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4年，美国纽约市一位年轻女子，昵称“基蒂”的凯瑟琳·吉诺维斯在自家门前被人用刀捅死。《纽约时报》随后刊发头条新闻，宣称在案发过程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但均未报警，引发全美对于都市人情冷漠的大讨论。《旁观者》试图再现这桩美国著名的凶杀案。本书前半部分以受害者基蒂的生命历程和凶手莫斯利的家庭生活为线索，话分两头，交替叙述，两条线索在凶案发生当天合二为一。后半部分则揭秘了《纽约时报》如何一手策划本案的报道，《时报》将矛头指向凶案证人，宣称这些证人是38个冷漠的旁观者，从而激起美国社会对凶案证人的强烈谴责和都市人情冷漠的反响。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有意将人物与大时代相联系，在刻画凶手与被害者的同时，也将案件主人公的生活与当时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对标，集中呈现出了美国1960年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并联系当下现实，揭示基蒂·吉诺维斯案确实在多重意义上改变了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值得人们回溯和探讨。

人类拨出的第一通电话其实是一通求助电话。亚历山大·格莱厄姆·贝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决定拨出这第一通电话之后说什么。他觉得打电话的人应该先确认自己的声音对方能够听到，然后再继续说话。但究竟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表示电话已接通了呢？贝尔选择了喂（Ahoy），很多年来人们确实是这样应答电话的，直到托马斯·爱迪生建议大家改说你好（Hello）。但1876年3月10日在玛丽安到安索尼亚大酒店后面的公用电话接听基蒂来电的87年前，人类的第一通电话中，贝尔完全忘记了要说“喂”什么的。他把蓄电池的酸液泼到自己腿上了，然后他俯身抓起仍在实验中的设备，给他的助手拨出了第一个电话：华生先生，到我这儿来——我需要见你！

1956年，全美消防长官协会建议所有的城市都使用统一的紧急电话号码供民众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使用。加拿大警方使用的号码是999，虽然很好记，但假如用的是拨盘式电话机，那么拨这三个数字要花上好久的时间。芝加哥的紧急号码是PO5—1313，其中的“PO”两个字母代表着“警察”。其他美国城市各自使用不同的电话号码。1964年，马丁·甘斯博格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说基蒂·吉诺维斯案促使纽约警方和政客们一同推进使用统一的紧急电话号码来替代以前电话簿上登记着的各个行政区和警署各自为政的电话号码。三年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贝尔系统”宣布他们将联合选择一个能够让所有美国人都能记得住的紧急电话号码。

最终，这件事在1968年1月有了结果。“贝尔系统”宣布全国紧急电话号码是911，因为这个号码又好记，又方便拨，第一位是9也符合贝尔电话转接系统的惯例。电话公司期待着能够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隆重地推出他们的这一创举，但亚拉巴马州的三个人却先一步抢走了他们的风头。

亚拉巴马电话公司老板B. W.加拉格尔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了“贝尔系统”的计划。他想，那还等什么？他找了手下的一个员工，技术专家罗伯特·菲茨杰拉德，计划在人口数量为4500的黑利维尔接通911电话。一个月的准备之后，经过了好多次小事故、串线、深夜加班和费力苦干，州政府代表以及当地领导人齐聚在黑利维尔那幢红砖市政厅里。亚拉巴马众议院发言人兰金·菲特用市长办公桌上的电话拨出了911三个数字。工程师菲茨杰拉德在建于市政厅和监狱之间的电话转接站里待命，他看着机器将电话转接过去。先是9，然后是1，然后再是一个1。不一会儿，黑利维尔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一部桃红色的拨盘式电话机响了起来。议员汤姆·比维尔正等在那里。在他身边坐着的是伯明翰警察局长，绰号“公牛”的西奥菲勒斯·尤金·康纳。四年前，康纳将警犬和消防水带对准了民权游行的队伍，四年来他一直在吹嘘这事儿（他说：“那帮黑鬼，不给他们洗个澡，就连我的狗都不想去咬他们。”）。这会儿，因为中风而坐轮椅的康纳微笑着，看着国会议员比维尔拿起红色的听筒，对着电话的那一头说：“你好。”

这就是美国第一通911电话的全部内容了。比维尔挂上了电话，然后这些政客一起出去喝咖啡、吃甜甜圈了。

拉塔内和达利想知道怎样才能让美国人愿意涉入自己邻居的生活。他们先进行了一系列风险很低的社会科学实验，让大学生随机向纽约居民问路，或送给他们糖果，或在中央车站附近玩投掷飞盘，制造一点儿麻烦。大部分旁观者抱着怀疑的姿态，或者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拉塔内和达利在情景设定方面更进一步，让那些可能加以干涉的人需要面临一定的风险，甚至可能达到生或死那么严重的程度。在几乎所有的实验案例中，他们都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共通之处。他们如此记录道：“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决定了某个旁观者能够感受到多少责任，这就是他认为周围有多少其他人和他身在相同的处境，且也有能力帮忙。”

或者，就如同玛乔丽·科什金在她丈夫去够电话机时所说的那样，“这会儿大概已经有30个报警电话了”。

《毫无回应的旁观者》中提到，“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仅仅站着围观。但这也可能是解释他们行为的关键”。旁观者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将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而这种趋势与我们通常的预期恰恰相反。他人的在场抑制了前去帮忙的冲动”。人数增多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帮助，反而削弱了行动。

在一个实验中，一位年轻的女性将受测者带进一间教室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她走进一道幕布之中。受测者会听到东西掉落发出的巨响，然后是她的叫声：“天哪，我的脚。我的脚腕！我不能……把这东西……推开。”研究者发现，假如受测者独自一人待在教室里，那么他或她有70%的几率前往帮助那位女性。但假如受测者和其他人一起待在教室里—其他人是假装漠不关心的演员—那么他们采取行动的几率下降到仅有7%。

在设定场景中增加反面人物会增大采取行动所冒的风险。实验者们派出一个“小偷”从教室的一张课桌上偷走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很多目击者都表现得坐立难安，但其中大部分最终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些明显注意观看了整个偷窃过程的受测者事后却宣称他们什么都没有看见。拉塔内和达利的推断是，人类处在压力之下时，潜意识里会对自己所承担的风险有所估算。假如一个旁观者没能亲眼看见或者亲耳听到什么坏事，比如那些只听到幕布背后传来声响的受测者，“他不必为自己的不作为心生愧疚，也不用担心自己突然冲上去会显得很愚蠢。他可以什么都不做”。

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或许有一股社会力量影响到了基蒂的最后一夜。他们将之称为“责任的分散”——如此一来，愧疚感也会分散，就如同执行枪决时要使用行刑队一样。假如只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他会因为不作为而承担所有的愧疚。但假如还有其他人在场，那么责任就分散到所有人头上，而事后的指责也无法直接针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为了验证他们的理论，拉塔内和达利设计了一个“模仿基蒂·吉诺维斯凶杀案”的紧急状况。实验对象被要求等待广播指令，广播台就设在隔壁房间。过了一会儿，广播中传来一个声音（由研究者们找来的演员扮演，纽约有的是缺活干的演员），但所讲的内容似乎脱离了既定的内容。那个“指令播报员”会发出一连串的“哦，呃，呃”，假装自己癫痫突然发作，然后是“我需要帮助。是否有人……呃……我要死了。救命”。再接下来是一连串好像被什么噎住了的声音，最后声音消失了。

社会学家们特别在走廊里安排了一位助理。想要帮助那位垂死的指令播报员的话，实验对象只要通知助理就行了。那么有多少人这样做了呢？答案取决于这些实验对象认为有多少人和自己处在同一境遇里。其中有些人被告知，在其他房间里还有四个人和他们一样等待着聆听指令，也有些人被告知他们是唯一正在等待指令的对象。而这将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在那些自认是唯一一个听到呼救的实验对象中，85%会报告助理好像出事了——那个“指令播报员”需要帮助。在那些认为还有另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听到呼救的实验对象中，62%出手干预。但当实验对象们认为自己身处人群中，即那些认为他们是五个人听到了相同的呼救时，帮忙的比率直线下跌，只有31%的人会采取行动。尽管听到了喘不过气的声音和明确的求助，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实验对象只是端坐着，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

《毫无回应的旁观者》指出吉诺维斯案的悲情之处就在于有几十个人都见证了莫斯利攻击基蒂的行为，而不是只有一两个人。如果心理学家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意识到没有其他人在场帮忙时，都能够鼓起勇气采取行动。但假如还有其他人也能做到相同的事情，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还有其他人是能够帮忙的——其他人可能比我们更强壮，更勇敢，或者更冷静——那么我们会期望他或者她能带头行动。即便我们只是想到或者希望有别人会伸出援手，我们都会期待别人先上。

这并不是说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计划着或者甚至决定要坐视不管。当实验对象们被问到为什么会对别人癫痫突发的痛苦呼救声毫无反应时，他们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者“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责任感降低了。当被问到知道还有其他“目击者”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时，所有人都表示不会。拉塔内和达利的结论是，“旁观者效应”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在报告的最后，他们呼吁要注意所谓的“城市里人情淡漠”的细微差别。他们写道：“诡辩的说法中也可能包含着一些真相，因为像吉诺维斯案这样让人吃惊的案子往往发生在大城市里。但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这些研究的结果显示情境因素可能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了解旁观者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非旁观者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或许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为什么没有人出手干预。”

像这样的实验，在今天是不会发生的。大学和其他的研究机构都因为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变得软弱无力，不敢将实验对象置于像听到癫痫发作的病人求救之类的刺激之下。如果有受测者因为压力太大而心慌意乱怎么办？他们还有可能突发心脏病呢。如果有受测者因为无视了别人的求救而感到太过丢人，结果就跑去打官司说这是精神虐待、让人丧失自尊，又怎么办？不过就在拉塔内和达利的开拓性研究之后的几年里，福德姆大学进行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纽约的几百个行人都无视了一个男人撬开一辆停着的轿车。宾州州立大学的一位研究者再现了基蒂遭遇的困境，但在其中增添了几个变量，他发现当年轻女性喊着“走开！我不认识你”时，有65%的几率旁观者会向她伸出援手；但当她喊的是“走开！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嫁给你”时，只有19%的几率会有人出手帮忙。

旁观者效应，又叫“吉诺维斯综合征”，让纽约城市大学的赫伯特·考夫曼教授开创了一个被他称为“亲社会行为”的新领域。考夫曼想要找出方法让坏心肠的撒玛利亚人变成友善热心的邻居。另一个研究者，哈佛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则因为让实验对象对陌生人施以（假的）电击的“同伴冲击”实验而出名。他将吉诺维斯案作为被他称作“城市心理学”领域的检验标准。福德姆大学的哈罗德·塔科申教授是米尔格拉姆的门生，他认为基蒂的被害引发了“三个在发生吉诺维斯案之前几乎不存在的领域”，它们分别是城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对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

塔科申表示基蒂凶杀案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在社会心理学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案例”。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宾州州立大学的R.兰斯·绍特兰德则告诉《纽约时报》，在1964年到1984年之间，“有超过1000种文章和书籍试图去解释危机发生时旁观者的行为”。在同样的20年间，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文献数量都没有那么大。

理解了旁观者们为什么不愿意施以援手并没有能够帮助到基蒂身后那些不幸的受害者：1984年，谢丽尔·阿劳约在一间酒吧被轮奸，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暴劫梨花》再现了这一案件；安吉尔·阿尔切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被一部轿车轧过，很多过路的司机和旁观者无一上前帮忙，其中有些人对警方说他们“不想被牵扯进去”；两岁大的阿克塞尔·卡西安在加州特洛克被他的父亲活活踩死，而那些路人只是围观；2008年，埃斯敏·格林在布鲁克林国王郡医院里突然晕倒，她在候诊室的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不治身亡；一个15岁的加州女学生在返家途中被轮奸，其他学生则在一旁围观；2010年，皇后区的雨果·塔莱—亚克斯因帮助一个被持刀恶棍逼迫的女性而胸口中刀，最终失血过多死去，周围的行人对受伤的他视而不见，其中一人还停下来用手机给他拍了张照；还有更多遭遇不幸的人甚至都没上过新闻。每一年，都有新的受害者遭遇到已被犯罪学家们视为城市生活的公开秘密：事实上，很多罪犯经常在公开场合犯罪，因为他们知道目击者们不敢对他们提出异议。尽管如此，塔科申还是能够看到进步的迹象。每一次相似的犯罪行为都会让人们回忆起吉诺维斯案，无论新的罪行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小酒馆里，中国的街头还是伦敦的人行道上，人们再度讨论起基蒂的案子，她的名字，还有被害人和见证者造成的忧虑。在塔科申看来，基蒂的遭遇已经引发了“全国性的灵魂大拷问，甚至更深层的质疑”。

911紧急电话系统或许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变革，其实还有更多的变化，比如林赛曾承诺要“照亮这条街”，在他执政期间，纽约人行道上确实安装了一盏盏的高压钠街灯。在吉诺维斯案发生之后的数年间，很多州都实施了“好撒玛利亚人”法，鼓励目击者见义勇为，或者至少要报告警方。加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以及其他七个州还通过了救援责任法，责令民众在不至于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的前提下，对有需要的人施加援手。基蒂的名字和这些法令以及其他一些改革都有关联，其中包括多个受害者以及目击者的援助项目、法律允许受害者在重罪庭审的量刑阶段讲话、罪案受害者可获得赔偿、性犯罪者登记制度、邻里互助组，以及全美各地基层民众自发对抗犯罪的各种努力。因她的被害而引发的深刻反省让无数的美国人考虑起自己对其他人负有的责任。在1960年代后期，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妮亚·索托马耶尔—当时还是布朗克斯区卡迪纳尔·斯皮尔曼高中辩论队的一个辩手——携一篇关于吉诺维斯案的讲稿参加了一次演讲比赛。年轻的索托马耶尔主张：“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是一个共同体，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一点。”她赢得了那场比赛。

因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吉诺维斯案或许还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间接地发挥了作用。在那个星期二的早上，四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俄亥俄州的上空劫持了美国联合航空93号航班。他们杀死了飞行员，割开了一个空乘的喉咙。劫机的歹徒们强制飞机朝东边飞去，打算让飞机撞击白宫或者国会大厦。他们认为乘客们会待在座位上听从他们的指令。但实际上，有一些乘客不愿意当旁观者。当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在心理学教材中接触过吉诺维斯案，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托德·比默、马克·宾厄姆、汤姆·伯内特和杰里米·格利克是否也曾读过。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学者们通过吉诺维斯案来推动的“亲社会行为”的具体体现—和“我不想被牵扯进去”正相反的做法。（比默在一通使用了公开线路的电话中说：“你们准备好了没？好，我们动手吧。”）这四个男人一起冲向恐怖分子。最后，93号航班上的英雄们和劫机者同归于尽，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空地上坠毁。他们的英勇行为拯救了地面上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陌生人的性命。

2009年，全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昵称“萨利”的切斯利·萨伦伯格将失去动力、重达400吨的“空中客车”宽体客机奇迹般地迫降在哈德逊河上，拯救了155位乘客和乘务人员。1964年的时候，萨伦伯格还是得克萨斯丹尼森的一个中学生，他第一次听说了发生在基蒂身上的事。他无法理解纽约的人们怎能如此冷漠。他回忆说：“就在那个时候，13岁的我发誓如果有一天让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像基蒂·吉诺维斯那样需要我帮助的人，那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深陷危机中的人不该就这样被抛弃。”在创造了“哈德逊河上的奇迹”之后，当萨伦伯格和他的乘客们站在机翼上瑟瑟发抖时，周围的船只纷纷赶来帮忙，他感到仿佛纽约“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救援之手”。

本文摘选自《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