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就被隋文帝委以重任，担任大元帅直接统领隋朝50万兵马南下，向富庶的陈朝发起统一战争。充分说明，杨广既深得杨坚信任，又颇具个人能力。

尽管，当时的隋朝已经接近统一，几乎剿灭了所有的割据势力。但仅剩的陈朝却据有天险长江，所有人包括隋文帝杨坚，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持久战和消耗战。之前，先秦的符坚率“百万大军”都没能突破长江的天堑，在淝水之战失败后，逐渐衰败灭亡。

可是，在杨广率领下的隋军，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英勇会战，一举就突破了长江的天堑，击溃了陈朝的防卫力量。对南方普通百姓，杨广军秋毫无犯；对陈朝库府资财，杨广军更是一无所掠。

经过此战，杨广的个人威望达到了空前鼎盛状态，赢得了“天下皆称广为贤”的名声。个人感觉，杨广的这份功绩，要比后来李世民平定各路散沙的农民军与割据势力的功劳要大出许多。灭陈之后，杨广也众望所归地受封太尉，统领大隋所有军队。

这样，杨广那颗不安稳的内心开始跳跃了，开始躁动了！据《资治通鉴·隋纪》记载：

上性节俭，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

而《资治通鉴·隋纪》还记载到：

大臣用事者，广皆倾心与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广所，无贵贱，广必与萧妃迎门接送，上意甚喜。

太子杨勇被废之后，于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正式被隋文帝立为大隋的太子储君。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杨坚病逝于大宝殿，太子杨广即皇帝位。为了巩固统治，杨广赐死了已经被贬的废太子杨勇，次年后改元大业。

所以，文武兼备的杨广，一路走来直到登基称帝，也算得上是一步一个脚印博出来的。尽管有过阳谋，甚至阴谋，但历朝历代的夺嫡争宠皆如此，似乎也无可非议吧。

604年底时，刚刚登基为帝的杨广，立即下令调发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三百万农民，开发各段的运河。首先开凿了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紧接着又下令，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大约1000公里的“通济渠”，直接贯通了黄河与淮河的连接，并同时改造邗沟和江南旧有的运河。

三年后，杨广再次下旨，将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的工程，连通了广通渠，形成完整连贯的运河系统。

610年，杨广开凿了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大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段。最终，历经前后多达数百万的民力，基本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主体规模。

但是！工程修筑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而且工期过于集中，使得原本应该几代人来完成的工程，硬生生的在他手里就完结了。这样，聚集起来的矛盾根本没有来得及化解或缓和，就形成了来势汹汹的恶果，接踵而至的各地起义和叛乱，直接将来之不易大隋王朝的一统江山给断送掉了。同时，杨广也背负了千秋的恶名。

《隋书》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当时修筑运河给民众带来的苦难。

611年，王薄在长白山爆发起义，拉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幕。之后，刘霸道、孙祖安、窦建德等人，纷纷率领各地的农民起义反抗隋朝，并且规模日益壮大，久久难以剿灭。

613年后，农民起义的范围不仅波及到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而且开始向全国范围扩展蔓延，一时间隋朝开始四分五裂。

616年，杨广被迫从洛阳迁往江都，组织残余力量进行平叛，隋朝的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

617年，唐公李渊在晋阳宣布起兵，同年就攻入了长安。名义上，他继续拥护大隋的统治，还推举杨广的孙子杨侑为新帝，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

据统计，从604年开始修凿大运河，到618年杨广被杀，隋朝国内的人口数由巅峰时期的870万户，锐减到了200万户。

隋朝大运河的修凿，成为隋灭亡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那么，为何隋炀帝杨广要执意开凿这条大运河?

很多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单纯就是为了贪图个人享乐，为了巡游江都风光。而事实上，在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的确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次都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文史不假本人也认同，杨广修凿大运河的确有此动机。但是，如果这是他唯一目的，那就将杨广这个有作为的皇帝太过简单化了。他更主要的原因和意图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意图

隋朝虽然结束了纷乱的分裂局面，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但是，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与混乱，所导致的政治分歧是不可能一措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磨合。

看似已经统一的隋王朝，时时处处都被各大门阀势力所掣肘，不得不经常进行妥协，勉强维持这种统一的局面。当时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共五个姓氏、七大势力。而且，南方的多支势力尤其是残余政权，亦不容小觑。

作为有抱负的一位继任者，杨广难以再继续容忍南方势力和各门阀势力游离于帝国的统治之外。为了彻底改变此种局面，打破长江天堑和山水阻隔，显得势在必行。而且，如此浩大的工程，其宣传意义和象征意义也是极其巨大的。

二、经济意图

在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中，北方的战乱局势要远盛于南方，所以在南北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南方凭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隋帝国的绝对经济中心和财税支柱，成为全国鱼、盐、棉、麻、丝等的主要供应地，尤其作为全国的产粮中心区，战略地位显得不言而喻。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

开皇、大业时，全国共有六大粮仓。分别是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广通仓、河阳仓、常平仓。

大家都很容易发现，这些国家级的粮仓，大都建在北方洛阳和西安附近。那么，问题来了，产粮区主要在南方，而储粮区主要在北方，南北之间的粮食运输，自然要首选水路的运河最为便利和快捷。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区域间发展差异，自古有之，既然南方产粮，为何不索性在南方建粮仓，而非得在北方修建粮仓？首先，由于我国古代的统治中心历来在北方，所以粮仓作为战略物资，存放于北方是易于理解的；其次，南方气候潮湿，不利于粮食的存放，古代远没有现在的存储技术；最后，在隋朝时，主要的军事隐患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因而粮仓建在北方，便于尽速供应前线。

三、军事意图

南方的原有政权虽然被消灭了，但旧有的势力却依然存在，这些残余势力一度开始与中央进行叫板抗衡。为了威慑这些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和控制，军队的频繁调动在所难免，而水路无疑是第一选择。

除此以外，由于中国长期的战乱，使得东夷和南蛮都对我国不再忌惮。其中的高丽、百济、新罗、流求和倭国，尽管互不统属但却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对中原王朝也没有以往的尊重。所以，从军事角度讲，大运河的开通对此意义尤为重大。

四、文化意图

南北朝在长期的分裂中，缺乏交往，尤其在文化方面，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文化体系。

原先固有的封闭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尤其是在北中国，汉族对外来文化，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现了一种包容和汲取的精神，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进行了交融。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礼仪风俗、学术思想等方面皆如此，不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

据《续汉书·五行志》记载：

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

期间，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等在原汉族地区，建立过局部的割据政权。在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时，始终存在着全国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混杂。

这种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南方的汉人政权中就没有太多的体现。南方的文化比较柔和含蓄,北方的文化就比较粗狂,毕竟北方的纯粹汉文化，已经被冲刷的寥寥无几了，胡人留给我们唯一的印象，估计就剩下佛像和石窟了。

开通大运河后，除了官方和军事用途外，民间的往来也大为便利，极大地繁荣了文化间的交往。大运河开通后，隋炀帝曾经三次巡游江南和沿途，《隋书》记载：

上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也常醉。

虽然，杨广巡游的确存在寻欢作乐的行为，这点不假。但是，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似乎大都如此吧，杨广也没有过分到亡国的程度吧。隋炀帝的巡游，一定程度上也能算是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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