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周日（1日）晚，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目前已造成至少59人死亡，515人受伤。接二连三的枪击案已然成为美国社会之痛。而每当禁枪话题被提起，舆论之中就不乏美化“枪支文化”的声音。多年以前，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就曾撰文做出回应。

本文写作的缘起，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11年一档节目中对美国持枪文化的评论，他说“美国持枪文化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尊重、保护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以及公权力的制衡问题。”真是如此吗？读者可从下文中寻找答案。】

最近，中国的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无锡市的《周末大讲堂》做了一个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演讲。按照白岩松的说法，他的演讲是要把外国作为中国的镜子，来照一照中国的现实。平心而论，这种通过介绍其他国家社会现实的方式来对比中国社会的不足，很有现实意义。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中国的普通民众更有可能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主讲者一定要对自己所介绍的外国社会有真实的了解，决不能用自己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偏见来歪曲真实的外部世界。很遗憾，白岩松关于美国持枪文化的介绍和解读恰恰就是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观臆想。

白岩松在他的讲座中这样讲到，“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美国持枪文化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尊重、保护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以及公权力的制衡问题。”白岩松在这里主要是想通过强调美国枪支文化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来说明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位央视名主持人的结论是：“如果在中国允许持枪，我想强制拆迁就不可能了。”

这里，笔者不想讨论白岩松提出的中国公民拥有持枪自由就可以阻止强行拆迁这个问题。笔者想指出的是，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把美国持枪支的权利解读为对美国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从美国民众拥有和携带枪支的历史传统来看，事实跟这位央视名主持人的说法相去甚远。如果我们对欧洲殖民者在北美大陆的开拓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会明白，美国老百姓持枪传统的形成原因跟制衡国家公权力基本没有关系。恰恰相反，美国之所以形成私人持枪的历史传统，是因为北美历史上国家公权力的缺位或不足。

当年的这些殖民者在开拓北美大陆时，社会并未形成有效的国家公权力来维系社会秩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北美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殖民者和当地印第安人的冲突大都通过武力方式自行解决，暴力冲突和私刑是那个年代的家常便饭。正是由于政府的公权力无法保障民众的人生安全，正是由于政府的公权力无法维系社会秩序，所以普通民众只有靠自己手中的枪支在这种丛林社会中生存下来。这就是美国社会形成私人持枪传统的根本原因。在今天美国一些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许多民众仍然觉得家中的枪支是安全感的一个重要保障。不过，民众手中的枪支是为了防范强盗和陌生人入侵，而不是拿来制约国家的公权力。

在北美十三州独立之前，许多州的政府都无法给民众提供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保障，所以只有要求老百姓携带枪支以求自保。有的州，如弗吉利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政府甚至用法律的形式强制要求民众拥有和携带武器。有的州要求外出旅行和工作的公民必须携带枪支；有的州规定成年男子必须拥有枪支，没有枪支的公民还会被处以罚款。美国的民兵传统也就大致是在这个时代形成。为了保卫各个州的安全和利益，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携带武器的战士。事实很清楚，如果各州政府的公权力能够给公民生活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政府有专门的常备军来保卫本州领土的安全，那么，州政府就不会强制要求民众用私人的枪支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州的领土。

1791年生效的宪法第二修正案肯定美国人民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美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用自己手中武器自我保卫的权利，而跟制衡国家公权力没有什么关系。很多引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人以为这个法案是为了维护老百姓反抗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紧接着的1792年通过的《民兵法》（militiaactof1792）非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的立法者要求民众拥有枪支是为了让民众自己用武器保卫自己：“每一个年龄在18岁到45岁之间的健壮的白人男子,都应该参加民兵组织……每个入伍公民将自备精良火枪或燧发枪一支,合格刺刀一把。”

所以，美国社会形成私人拥枪传统的历史原因是政府公权力的不足和缺位。把美国的持枪文化说成是一种对公民权力和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说成是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是一种泛政治化的主观臆想。

了解到上述基本事实，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许多人会对美国的枪支文化有如此大的误解？为什么明明是老百姓在缺乏政府公权力保障的条件下形成的持枪传统，却会被解读为民众要用枪支来制衡国家的公权力？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必须对美国的立国文件做一些简要的分析。白岩松只是一位央视的节目主持人，尽管他占据的媒体平台让他拥有了很大的话语权，但这些看法毕竟只是一位节目主持人的看法。如果我们把白岩松关于美国持枪文化的看法跟中国学界的一些看法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当中还涉及到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独立宣言》性质的误解。通常，把美国私人手中的枪支看作制约美国政府公权力力量的人常常会引用《独立宣言》中的这两段话为理论根据：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独立宣言》

由于《独立宣言》是一份有关美国独立的政治文献，所以《独立宣言》在美国也就具有跟宪法相似的权威，这也恰恰是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喜欢引用上述两段话来解释美国民众拥有枪支的根本原因。但遗憾的是，跟白岩松用主观臆想曲解美国枪支文化一样，这里也存在着对《独立宣言》性质的误解。

毫无疑问，《独立宣言》在美国社会具有崇高的地位，它跟美国宪法共同构成美国立国时两份最根本的政治文献。但是，人们在谈到这两份文件时，常常是强调二者作为立国文件的共同一面，而忽视了这两份文件的重要区别。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分析，《独立宣言》跟《美国宪法》是两份不同的法律文件。前者是一篇宣布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宣言，后者是构建一个新型国家的法律框架；前者是破，是否定从属于英国的旧政治构架；后者是立，是建造和确立新型国家的秩序；所以，虽然这两份文件的签署者几乎都是同一批人，但这批在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革命者到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时，已经发生了身份的转化。他们从推翻旧政治统治的革命者转化为新国家的建国者。用今天的语言说，《独立宣言》是革命党人的政治文件，强调的是脱离英国的合法性；《美国宪法》是建国者（联邦党人）的法律文件，制定的是新国家的宪政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