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导：金融如何改造社会》，杰拉德·戴维斯 著，杨建玫、娄钰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版

当今的公司，仿佛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统一体。

一方面，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埃克森美孚公司2007年的总收入为3730亿美元，与世界第24大经济体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沃尔玛所雇用员工的数量，比斯洛文尼亚整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黑水公司（Blackwater Corporation）的产业后备军，超过了澳大利亚军队的人数。

这些公司的管理者比许多国家元首对百姓生活的影响还大。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方面，这些跨国公司超越甚至取代了给它们颁发经营许可的政府：国家或多或少地都要受彼此约定的国土疆界的制约，但公司具有流动性，它可以选择注册地和受何种法律管辖。所以它实际上不受国籍和疆域的限制。

此外，公司也能够履行许多政府的职能：他们可以为雇员制订、颁发各种社会福利的计划，调解雇员与市民之间的纠纷，制定与其有业务往来国家的外交政策，为公司高管出访提供空中保护，设立社会责任办公室来统筹安排公司的慈善活动。由此可见，国家与许多公司之间的差距并不太大。事实上，与其说像美国政府，许多美国的跨国公司看起来更像欧洲的福利国家。伯利和米恩思在1932年出版的著作中曾预言——公司有朝一日可能会取代国家而成为世界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这种预言似乎已成现实。

另一方面，正如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所说的那样，公司仅仅是一个法律拟制实体，是一种便利的融资工具。无论何人，他只要拥有一张信用卡和一台互联网服务器，都可以在瞬间申请成立一家公司（要在利比里亚注册，请访问www.liscr.com）。企业仅仅是各自由主体之间的一条契约纽带——是在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产品购买者之间形成的密集联络网中的一个节点。如果把公司想象成一个拥有众多“身体组成部分”的演员，或者把它想象成拥有类似国土疆界的边界（即营业范围）的话，就只是把一种仅仅是有用的虚拟之物具体化了。而你如果把公司的这种契约关系网设想成既拥有某种“权力”，又需要承担某些“社会责任”的话，那你就会进一步加深对公司的误解。因此，经济学家们有些诡辩地声称，公司并非是一个利维坦，而只是一只纸老虎罢了。

当代公司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以上两种对公司形象的描画都客观存在。正如巴伦·瑟洛（Baron Thurlow）男爵所言，公司只不过是法律上拟制的法人，它“既没有身体让你踢几脚，也没有灵魂供你诅咒”。但鉴于法律和社会现实给予公司的尊重和赋予的责任，它确实是一种社会实体。也许它没有躯体，但是它们的英文名字“Corpus”正是拉丁语中的“身体”之意；也许它没有灵魂，但是它的参与者（有时是法律）却希望它像有灵魂一样地行事。

好时食品公司（Hershey Foods Corporation）的历史说明，我们对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和一个金融实体的评价有时会南辕北辙。

20世纪初，米尔顿·赫尔希（Milton Hershey）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德瑞丘吉（Derry Church）小镇创办了他的巧克力公司，该镇不久就被更名为“赫尔希”（即“好时”）。好时公司除了在镇上建有娱乐场所、公园、教堂等公共设施和机构之外，还为孤儿创办了好时工业学校（Hershey Industrial School）。米尔顿在妻子去世后，便把自己公司的所有股份捐赠给了该校，该校的股份最终占公司总股本的77%，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好时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糖果制造商。公司、小镇和学校的名称都是“赫尔希”，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直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好时工业学校培养的，镇上1/2的居民都在好时食品公司工作。

2002年7月，负责学校捐赠事宜的米尔顿·赫尔希学校信托公司董事会宣布：计划出售其持有控股权的好时食品公司的所有股份——这实际上就是把该公司挂牌出售。这一决定毋庸置疑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多元化是投资组合管理的最基本规则，然而，该信托公司将其超过1/2的资产全部投资到同一家公司，就会导致对该公司的严重依赖，这完全是一种孤注一掷、不计后果的投资行为。（想一想，如果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影响到好时公司的股价，那么好时工业学校所得到的捐赠基金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这个出售计划一经透露，雀巢（Nestle）或吉百利（Cadbury）等潜在买家都纷纷表示：会以较高的溢价购进该公司的股票。这就给该信托公司提供了一个发横财的机会。事实上，在宣布该出售计划的当天，好时公司股票的开盘价，就从前日的每股62.50美元飙升至当日的每股78.30美元，而且这还是在股票竞买者没有参与竞购的情况下的股价。试想，谁会反对这家公司通过出售股权为那些贫困的孩子们筹集资金呢？

然而，这一事件一发生，社区中的所有成员，包括公司雇员、工会、居民、校友会，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客等，都对信托公司的行为感到震惊，并迅速做出反应来阻止这次出售行为。居民们担心，一旦好时公司被收购，就会导致它在当地的许多工厂被关闭，进而导致他们失去工作。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首席检察官（州长候选人）迈克·费舍尔（Mike Fisher），在多芬县（Dauphin County）孤儿法院，以这种行为将会给当地的商业乃至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为由提起诉讼，以阻止此项出售行为（孤儿法院对该信托公司具有管辖权）。

尽管如此，总部位于瑞士的雀巢公司和总部位于英国的吉百利公司，在8月底还是发出了收购该公司的要约。几周后，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箭牌公司（Wrigley）则发出了出价更高的收购要约，好时学校信托公司的7名董事会成员也投票表决并通过了接受这份要约的决议。然而，费舍尔检察官阻止出售好时公司的努力总算没白费，学校信托公司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被迫引咎辞职，新的董事会成立，而且新董事会的所有成员都发誓会永久保留其对好时公司的控股权。研究表明，好时公司因出售计划失败，股票缩水的市值达27亿美元。

这已不是宾夕法尼亚州第一次干预当地公司股权变更了。1990年，该州立法机构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了公司法的一项所谓“其他相关利益”条款，该条款规定，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董事会“在考虑公司利益最大化时，还需要考虑其他需要考虑的事项……要考虑其行为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影响，包括对股东、雇员、供货商、客户、公司的债权人，以及公司办公地点所在的社区的影响”。而且，董事会在“考虑公司利益最大化时，应公平行事，不得将任何团体或特定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

这项法案是针对外部对阿姆斯特朗世界工业公司的恶意收购案而制定的。阿姆斯特朗世界工业公司是一家当地公司，加拿大一公司欲恶意收购该公司。此法案的通过意在告知公司董事会，如果收购危及社区利益，董事会就必须拒绝接受收购要约。

该项法案对大家普遍认同的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做出了明确回应：在宾夕法尼亚州，公司还有其他义务（如果董事会同意的话）。但是像美国的许多大公司一样，好时公司的注册地并不在宾夕法尼亚州，而是在特拉华州，也就是说，“其他相关利益”条款并不适用于好时公司。然而，该州法院的判决表明，即使公司的控股股东自觉自愿地想出售公司，即使董事会也同意出售，它仍然能阻止此事的发生。就其社会背景而言，好时公司不是一条“契约纽带”，而是一个像家庭或教堂一样的团体。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公司在20世纪可谓经历了不平凡的兴衰。在这一时期，美国公司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它是在19、20世纪之交所并购浪潮的推动下产生的，在这一时期，银行家们一直掌控着大公司的管理权。在公众看来，这些行业巨人只不过是华尔街金融家创建和控制的卡特尔组织。为了改变公众的印象，避免大家因对这种新的“没有灵魂的公司”不信任而产生潜在的政治影响，许多公司的经理管理层，比如米尔顿·赫尔希就创建了一些福利性的资本主义项目，以示其对雇员和社区的关心。其他公司也是如此，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积极参与公众活动，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慈善企业，并承诺会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第二个阶段是管理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持续到80年代。在这一时期，有独立所有权的公司由职业经理人专门经营管理，并逐步演变成了一种社会组织。在金融资本主义初期过后，公司就出现了所有权分散的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公司管理层蓄意采取扩大股份所有权的策略，其目的在于逃避股东的直接监督，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之前许多公司为赋予企业灵魂所做的努力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已开始期望：这些公司能像它们所描述的那样成为一个“有灵魂的”社会组织了。到20世纪50年代，有灵魂的公司逐渐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其主张正好与国家的政策相吻合，这些政策包括：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注重产品安全和提高环保意识，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股东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潮和向后工业化转变的初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开始后的不长时间里，在金融市场的推动下，那些由孤儿寡母分散持有股份的公司与股东之间仅剩下一种契约关系了，这些孤儿寡母们越来越依赖少数几家共同基金公司来管理其股票。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以金融为导向的公司逐渐取代了那些大型制造商，成功地登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舞台，“企业就是一种社会组织”的观点越来越无立足之地了。许多理论家认为，公司已逐渐演变为一种以金融为导向的关系网。

（本文节选自《市场主导：金融如何改造社会》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作者杰拉德•戴维斯为美国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密歇根大学吉尔伯特与露丝·惠特克商业研究信息中心工商管理学教授，以研究企业网络、社会运动和组织理论著称。代表作主要有《消失中的美国股份公司》《组织理论：理论、自然与开放系统视角》等。澎湃商学院获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