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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财政部公布了2023年的中央财政预算。

报告显示，中央今年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0625亿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87125.71亿元；专项转移支付8499.29亿元，以及一次性安排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5000亿元，加起来合计超过10万亿元。

中央这10万亿元转移支付，谁分到最多？

通过整理财政部《2023年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汇总表》可以得出，

从具体的省份来看，四川、河南均获得超过5000亿元的转移支付，稳坐第一第二。

湖南、湖北两兄弟也拿到超4000亿元，排在第三第四。

河北、云南、黑龙江、新疆、安徽、广西紧跟其后，一起排进前10，合计41562.02亿元，超过总支付的四成。

（图片来源：城市进化论）

那么，这10万亿的转移支付是如何分配的？

为什么四川、河南、湖南、湖北能拿超过四五千亿的转移支付？分配的凭据是什么？

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央为什么要转移支付？

中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础上形成的，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家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

用一句话来概括“财政包干制”，就是“自收自支”。

本意是为了扩大地方政府财权，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一开始的时候，事情向着好的一面发展，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3年时，地方占到了78%。

在这种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所在地区支配收入的最大化，地方会想尽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大办特办企业。

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先是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浙江得到蓬勃发展，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山东、河北、辽宁以及中部一些省份也大办乡镇企业。

当时有些地区办乡镇企业时，喊出的口号是“村村冒烟、户户上班”。

“财政包干制”是中央把事权和财权都下放给了地方，地方有较大的自主权利。

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银行、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来融资兴办企业，无论办起来的企业效益如何，都能立竿见影给这个地方带来肉眼可见的GDP以及财政收入的增长。

出现这个想象还有一个隐形原因，就是这个关系到了地方长官的考核，为了得到快速晋升，他可能会在任期内尽可能办企业，拉动GDP的增长，至于企业是否真的能盈利，暂支按下不表，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但也同时出现了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政策,、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严重的问题，比如税收的制定由地方决定，一件商品流入市场后，要交不止一种的税种，滋生乱收费、重复收费。

到了后期，事情出现了异常。

1993年，地方为了拿到中央税收的返还基数（收入越高，返还越多。），用了许多手段来增加“账面”收入。

比如，命令已减免税的企业补缴税款，把基数抬高之后再私下返还给企业。

又比如，将已经倒闭了的企业或者欠税多年的企业税款通过转账或者银行借款缴税；

还有寅吃卯粮、收过头税等种种办法。

于是，税收改革势在必行。

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规定，就是地方税制归中央直属，不再是听命于地方政府。于是，地方的“自收自支”的财权得到限制，中央财权得到集中。

分税制后全国普遍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

这种说法多半是地方喊出来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拿走了”本来应该属于地方的财力，使得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陷入窘迫。

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当时不少的地区，都是自己说了算，今天这样弄，明天那样搞，各地都不一样，颇有一种“诸侯经济”的感觉。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也是从分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先实行的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市场政策，但考虑到各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以及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均衡发展的客观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上交“财权”，却仍然承担着较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远低于支出责任的缺口，中央财政对地方开始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

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对地方给予大量的税收返还。由于税收返还只是实施分税制改革时中央与地方妥协的一种产物，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存在很大的差异，直到后来才逐渐完善起来。

值得说明一点的是，转移支付的概念，最早是国著名经济学家Pigou在其1928年出版的《财政学研究》中提到，他认为转移支付这一财政工具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Pigou之后将转移支付概念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国家为弥补地区财政收支差距，所普遍采用的制度。

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方式有6种，即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

而在转移支付结构上，又分为一般转移支付（无条件拨款）和专项转移支付（有条件拨款）2类。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为了弥补经济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而设计的一种政府间补助形式，对于资金的具体用途上，并没有具体限定，属于无条件的拨款。

专项转移支付通过通常限定了具体的资金用途，上面对资金使用的干预要强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根据数据表明，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央财政收入仅占全部财政收入的３成，地方占７成，与此同时，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也是30％左右，在这一时期中央财政再分配能力相对较弱。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发生了转换，财政收支占比也有所变化，中央财政收入上升，地方财政下降，两者身份发生对换。

在2022年各省市净上缴的中央财政中，只有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福建这8个省市保持了正上缴，不少网友甚至喊出了“8省市养活全国”。

根据这个表，再结合到开头财政部2023年转移支付预算表，两者对比，大概就能知道为什么四川能拿5882.53亿元的中央转移支付。

河南、湖南、湖北、河北、黑龙江、安徽这些排在2023年中央转移支付前十名内的，基本上在2022年各省市净上缴的中央财政中处于倒数。

在我看来，“8省养活全国”其实是个伪命题。

就拿资源来说， 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国家工程，能让全国享受民用几毛一度的电。不然你转头看看欧美供电，一旦战争（俄乌战争），以及极端气候(美国去年极端暴雪天气)，分分钟就几十上百元一度的电费，普通人哪里用得起？

还有，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河南这个省份付出很多，也因此导致经济发展缓慢。

所以“8省养活全国”这种话题，当个笑话看就行了，不能认真！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最近这几年时不时会出现城市排行榜单，比如评出“一线城市”、“网红城市”这种。

在榜单上，总看到某部省份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一个个豪情万丈重拳出击，觉得自己是一线城市，不光看不起杭州南京，更别说宁波苏州了，甚至广州都不放在眼里了。

可这些城市在给中央上缴税收的时候唯唯诺诺，咱这地方太穷了，再不多转移一些沿海省份的税收过来，都要揭不开锅了。

转移支付作为作为弥补财政纵向失衡的重要工具，会更偏向于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这原本无可厚非，因为转移支付的调节机制就是为了公共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然而，一旦过渡依赖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将陷入“激励陷阱”：地方政府辛辛苦苦干一年，收上来的税收不及转移支付的零头，可能会逐步降低税收努力，放松预算软约束，一旦转移支付规模超过特定值，将无法对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产生有效激励。

由于地方对中央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加重地方财政赤字，必要的时候，有针对性地弱化转移支付，也许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有促进作用。

毕竟有些地方，已经彻底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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