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冲突再次外溢，这一次溢得比较远，殃及一万公里之遥的美国大学校园。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均爆发程度不同的学生抗议活动，数百人被警方逮捕。不过，迄今为止，学生运动还未引起社会共振，尚属校园里的风波，虽然已经有校外警察介入。但是，在近年来美国政治激化的大背景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形成蝴蝶效应，更何况这次学生运动的根源远非加沙冲突这么简单。

这是美国公众对弱势群体同情心的表达，也是对以色列恃强凌弱的强烈不满。100多年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回到巴勒斯坦后，以色列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1967年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不仅占领了巴勒斯坦领土，而且还侵占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土，成为中东享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一方。之后，巴勒斯坦领土受以色列军事控制，巴勒斯坦关税由以色列代收，巴勒斯坦人民受以色列军事法庭管辖，巴勒斯坦建国更是变得遥遥无期。而吊诡的是，以色列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却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难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同情巴勒斯坦，反感美国的对以政策。

这是美国人对以色列政治持续右倾的不安，是美以之间意识形态裂痕扩大的结果。长期以来，以色列被美国视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是美以关系的基石之一。然而，近20年来以色列政治不断向右转，对内强化国家的犹太属性，对外蚕食巴勒斯坦人的权益。以色列法律正式确认国家的犹太属性，使国内20%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成为二等公民。奥巴马总统曾经警告说，以色列要么是一个民主国家，要么是一个犹太国家，不可能两者兼得。去年，以色列司法改革要剥夺最高法院的宪法审查权，拜登感慨以色列正在失去一个民主国家的属性。因此，美国自由派对以色列的不满早已有之，加沙冲突后更甚。

这是美国国内弱势群体对犹太权势集团的不满，有阶级矛盾的成分。虽然称“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或犹太人控制了美国金融”有些言过其词，但是犹太人享有远超出其人口比例的财富、权力却是不争的事实。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2%左右，但是其在政府、学术、媒体和金融等各领域的影响却非常大，让人回想起当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时“99%对1%”的抗议口号。

这是美国少数族群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不满，有族群对抗的因素。92%的美国犹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是白人，美国也普遍接纳犹太人是白人社会的一部分。白人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矛盾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近些年呈不断恶化态势，加沙冲突再次使其激活。首先反对拜登加沙政策的是民主党内的少数族群，此次学生运动也具有明显的族群色彩。

这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矛盾的再次激化，左右派都让大学校长为难。大学历来是左翼、自由派的阵营，是社会变革的先驱，以反传统、反主流和反政府而自豪，要求最大程度的言论自由和大学自治。然而，美国主流社会是亲以色列的，因此校园内的挺巴勒斯坦活动受到校外力量打压。大学校长作为校内与校外的纽带，处境非常危险。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已经因此丢了职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岌岌可危。规矩与传统是学校的灵魂，政治和金钱是学校的肉体，这也是灵与肉的互搏。

当然，这首先是亲巴勒斯坦与亲以色列阵营的对抗，这两个团体活跃在校园冲突的第一线。支持哈马斯的一方认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是当代殖民主义者，应该为加沙冲突负全责。支持以色列的一方则认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首先挑起对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只不过是行使自卫权。双方都相信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无法正常学习，有的学校被迫上网课。

这是美国内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之间的较量，美国社会长期对两者执行双标。在美国，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都属于“政治不正确”，不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但是，由于犹太裔比阿拉伯裔拥有更大的权势，也由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容忍程度非常高，而对反犹主义则是近乎零容忍。加沙冲突以来，马斯克因“反犹主义”道歉，一些大学校长因容忍“反犹主义”被迫离职，大学老师因宣传“反犹主义”被停职，却从来没有听说伊斯兰恐惧症鼓吹者受到如此严厉对待。

此次学生运动是美国社会系列综合性问题纠缠所致，在大选期已经来临的背景下，不排除持续发酵的可能。

作者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4年第10期

原标题：《牛新春：美国校园里的巴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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