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简言之，我们不敢进行哲学思考。

尽管我们对原子时代深感不安，但是对于极端重要的存在问题本身，我们却甘愿和基尔凯戈尔故事中的那个人一样依旧心不在焉。我们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社会已经把哲学贬黜到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哲学本身对此竟也欣然接受。

作者简介

威廉·巴雷特（1913-1992），纽约大学哲学教授，美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著有《什么是存在主义》《自我与本能》等。《非理性的人》是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该书被公认为是英语国家中研究、解释和介绍存在主义的最优秀的著作，至今仍被一些大学列为“当代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课程的教科书。

基尔凯戈尔曾讲到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心不在焉的人，直到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死了，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

这个故事今天讲来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时代的文明终究掌握了一些武器，凭借这些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它自身陷入基尔凯戈尔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我们可能明早醒来发觉自己死了，却从来不曾触及我们自己的存在之根。

时至今日，对原子时代的诸多危险确实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焦虑，乃至惊恐。但是，对于这种境况，一般民众很少有人反省，进行全方位的检讨，既或有之，也难得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们没有反躬自问，那些隐藏在我们文明背后使我们陷入这种险境的终极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探究那隐藏在人们铸造的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器械背后的人的真实面目。

简言之，我们不敢进行哲学思考。

尽管我们对原子时代深感不安，但是对于极端重要的存在问题本身，我们却甘愿和基尔凯戈尔故事中的那个人一样依旧心不在焉。我们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社会已经把哲学贬黜到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哲学本身对此竟也欣然接受。

如果哲学家真要讨论人的存在问题，如果社会上再无别的职业团体能够接替他们的工作，他们就很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在当今时代，哲学本身如何存在？或者问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哲学家如何存在？

这个问题并不意指任何高超深邃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甚至一点也不抽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也同样具体、平常。

今天，哲学家存在于“学院”里，是大学哲学系的成员，成为多少带有理论性质的大家叫做哲学学科的专业教师。

这个简单的观察非常实在，几乎具有统计学性质，似乎并不能使我们深入到玄而又玄的存在问题；但是，理解存在问题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从我们的实际情势出发，从我们当前的立足点出发。

“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在整个西方哲学初露端倪（或非常接近这一开端）之际对哲学家们发出的指令；因而，当代哲学家的自我认识旅程，便可以从承认哲学这一专业的社会地位这样一个事实起步。这个事实尽管有点“污秽不洁”又很平庸，但它所带有的若干含混性却饶有趣味。

根据字典，所谓“以……为业”，就是公开地、因而也就是当众地供认或表明信仰，所以也就是在世人面前公开承认从事某项工作的内心冲动或神灵的感召。这样，这个词原本就带有宗教的意涵，例如，当我们讲到职业信仰时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随着人的职能的精心划分，职业乃成了一项专门性的社会事务，它需要熟练和技巧，是一项人们为收取报酬而不能不履行的事务，亦即一种生计、一种个人营生。以职业谋生的有律师、大夫、牙医、工程师，也包括哲学教授。在现代世界里，作为哲学家的职业就是去做哲学教授；而哲学家作为一个生存的个体，他的存在领域也和大学一角一样无声无息，鲜为人知。

尽管一些当代存在主义者已对哲学家的这种学院式存在作出过率直、尖锐的批评，但这仍未引起充分的关注。一个人为谋得职业所付出的代价是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缺陷。大夫和工程师容易用他们的专业眼光观察事物，因而对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通常便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无知。观察越是专业化，其焦点也越是明显；而对焦点四周的所有事物也就越发近乎全然无知。

哲学家作为人，既然在学院内供职，特别是由于人越来越完全地和他的社会职能化为一体这一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法则，我们便很难指望他避免自己的职业缺陷。对于当今的哲学家来说，既惹人烦恼又意义深刻的含糊性正出于此。在过去，以哲学为业并不总具有它现在所具有的这种狭隘专业的意义。

在古代希腊，情况则完全相反：哲学不是一门特殊的理论学科，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是对人和宇宙的总体看法，个体的人据此度过他的一生。

这些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不仅是最早的思想家，还是先知、诗人，也差不多是巫师。他们的思想里充满着神话的和直觉的因素，即使在那些我们看到他们为形成概念而作出最初历史尝试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在赋予旧神祇以新的意义的过程中，也还同旧神做交易；在前苏格拉底希腊人的断简残篇里，到处都显露出一种超乎他们自身的伟大的启示，而他们透露给世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启示。

即便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虽然思想已经比较分明、比较专门化，作为理论学科的哲学的主导路线也已制定了出来，但哲学的动机也还是和潜心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的冷漠探求很不相同。对柏拉图说来，哲学是一种激昂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生为哲学而生，死为哲学而死，他的不朽典范是柏拉图在其师长去世后50年哲学生涯的准绳。哲学是灵魂寻求拯救，而这对柏拉图来说，则意味着从自然世界的苦难和罪恶中解脱出来。

即使到了今天，东方人从事哲学研究的动机仍然和西方人完全不同：东方人为哲学费神的惟一动因是寻求解脱和宁静，摆脱尘世生活的苦恼和困惑。

哲学决不能够放弃这些原始的要求。这些要求是过去的一部分，是永远消失不了的。当代哲学中，最诡辩的莫过于理性哲学；然而，即便在这种哲学的饰面之下也依然潜存着这些要求。

就连那些矢口否认有所谓大智慧的哲学家，也为人们所呼吁，去回答这些重大问题。尤其是那些从事非哲学专业的大众，由于他们还不曾意识到专业化的历史命运已经落到哲学头上了，往往会发出这种呼吁。

哲学的这些古老要求使当代哲学家有点难堪，使他不得不为他之存在于专家学者和科学家的知识圈里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现代大学和现代工厂一样，都是当今时代专业分工的产物。此外，哲学家也知道，我们所珍视的一切现代知识，都是专业分工的结果。其中的每一种在精确性和力量上都超越了过去所谓的知识，体现了一种巨大的进步。现代科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知识的社会组织。

所以，当今哲学家正是由于其在社会组织中的这种客观社会作用而被迫成了科学家的模仿者：他也试图借专业化来完善他的知识武器。因此，现代哲学家格外关注方法和技巧，关注逻辑和语言分析，关注句法学和语义学；而且，一般说来，他们为求得形式的精巧而不惜把所有的内容全都提取掉。

所谓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在美国这个国家（在欧洲各大学，人本主义的气氛很可能比在美国要浓厚些），实际上是对哲学家由于自觉不是科学家，也就是说，不是那种以科学模式制造可靠知识的研究者而滋生的“负罪感”的抒发。

哲学家由于他们的整个事业极不稳定，原本就容易滋生不安全感，现在这种不安全感由于其执着于把自己化为科学家而严重到了难以估量的地步。

专业分工是我们为知识进步付出的代价。其所以是一种代价，是因为专业分工的道路使人离开了其普通具体的理解活动，而他实际上是按照这种活动每天生活着的。人们过去常常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今天是否依然适用），如果要死上12个人，则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意义就将对人类丧失殆尽。

今天，没有一位数学家能像一个世纪多以前伟大的高斯那样，领悟他的整个研究课题。凡是离开紧迫现实问题而走上了专业化道路的哲学家都可以声言他的地位比得上科学家，声言他自己之日益远离生活只不过表明知识进步的法则不可抗拒罢了。

但是，实际上，他的地位还是比不上科学家。因为靠只有少数几个专家才能领会的抽象概念，物理学家就能够使原子弹爆炸，而这会改变并且在事实上还能够结束普通人类的生活。哲学家对他所在时代的生活并不曾产生过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实际上，要是今日的哲学家坦率的话，他们就会承认，他们对周围人们心理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既然他们的存在已经专业化和学院化到这样一种地步，他们在大学校园之外的重要性也就日渐衰微。他们的争辩已经成了他们自己人之间的争辩；他们非但得不到强大民众运动的必要的热情支持，而且现在同依然留在学院之外的各类知识分子精英也没有什么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