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素来为外界奉为圭臬，毕竟它在1787年制订完毕后，仅经过27处变动，一直沿用至今。在此期间，美国由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州拓展成一个纵贯北美大陆的庞然大物，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尽管其间也经历过数次宪政危机，但仍屹立不倒。

然而，这一制度主义的视角忽略了负责体制运转的个人，毕竟这些人的抉择对该体制的具体形态和发展方向影响颇大，否则无法解释为何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都借鉴了美国宪法，却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中。因此笔者拟简要考察美国参议院的政党地域基础及运转。

一、参议院党争的地域基础

美国国父们在设计政治架构时，将不管人口多少、每州均有两位代表的参议院视为对抗多数派民情的工具。与选民直接选举、每届任期两年的众议员不同，参议员每届任期六年，且长期由各州州议会选举。

到十九世纪，参议院对抗多数派民情的作用很快在奴隶制的扩张问题上体现出来。随着自由州与蓄奴州人口差距的不断拉大，参议院很快成为拥护奴隶制扩展者的重要阵地。1820年密苏里妥协的内容之一是缅因州和密苏里州各自作为自由州与蓄奴州加入联邦，以维持双方力量在参议院的平衡。此后二十多年，新的自由州与蓄奴州一前一后成立，继续保持着这一脆弱的平衡。

在此期间，参议院于1850年通过了为解决蓄奴问题、防止联邦解体而订立，包含五部相关法案的“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50），强化了《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的实施，以更有效地抓捕逃到北方的奴隶；还在1854年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认可两州居民以“住民自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允许州内蓄奴。正如美国史学者杜华所指出的那样，反对奴隶制扩张的群体据此认定奴隶主势力控制着美国国家机构。

内战与重建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的奴隶制，且扩大了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但1877年初的政治妥协彻底中止了联邦政府对南方的重建，主张州权、限制非裔美国人权利的民主党很快在南方卷土重来，并成为民主党的中坚。虽然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将工会、中西部农民和非裔美国人也纳入该党的政治基础，但罗斯福政府仍需南方民主党的支持以通过新政法案，非洲裔美国人也因此被排除在不少项目的覆盖范围外。

必须指出，种族歧视在当时的美国各地均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并非南方所特有。但当1940年代末变革之风开始刮起时，南方的强烈反应尤为突出。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因该党党纲增加了北方代表提出的支持民权的内容，以南卡罗莱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1902—2003）为首的35名南方代表离场，另立政党参加选举。1954年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宪，时任南卡州联邦参议员的他与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1897—1971；也正是因为此公的这一污点，现在有人主张以麦凯恩的名字重新命名拉塞尔参议院办公楼）等人多次磋商，最终起草了一份《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谴责这一裁定，并表达了南方各州对抗到底的决心。除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老戈尔（Albert Arnold Gore，1907—1998；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之父）、埃斯特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1903—1963）和德州联邦参议员林登•约翰逊（1908—1973）外的19名南方参议员（全为民主党人）都签名附议。

约翰逊担任总统后提出的《1964年民权法案》在参议院表决时，更是只有一名南方民主党参议员投票赞成（1-20，老戈尔也在反对者之列），所幸其他地区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参议员大多支持该法案，它才得以通过。

民权问题上的争端开启了美国两党在地域上的政治重组进程，民主党逐渐在北方和西海岸占据上风，而共和党的南方战略也效果显著，其影响从总统选举逐步扩散至国会和州长选举。除弗吉尼亚和佛罗里达外，共和党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南方各州国会参议员选举中稳操胜券。再加上该党原本就在中西部不少州有着深厚根基，因此近年来得以控制参议院多数。

二、参议院党争的妥协与矛盾激化

如上文所述，废奴主义者强调奴隶主控制着美国的国家机构，这一说法在突出南方巨大影响力的同时，忽略了像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1777—1852）、麻省的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和伊利诺伊州的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1813—1861）等联邦参议员在推动政治妥协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说服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同僚各退一步，各有所得。

然而，这些妥协还是无法避免内战的来临。在美国内战前，不少南方辉格党人仍能当选参议员，但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认同奴隶制。当地域之见逐渐决定政党主张差异，且两党（此时辉格党已经消亡，部分成员并入新成立的共和党，继续对抗民主党）无法再达成政治妥协时，内战便不可避免，1856年麻省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1811—1874）因发表攻击奴隶主的演说而在国会被南卡联邦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1819—1857）以手杖反复暴力抽打成了国家分裂的前兆。

两党间矛盾的激化近年来再次加剧。参议院共和党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后六年中都是多数派，因此多次搁置克林顿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参议院民主党对小布什上任后提名的不少联邦法官也颇有微辞，认为他们异常保守，不合主流，因此动用阻挠议事（filibuster）拦下了他们的任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则威胁动用“核选项”（nuclear option），即修改参议院规程，将终止阻挠议事所需票数由60票的超级多数（100票中的五分之三）降至简单多数（过半）。来自两党的14名参议员的努力最终避免了该情况的出现。此外，尽管民主党对小布什提名的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意见颇大，但个别参议员的阻挠议事尝试也因得不到党内的一致支持而失败，而数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也避免了该党阻挠表决奥巴马提名的前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2013年1月和7月，两党参议员以及白宫再次就阻挠议事问题达成妥协。

然而这几次妥协最终还是无法挽回日益恶化的两党间关系。2010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多次表示，阻止奥巴马连任将是本党接下来两年的工作重点。2013年11月，对共和党参议员不时阻挠奥巴马政府行政和司法人员提名感到忍无可忍的参议院民主党正式启用“核选项”，该决议适用于除最高法院大法官外的所有提名。

两党冲突在奥巴马最后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达到顶峰。2016年2月中，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1936—2016）去世，共和党参议员随即决定搁置奥巴马提名的温和派大法官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直至总统选举结束为止。

表面上看，共和党参议员的决定不乏历史先例。1828年8月底，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特林布尔（Robert Trimble，1776—1828）去世，时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于12月提出自己的人选，但参议院在次年2月以23比17投票驳回，将该位置交由新当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提名。1852至1853年间，参议院更是三次搁置或拒绝了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1800—1874）总统的大法官提名，1861年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791—1868）总统的大法官提名也以失败告终。

然而，2016年参议院共和党搁置加兰德提名的时间之长，仍属史无前例。此外，该党表面上强调填补这一空缺的权力在下一位总统手中，但实际上不少参议员都表示，一旦希拉里当选，他们将尽快通过加兰德的任命，以免希拉里提名更具自由派色彩的大法官。2016年大选结果彻底断送了加兰德进入最高法院的可能，共和党纷纷弹冠相庆，认定他们的政治赌博获得回报。民主党则指责对手偷走了这一席位，试图阻挠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在此情况下，麦康奈尔启动核选项。

除了围绕着大法官提名展开的斗争外，参议院的构成及参议员政治立场的变迁也使得两党达成共识和妥协的难度进一步增加。2005年避免了触发核选项的那14位参议员中，三人去世，九人败选或离职，仅剩下来自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与来自南卡州的林赛•格拉汉姆（Lindsey Graham）仍在任。前者在医改等问题上仍属共和党内的温和派，并且曾和后者一道投票支持奥巴马提名的前两位大法官，然而他们两人最终也都加入了搁置加兰德提名的行列。因此当格拉汉姆在卡瓦诺性侵案听证会上声嘶力竭地指斥民主党刁难候选人，并拿自己投票支持奥巴马提名的前两位大法官说事时，他显然选择性遗忘了自己在加兰德提名案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事件对民主党的刺激。与抽打萨姆纳事件一样，格拉汉姆的嘶吼再一次折射出两党矛盾的不可调和。

三、参议院制度的僵化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参议院两党矛盾激化往往与两项因素相伴而生，一是两党都有各自稳定的地盘，参议员在议事时表现得越激烈，越摆出和对立政党一争高下的架势，就越能得到自己州内基本盘的支持，进而吓退潜在的党内初选竞争者；二是德高望众的参议员的离去，这些参议员在各自州内也无甚对手，但深信政治的精髓在于妥协而非对抗的他们愿意进行谈判，努力达成共识。与之相反，像麦康奈尔这类一切以选举利益为中心的党棍实在不配担当参议院领袖。

在此情况下，参议院成为一个畸形的存在。一方面，每州不论大小皆有两名代表的规定与民主精神不符，这在人口居于少数的州控制了参议院多数，进而决定大法官任命，从而规定多数人口该如何生活方面尤其明显。另一方面，时刻关注选举的参议员们完全丧失了贵族所应有的超凡脱俗之气。

参议院制度的僵化在变革之风渐吹的2018年中期选举映衬下尤为刺眼：佛罗里达公投恢复前罪犯的投票权；不少州同意成立无党派的委员会划分国会众议员选区，以杜绝州立法机关中的多数派操纵该进程，使得本党当选议员人数最大化的现象；缅因州尝试推行选票改革，允许选民填写两位候选人（有顺序之别），当无人得票超过50%时，便将名列第三的候选人淘汰，进而将以他为第一候选人的选票按第二候选人重新分配，这样意在鼓励选民把票投给两大党之外的候选人，而不必担心自己的选票形同虚设。

不少媒体都在设想如何改革参议院制度。添加新州是其中一项方案，但在共和党竭力维护自身权势的情况下，该改革难以实现。毕竟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几乎都是民主党支持者，共和党可不想再多添两个民主党参议员来搅局。而作为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自由邦（境外领土），波多黎各虽然拥有超过美国21个州各自数量的人口，但其中少数族裔众多，共和党对此恐怕也是忌惮三分，不愿将其接纳为美国的一个州。至于像英国那样通过逐步改革，削弱上议院的权力，短期内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