，也为了使我们的导弹打击能够完全发挥它的力量，我们有可能需要先打掉一些美国的预警卫星，这样就能比较有效地削弱美国区域反导能力，因为预警卫星为美国的区域反导系统提供重要的目标信息。但如果中国预先打掉了美国的一些预警卫星，在美国眼里，预警卫星也是它核武器指挥控制通讯系统链条里的重要一环，美国可能就会解读为中国已经开始对美国的战略核力量进行破坏，战争就会升级。还有国外讨论比较多的东风26核常两用导弹，它既可以装载常规弹头，也可以装载核弹头。如果在中美常规冲突中，中国核常两用导弹与其发射车被美国的常规武器袭击了，中国要怎么理解美国的意图？美国是在打击中国的常规导弹力量，还是在有意破坏中国的核力量？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增加了误解误判的风险，也增加了双方过度反应的可能性。然而对这些新军事技术带来的危险，大家似乎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图源：网络

中美合作进行危机管理的挑战

首先，中美双方对军事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巨大的认知差异。美方认为中美产生军事危机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军事政策和行为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进攻性；中方认为中美产生危机，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舰机在中国的领海、领空附近进行活动，逼近到中国的家门口，由此产生的摩擦是由美国的军事抵近行为所导致的。此外，现在美国一方面在强调这种风险，另一方面还在继续进行这些行为，说明其实这种风险还不够大，美国如果认为风险过大了，自然就会减少这些危险性军事行为的力度和频率。因此对危机风险根源认知的差异，会使得中美在如何应对和化解危机方面的想法也显示出差异。

其次，国内决策模式的差异。我们知道中美之间也有一些热线，包括国防热线，但具体的使用效果面临一些限制。尤其是美方经常抱怨我们在一些危机时刻不接电话。我认为这可能跟两个国家不同的决策模式有关系，中国更强调统一决策，尤其是重要事项要核心领导拍板，我们一线的官兵、指战员，哪怕是高层的军事将领，可能并不能够在危机时刻及时对美国的问询予以实质性回应，需要先请示，这里面可能有两国决策模式差异的因素。

另外，双方政治关系的对立，也必然加剧双方基层的军事斗争。如果在南海或者台湾海峡等地出现了舰机的冲撞，基层的指战员肯定会觉得我们需要向美方展现态度。加上国内民意的汹涌、外交上愈加强硬的立场，造成在军事层面也倾向于给与更强硬的回应，这种政治压力也可能增加基层擦枪走火的风险。而中美之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海空相遇的谅解备忘录，就通过了相关的规则，但是实际效果可能并没有达到原先的设计。尤其是美国选择自由航行的区域很多是有争议性的海域，在这些有争议性的海域中发生舰机碰撞的风险是最大的。但当中美双方政治、军事关系紧张时，中方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要在这些涉及到领土利益等原则问题上展现坚决态度。所以中美的海上相遇规则往往在这些争议海域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因为越是在争议海域越要宣示立场。所以在最需要具体规则的地方，规则的作用反而被削弱了。

图源：新浪军事

此外，中美之间的经历不同，对危机管理的处理方式也会不同。美苏在冷战期间发生过非常严重的危机，比如说古巴导弹危机等等，甚至差点引发核战争。这些经历使得美国人比较重视在实际操作层面进行合作从而实现危机管控的目的。但是中方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军事危机，尤其是涉及到核武器的军事危机。所以这方面我们经验不足，对非故意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考虑得相对少一些。就像我们之前在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讲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但是最后还是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在军事危机问题上也要经历一次重大危机，才能真正重视和理解合作性化解军事风险的重要性？之前就有学者提出比较悲观的观点，认为中美要经历一次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重大危机事件，才能使两国真正转变路线。

缓解中美军事冲突风险的可能措施

最后，如何能够解决或者是缓解中美军事冲突风险呢？当然，像上面所提到的，最有力的措施是双方能够有效地削减战略层面的互疑。但是因为一些意识形态方面、体制方面的原因，战略互信在可见的未来是很难实现的，双方能够取得进展的也就是做一些技术层面的努力。

在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双方尽可能地澄清政策，增加一些透明度。我们曾经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能够起到避免军事误判的作用，比如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是在现实中好像并没有发挥出非常明显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外进行的信号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着矛盾性的。比如我们在外交上非常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称其适用于任何环境、任何场合。但是当国外学者翻看中国军方领导、专家写的书和材料，上面又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二炮在面对一些常规战争场景的时候，会调整核政策、会调整核武器使用的门槛，要对敌国进行威胁使用核武器。当然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并不矛盾的，因为我们只是去威胁地用核武器，并不一定要实际使用，只是想要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对美国来说，你在严重的常规军事冲突中威胁使用核武器，我怎么可能不当真？所以我认为，中国要将某些具体的信号做一些澄清，对一些可能存在自相矛盾的说法，最好也能进行统一，这样有利于明晰我们现有的政策，从而避免发生双方军事误判。

图源：网络

还有，对于新兴技术的影响，双方可以做一些合作探讨。比如说现在大家担心的一个场景就是双方用网络技术去渗透，甚至是破坏彼此的核指挥控制系统。双方有没有可能对这种风险做一些共同的研究，对互不使用网络技术渗透对方的核武器指控系统达成一定的共识？这是可以讨论的领域。

此外，哪怕双方没法以合作的方式降低风险，单方面采取降低风险的努力也是必要的。比如说核常交缠的问题，它对中国自己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破坏性后果，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哪怕是自己做一些努力，减少不必要的交缠问题，或者是减少交缠的程度，也能避免在军事冲突中产生误判，更有利于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本文内容由赵通博士在“百川论坛——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2021”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作者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