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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木木

编辑 观星

1865年1月31日，正式通过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宣布在美国土地上废除奴隶制，黑人终于获得了自由。

废奴主义者们为这个国家真正走向了民主而庆祝欢呼。奴隶制的终结就像美国政治中的一场地震，显著增强了废奴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力，也使得他们更接近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

妇女权利领导者们当然为奴隶制的终结而欢欣鼓舞，但是斯通清晰地认识到：“男人们不明白，只要妇女仍然没有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

而对于在战前妇女提出的权利诉求，温德尔·菲利普斯在1865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上激动地说道：“此时要求妇女的选举权，会冲淡国会上的最重要的问题，即黑人男性的公民权和选举权。一次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这一刻属于黑人”！

他的话让会议上的妇女感到吃惊，那个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支持妇女权利运动的人，现在似乎要抛弃她们。但令妇女们更为悲伤的是，这样的想法不是只有菲利普斯一人所拥有。

相当一部分改革者和大多数共和党成员在这个时候避开了妇女权利的问题，他们认为“以前的黑人奴隶更有资格获得这些权利。毕竟，他们已经忍受了几百年的奴隶制”。

斯坦顿在会议的几天后愤怒地写信给菲利普斯：“基于你把黑人和女人放在明显对立的位置上。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的问题是：你觉得非洲种族完全是由男性组成的吗”？

私下里，她向安东尼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恐惧。她说：“我经常与菲利普斯以及整个反奴隶制协会的兄弟进行争论。

我担心：协会内的所有人都会赞成让黑人获得选举权，而不需要我们。妇女事业会陷入深深的困境”。

一、黑人男性选举权优先的原因

除去一些共和党人心中对黑人男性遭遇的同情之外，黑人男性的选举权迫切程度胜过白人女性的选举权，还有另外一方面重要的现实原因。

在内战结束后，黑人的命运就与共和党的命运息息相关。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急于将前黑人男性奴隶纳入选民队伍，希望以此获得压倒性的支持率。

他们的选票会给共和党人带来许多新成员和额外的权力。而在之后的时间中，废奴主义者主要是在共和党安排的政治框架下，为争取黑人选举权而努力。

此外，许多白人男性把内战期间妇女走出家门、进行战时工作理解为妇女与生俱来的自我牺牲的自然能力的延续，并未察觉妇女对自身权利要求的变化。

与此同时，斯坦顿给全国反奴隶制协会写了封信，这一次她的言语更加尖锐。

随着废除奴隶制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通过，黑人男性虽然获得自由并且已经开始着手让他们获得选举权，但谁又能肯定如果黑人男性获得了选举权，他们就不会成为一种将我们拒之门外的额外力量，为什么非洲人要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公正更慷慨呢？

南方的200万黑人女性，如果没有获得公民权利和投票权，她们的自由意味着什么？如果黑人妇女不能投票，她们的自由将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我宁可做一个受过教育的白人的奴隶，也不要做一个堕落无知的黑人的奴隶。根据大多数州的成文法，在公民、政治和社会关系中，人们都享有绝对的权利。

在改变400万非洲人的地位时，妇女和男子均应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如果我们的统治者能够公正地给予黑人选举权，那么女性也应该利用这一新生的美德并确保自己的权利。

如果没有，她就应该以新的热忱开始教育民众，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普选。斯坦顿指出黑人男子若先于白人妇女赢得选举权，这是社会的一种倒退。

黑人男性选民数量的增加会对妇女获得选举权造成更大的障碍。斯坦顿和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无疑是种族主义的，但对她们这种教育背景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是司空见惯的。

二、对黑人与白人平等的反对

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生活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反对黑人与白人平等，不希望看到贫穷且未受教育的人享受“美国梦”。

与斯坦顿等许多白人妇女改革家不同，当黑人女性不断参与到南北战争中，为结束奴隶制努力时，她们认为自己的利益与黑人男性的利益是无法分割的。

因此，在黑人妇女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奔走的同时，她们也能在社区内与黑人男性一起努力地工作。

另一方面，当许多黑人男性明显认为种族平等比妇女权利更重要时，黑人妇女也依旧坚持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

而在林肯遇刺后上台的约翰逊总统的重建政策变相剥夺黑人权利。他对黑人命运漠不关心的态度令共和党人十分愤怒。

可讽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即使是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共和党人其实也并不相信黑人具备与白人男性平等的政治参与能力，他们始终把黑人看作是美国政治的局外人。

内战的结束还将如何界定和保护黑人男性权利的挑战带入了战后的抗争政治中。

而妇女权利领导者把内战后的重建看成是争取自身权利的一个黄金机会，但事情的发展却从未如想象中的简单。

三、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影响

1866年5月5日，内战的枪声在一年前已经平息，战后的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这天召开。妇女改革家认为是时候重新审视未竟的事业。

在当时的大众记忆中，内战的贡献大多是高度男性化的，社会忽略甚至是忘记妇女。这使得女性在国家政治议程上对平等的要求、对重建自身政治地位的要求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联邦统一、巩固共和党人在当时美国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各方势力只能先在种族问题进行短暂的妥协。

从长远利益来看，在当时的考量中，赋予黑人公民权和选举权比起给妇女政治权利来说更为实际，收效也更高。

在战后的年代，国会也把给予黑人男性普选权的第14条宪法修正案逐渐提上了日程。内战前的妇女权利运动涉及大量诉求，选举权只是其中之一。

现在，内战前的妇女权利运动逐渐演变成战后的妇女选举权运动，赞成这一转变的妇女称自己为妇女参政者。

多年来，妇女们一直在州一级工作，向州立法机构演讲、请愿和恳求修改压迫妇女的法律。她们现在意识到，国会可能会为妇女做的更多，这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提供了第二个选择。

“宪法修正案将压倒任何阻止妇女投票的州法律。大多数妇女也意识到有必要将精力集中在选举权上，而不是解决其他问题，如婚姻财产权和离婚法。

如果她们能够投票，妇女就会获得必要的权利，以制定其他改革来结束对她们的压迫”。这一时期，美国参众两院正考虑在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增加“男性”一词。

“男性”一词并不像“人类”那样具有“人人生而平等”的通用属性，它的性别特定含义太明显了。

斯坦顿、斯通和安东尼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出了一份名为全国妇女的呼吁并警告妇女：“这一次国会可能会排斥女性选民”。

她们谴责道：“这一举动是对宪法的亵渎，我们要求美国妇女为自己的选举权和政府代表权请愿，我们要求国会修改宪法，使各州永远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任何人的权利”。

在以前的社会言论中，分离领域曾被用来反对扩大妇女权利，声称妇女对家庭事务的关注使她们不适合于政治生活。

此时妇女选举权支持者开始尝试改变这些论点，转而声称女性独特的经验和观点会给政治带来道德和美德的属性，并促进改革。

可现实对妇女权利支持者来说是残酷的：一些废奴主义者甚至是刚刚解放的黑人男性对争取妇女权利并不热情。

妇女权利支持者指责道：“当妇女在南北战争前积极参与反奴隶制事业时，自由的黑人在战后却对这场松开他们兄弟姐妹枷锁的斗争，十分冷漠”。

弗朗西丝·盖奇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抨击废奴主义者对妇女的抛弃：“难道他们忘记了，当他们是一个软弱的政党，需要国家所有女性的力量来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团结在一起说‘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吗?现在又有谁从这些自由的捍卫者口中听说过女性”？

由于妇女权利运动过去接受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政治领导，废奴主义者希望她们在重建期间继续这样做并推迟自己的要求，直到自由黑人的政治权利最终实现。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和许多男性废奴主义者拒绝支持妇女选举权。

艾伦·卡罗尔·杜波依斯认为，“妇女权利运动可以依赖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组织的力量，但这也意味着她们很难发展出自己的力量，与废奴运动的密切关系限制了妇女组织的成长”。

两方之间的关系在战后迅速变得紧张起来。人们开始质疑妇女的角色，无法容忍这些不受约束的妇女。

民众指责她们推翻了生活中所有的社会关系：“她们嘲笑宗教，否认圣经、亵渎上帝。从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角色中走出来，承担起男人的责任和事务。潜入公共领域去参与政治，参与激烈的争论”。

总的来说，当支持妇女选举权可能导致黑人男性选举权失败这一事实变得明显时，本应作为支持妇女选举权坚强后盾的共和党和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也退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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