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斯鲍姆认为， “爱是赋予‘尊重人性’以生命之物”，它“使尊重人性不仅仅是一个空壳”。而为了将爱融入公民的生活习性，相比于让公民努力地去学习那些思想家运用理性推演出来的各种正义原则与爱国主义教条，将社会的各种理想原则融入诗歌、铸入象征物、寓于各种艺术作品以及像古希腊人所热衷的那种悲喜剧中，更容易唤起他们为共同事业献身的情怀。本期推送的正是《政治情感》一书中译者陈燕和卢俊豪所作的译后序。

书名： 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

书号： 978-7-300-31107-4

著者： [美]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

定价：118.00元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政治情感》译后序/

文｜ 陈燕、卢俊豪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思想家活跃于哲学殿堂，被美国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为“全球在世的50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的玛莎·努斯鲍姆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1947年，玛莎·努斯鲍姆生于美国的一个律师家庭。受其父影响，她一直视“努力工作、纪律与快乐”为一体，并在人生中身体力行。努斯鲍姆是一个极其聪慧而又勤奋的女性，这一点可以从她发表的数量颇丰的作品中看出来。1978年以来，努斯鲍姆已出版了20余本专著，其中包括：《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思想的激荡》（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义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女性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Political Emotions：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本书全名为《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简化起见，以下简称《政治情感》。等。此外，她还主编了21本著作，并发表了500余篇文章。这些书籍与文章涵盖文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在英美乃至全球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努斯鲍姆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她由此获得了来自美洲、欧洲、亚洲等诸多学校与机构的64个荣誉学位及无数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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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感》一书的主旨

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感受与表达方式，情感一直是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努斯鲍姆继《善的脆弱性》一书后，将其研究视角延伸到政治领域的又一力作的主题。在哲学伦理学史上，情感一度占据重要的话语地位。从古到今，许多哲学家都在理性与情感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18世纪一些英国的道德感理论家甚至将情感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来源与动力。

情感不仅是个人行为的激发点，而且一旦我们将个人情感汇聚在一起，它就能够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一种动力。自古希腊始，就有哲学家重视公共情感在城邦或国家安定、发展与面临危机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很少有哲学家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近代以来，随着理性主义在哲学领域的盛行，在政治领域或社会运行体制的理论探索中，寻求普遍的正义原则和稳定的社会基本结构成为政治哲学家的主要目标，而这一目标似乎无法容纳具有偶然性与不稳定性的情感。一些理论家在现代社会的运作构想中，尤其是在探讨社会正义和公正分配时，直接将“情感”排除在外。

但无可否认，政治话语与政治生活背后有着深层的规范性诉求，这些规范性诉求不仅仅是法理层面的，更是道德层面的。如何理解一个合宜的社会（decent society），如何理解人类的美好生活，如何理解一个国家在政治层面的正当性、合法性，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涉及某种“道德的规范性”（moral normativity），而情感在理解与稳定这种规范性上有重要意义。基于这种原因，20世纪以来，“情感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之一。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对情感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他们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哲学理论建构过程中，针对情感的本质及其与道德、政治的关系，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两大阵营中的哲学家们有着许多完全不同且缺乏对话与交流的关切和阐述，这些阐述的影响和发展一直持续至今；另一方面，对情感的研究与大量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灵长类学、动物学的实证证据的支持下，情感不再被视为激情和理性二分视域下的单维度心灵状态。此外，历史上也有不少哲学家针对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尼采、克尔恺郭尔、舍勒、海德格尔、萨特、马塞尔和斯特拉塞尔等，在他们看来“情感”不是“情理二分”视域下的单一单元，而是复合的心灵领域和意识状态。情感不仅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总是指向某种真实的或者想象出来的对象，这种意向性不仅包括影响心灵内部信念、思想和动机体系的行动意向（intentions）与行为倾向（behavioral disposition），而且还具有命题性（propositionality），即其产生必定依赖于事物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方式，并涉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评价（cognitive appraisal）。因此，将情感视为一种多维度的心理过程和心灵状态，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

随着“情感研究”学术成果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观察到情感对行为动机与道德、政治实践的深远影响，这为政治情感理论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培养正向、积极的公民政治情感，避免或者消解人们因羞耻、恐惧或厌恶造成的人际割裂和冲突，这不仅在个体生命价值的层面与人类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在现实政治秩序的维度事关人类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这正是努斯鲍姆撰写《政治情感》一书的目的。

努斯鲍姆对政治情感的论述是跨学科的，她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用哲学家迈克·沃尔泽的话来说就是，她“超越了所有的学科界限。这项关于什么是爱国主义以及如何培养爱国主义的研究充满睿智而又引人入胜，它出自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心理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之手，其中每种作者身份都是极棒的，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多重的身份竟然出自一人”。努斯鲍姆以各种方式回顾了孔德、密尔、莫扎特、亚伯拉罕·林肯、卢梭、泰戈尔、惠特曼、马丁·路德·金、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甘地、尼赫鲁、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丹尼尔·巴特森、唐纳德·温尼科特等历史人物，在哲学、伦理、历史、音乐、经验心理学、灵长类学、歌剧、文学、建筑学、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城市研究和现代大学管理等领域对政治情感这一主题进行了诗性的探索。

鉴于努斯鲍姆已在首章准确且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本书的主要思路与章节安排，译者仅从女性视角、理解情感以及公共情感与爱国主义这三个方面来解读本书的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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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感》的女性视角

在许多男性眼中，女性是一种自出生就被打上“柔弱”烙印的生物。女性主义的杰出代表西蒙·德·波伏娃在其被誉为“女性床头的圣经”——《第二性》中曾说过，就真正的事实表现而言，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用电的正负极来做比喻的。男人同时代表了正子和中子，正如我们平日用英文“man”这个字就代表了全人类；女人只能代表副子，与全人类没有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大多数男人而言，“女人只不过是个子宫”。与波伏娃一样，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致力于改变女性的这种“从属地位”，政治上争取平等的权利，理论上在肯定男女“生物性别”差异的同时，努力从“社会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人类以往的思想，并试图重新解读原有的哲学、伦理、历史等各种理论。经过早期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与20世纪女性主义者们所处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女性无论是在政治权利上还是在自我意识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然而，时至今日，女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依然无法与男性平等。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够为仍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做些什么？努斯鲍姆在其许多作品中，如《女性与人类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创造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等书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而又务实的答案。在这些作品中，她以一种女性主义视角设想并不断重申了一个以“人类发展”和“多元能力”为核心的社会图景：为了让每个人都过上一种与其人类尊严相配的生活，所有人（包括女性）都应当获得一种最基本的保障和庇护，以使其有可能去发展各类不同的能力，而这一多元能力的发展要求在差异阶层之间进行资源的再次分配。

在《政治情感》一书中，努斯鲍姆面对的是一个困扰了诸多政治哲学家的现实问题：如何在一个充斥着私欲、贪婪本性、焦虑情绪和自我利益的世界中，为一个合宜社会提供良善的公共文化和稳定的政治原则？她努力把对正义问题的政治学思考与对人类情感的哲学探索结合起来。在她看来，如果要形成各类良善的政治原则并使之保持稳定，就需要培养以扩展性同情（extended sympathy）和相互之爱（mutual love）为核心的种种公共情感。而这种公共情感的培养应该基于女性的而不是男性的情感逻辑。因为面对冲突时，女性的情感所突显的是一种相互性（reciprocity），而不是嫉妒与好胜。她希望所有有志于正义的社会都能够充分重视和发挥这种具有相互性的同情与爱的作用。本书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努斯鲍姆作为一名女性学者的细腻与关怀，其叙事方式紧紧围绕对现实世界人类命运的关切。

在《政治情感》一书中，努斯鲍姆以歌剧《费加罗的婚姻》作为其政治情感研究的重要素材。在大多数人眼中，《费加罗的婚姻》是一部家庭式情感喜剧，但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感觉是莫扎特和达·彭特改编后的版本带给人们的。在这部喜剧的首创者博马舍那里，它是激情与政治的，是一部可以解析政治情感的哲学文本，但仔细体会的话，从莫扎特的音乐中依然可以领悟到这一点。歌剧的剧情是这样的：阿尔马维瓦伯爵的男仆费加罗即将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结婚，但好色的伯爵早就垂涎苏珊娜的美貌，他想通过恢复自己早已宣布放弃的初夜权来占有苏珊娜，由此展开费加罗千方百计保护苏珊娜的贞操，伯爵夫人罗西娜与苏珊娜合作扭转乾坤的一系列滑稽而又让人深思的情节。

就故事情节而言，许多评论家的看法是，费加罗与伯爵代表了新旧两种体制，伯爵代表的是封建等级制度，而费加罗代表的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新体制。费加罗与伯爵之间的对立就是新旧体制的对立。但有趣的是，努斯鲍姆觉得这部歌剧的音乐比其剧本内涵更为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分析源自莫扎特的音乐，而非达·彭特的文本。在她听来，代表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声音不是费加罗发出的，而是由苏珊娜和伯爵夫人发出的。无论是费加罗还是伯爵发出的都是类似的、充斥着男性特质的声音。歌剧中这两个人的配乐都是亢奋而又充满斗志的，费加罗与伯爵的咏叹调独唱发出的都是男性最在意的“激愤的荣誉、复仇的欲望、支配的快感”（本书第42页）。虽然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声音也类似，但女人们的相似性不是为了互斗，而是为了合作。按理说，两人应该是情敌，但她们没有像男性那样专注于打败对方，而是试图通过合作让费加罗和伯爵这两个男人成为充满爱与忠诚的丈夫，让他们专注于情感与快乐，而非复仇与嫉妒。歌剧中这两名女性的配乐暗示着一种相互性与平等，这种相互性与平等是歌剧中的男性绝对没有的。两名女性虽然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但她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似乎完全无等级之分。从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歌声中，人们可以听出爱和对爱的追求，只有她们的声音才暗示着自由、平等与博爱。

在此，努斯鲍姆不是在看，而是在听。在她心中，甚至苏珊娜与伯爵夫人都不能完全代表平等与博爱，真正代表平等与博爱的是那个身为男性，却极富女性情感的小人物凯鲁比诺。从凯鲁比诺的音乐与歌声中，她听到的不是追求荣誉的砰砰重音，而是小提琴发出的轻微颤音，是戏谑的跳跃，像是在发出低沉的笑声，它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等级体系，而且积极地颠覆着整个观念。虽然他有男子汉气概，而且很吸引女人，但他并不喜欢控制她们，也不把她们用作在与其他男人的游戏中的棋子。这里所呈现的不是支配，而是魅力和优雅；不是掩盖耻辱或因侮辱而报复的图谋，而是加入女人热衷的玩笑与八卦时“淘气的样子”（本书第56页）。

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承载政治情感的公共文化不仅能够唤起民众对一些正面价值的支持，如对平等与自由之爱、对自然环境与祖国山河之爱以及对受难的同胞与他国贫困者的同情等，而且还能扼制所有人类身上都有的某种“根本恶”，即一种虐待他人的倾向。这种“根本恶”潜藏于人的内心。在社会中，人们一旦发现自己与他人在一起，这种倾向就会“使他们忙于嫉妒性和竞争性的斗争”（本书第8页），就像《费加罗的婚姻》中伯爵与费加罗充分展现的那种“通过贬低他人和使他人屈从来保护脆弱的自我”（本书第6页）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自以为优越的群体所流露出的对另一些群体的厌恶感亦是这种坏倾向的表现。而一个合宜社会，则需要重视和发展努斯鲍姆通过分析《费加罗的婚姻》所希望突出的那种人们之间的相互性，一种在女性身上更为典型、更为突出的相互性，而这种相互性需要情感的参与，尤其需要爱的参与。

某种意义上，努斯鲍姆对政治情感的论述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继承和延续，她强调：“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政治情感这一主题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处理方法。”（本书第13页）而这一方法最为核心的地方则在于使用了一种精致的、涉及认知和评价的情感概念，这一概念恰恰是努斯鲍姆理解政治情感的出发点。

在努斯鲍姆看来，情感并非仅仅是杂乱的、冗余的。我们如果以一种多元的思维进路重新理解各种理论视域下的具体情感，就能够为我们的理论探索带来一些可靠的依据和思路。基于此，她在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历史和文化论述的时候，流露出对“普遍原则”、“抽象概念”与“同质性”的高度警惕，体现出其将女性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独特尝试。

努斯鲍姆的这一做法，应当被视为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为标志，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掀起了一阵时代浪潮。在这一浪潮中，差异政治、关怀伦理等理论构想和口号被反复提出。女性主义哲学家们不再停留于强调女性具有与男性同样的平等地位和天赋权利，也不再简单地要求男女平权和男女同德的“同质性”。他们从一个更加根本性的位置出发，承认女性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特质，但他们不是像弗洛伊德传统对女性道德心理的认知那样将女性所展现出来的特质视为道德发展的不足，而是界定为不同或差异。思想家们应该充分重视女性在同情、个体关怀与情感依恋方面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与传统伦理学、政治哲学理论不同的真正代表全人类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哲学理论的建构逻辑就不应该单纯由男性主导，仅呈现具有理性化、形式化和冷漠化外观的“同质性”内核，而应融入更多的柔性力量和感性关切，更强调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异质性”。虽然许多女性主义理论是从批判出发的，但它们实际上是以更加温和的态度包容了人性的复杂性。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者们不再试图通过将女性的地位提升到与男性平等来建构以“同质性”为内核的观念体系，而是承认和尊重男女之间甚至每个人之间的天然差别，主张从这种差别所体现出的“异质性”中去寻找可以让人类变得更好的有利元素，由此综合成一个多元又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

总之，随着自然主义哲学与认知科学影响的扩大，伦理道德现象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心灵哲学方面，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催生出新的哲学主张与立场。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者们在道德心理学家对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中找到了新的思路和依据。比如，吉利根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道德发展状况的研究，不仅开创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先河，而且为“非原则化的”或“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伦理研究提供了启发与心理学基础。这不仅对女性主义哲学有着鼓舞作用，还使得哲学理论中被忽视的女性主义的情感要素再度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努斯鲍姆正是从这种视角出发，以一种更为“反传统”的多元立场去运思和论证被其他政治哲学家忽视的情感素材，为有志于正义的社会制定了一项宏大的政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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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情感

我们知道，爱和情感往往会被人认为是难以言说清楚的玄幻之物，当我们去追问“爱的理由”时，可能就违背了“爱”本身。因此，要解决这一乍看起来难以解决的爱与情感之悖论，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理解“情感”的本质。

事实上，不同的情感理论通常会把情感的本质视为不一样的心灵状态，德索萨认为情感是一种自成一类的状态，但是情感和感知两者间的相似性仍是十分重要的，他把情感视为种种关于价值的“理解”（apprehensions），因而情感具有特定的认知性成分。那么，当我们在谈论政治情感的时候，我们所预设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概念呢？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心灵状态，情感包含的成分有哪些。有一些人持有一种曾经十分流行的混合式观点，认为情感是种种欲望信念的组合（desirebelief pairs）。但是，有哲学家指出，“情感是种种感受，但是这些感受要被理解为非表征性的”,也就是说，情感是意动性（conative）状态，比如种种欲望和行动倾向。而所谓意动性状态，也可以具有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比如我们可以对“下雨”这件事有所欲求。但是通常而言，意动性状态并不具有对事态的表征功能，比如，我们“看到”天在下雨就“知道”下雨了。而通过心灵的适配方向（direction of fit）。来理解的话，所谓意动性状态所具有的是一种“从世界到心灵”的适配方向，即为了适应我们所具有的意动性状态（比如欲望），外在世界的事态需要被改变。认知性的或者表征性的状态具有相反的适配方向，即心灵需要试图与这个世界相匹配。和意动性理论相反，认知性理论认为，情感要么部分地要么全部地由广泛意义上的认知性状态组成。这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情感认知性理论，即所谓的判断主义（judgementalism），它强调情感在本质上就是（或者必然包括）评价性判断。比如所罗门（Robert Solomon）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努斯鲍姆也在1994年的作品《欲望的治疗》（The Therapy of Desire）和2001年的作品《思想的激荡》中就明确表示过她持有这种新斯多亚式的观点。类似地，有人也会主张说，情感是或者必然包含评价性的思想或解释。按照这些观点，感到愤怒其实就算是在做出“被轻视”的判断，或者其他包含“被轻视”之思想的判断，或者会把所处的情景解释为一种轻视。因此，情感被认为是一种不同于信念和欲望的独特心灵状态，并且这一状态必然奠基于评价性判断（evaluative judgment）或评价（appraisal）。由此可见，对情感本质的理解，有从“非理性力量”到“理性之必需品”的各类不同选项。因此，这个问题最好以一种规范性的提问方式而出现：应该以何种情感概念来奠基我们的政治理论呢？

其实，努斯鲍姆在本书中对情感本质的理解，延续了其早期作品中的“认知性”解释。她在很多方面的论述都始于对我们日常情感的剖析——悲伤、恐惧、憎恨、爱、愤怒、妒忌、嫉妒以及移情。她将这些情感区别于欲望，区别于诸如烦躁等“无对象的”心情（mood），区别于诸如饿和渴这样的身体性状态以及诸如因恐惧而颤栗这样的身体性感觉。事实上，早在《欲望的治疗》和《思想的激荡》中，她就对其所接受的那种新斯多亚式情感观进行了详细论述。情感之所以被视为“理智的”，不仅因为一些情感总是能理性地、明智地指引我们，而且因为它们具有一种重要的认知性要素。

努斯鲍姆不认为情感是一种无意识的“仅仅将人推来推去”的能量，更不认为这种能量是与理性相反的，所以她强调情感不需要在实践哲学的相关考量中被排除。相反，努斯鲍姆把情感视为“对价值感知的理智反应。情感的认知性内容取决于我们理解和评价对象的方式。所有的情感都涉及（a）某种指向对象的、理智的想法或感知，以及（b）某些对对象之重要性或显著性的评价性认可。情感反应是对某个对象的判断；这些情感判断是价值判断的一个子集。惧怕一个人和爱一个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取决于认知，比如我们关于这个人的信念和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那种发自本能的因配偶去世而感到的痛苦，“它猛烈地撕裂了我们与那个人建立的情感依恋、希望和期待”（本书第574页）。那一构造是由信念、目标、解释和其他认知性要素所组成的。同样，我们对于某段音乐的情感反应也涉及了对歌词和音乐旋律的认知性解读。并且，情感是“被社会规范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塑造的”（本书第574页）。尽管在生物学上“被给予的”情感，比如愤怒，在不同的社会中也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对于艺术作品，比如，当我们看到《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提出他那“合法而又极其无理的要求”时，我们的情感反应是借由我们的规范、历史知识以及种种不同的表演诠释方式所产生的。

努斯鲍姆对情感本质的理解结合了某种幸福论（eudaimonism）的主张。在她看来，人类的情感具有局限性，它必定只会“关切某个人的繁荣发展”，因为只有当一个对象的价值与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和目标相关的时候，该对象的价值及其相关情感才可能被感知到。因此，情感的对象总是会指向或者涉及自我以及自我的幸福和发展。按照这一思路，情感的对象总是“我的”或“与我相关的”，并且，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或者确信他们对于我的总体繁荣发展有何贡献，这些对象才会被赋予价值和成为我们情感的对象。比如，一个人对于逝去的母亲的情感是源于这一事实：这个母亲是我的母亲，并且，母亲是在我自己的生命繁荣中毫无疑问地被赋予价值的对象。关于“情感”，她写道，我“会从我自身的目标和计划方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那些被我赋予价值的事物会被理解为对我而言让我过得好的事物”

。如果与个人的幸福、繁荣以及关注圈没有任何关联，那么这种情感只能是疲弱的，甚至是无法存在的。爱国情感也是源于同样的事实。这种情感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认知性和评价性的政治情感，是一种情感判断或者对于某种被赋予价值之对象（我的国家）的反应。它指向的是自我，因为拥有爱国情感的人总是将国家视为我的国家，并且将之视为自身繁荣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和其他情感一样，爱国情感也是狭隘的。一般而言，人们也只爱自己的国家。人们在划分了我的界限和你的界限之后，也划分了国家之间的狭隘的政治界限。

要突破这一局限，需要发展人们的扩展性同情。因此，如何“扩展”我们的情感成为努斯鲍姆政治情感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之一。她给出了实践方案，即通过激发人们的爱来抑制人们因“自我否认倾向”而造成的“投射性厌恶”，进而“扩展”他们的情感，使得他们能够超越仅以有限、狭隘之小集体为对象的原始之爱。然而，这样的超越又该如何发生呢？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要讨论的问题。或许这得依赖人们同情、移情和投射的能力。其中一个关键在于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出完整而平等之人性的能力”，进而激发公民们去思考“更远大的想法”以及去获得一种更广泛的“同情”（本书第6页）。这是本书一直试图论证的，也是努斯鲍姆所提出的方案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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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情感与爱国主义

《政治情感》开篇宣称，所有社会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情感，这些情感有的与政治有关，有的与之无关。人们总是带有一种错觉乃至偏见，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社会或富有侵略性的社会才会专注于培养民众强烈的政治情感，由此认为，情感应当在政治领域中予以排除。但努斯鲍姆强调，所有现代的社会都需要培养民众的政治情感。一些杰出领袖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懂得如何打动民心，如何激发民众对共同事业的强烈情感。一个不完美却有志于正义的社会应该重视培养民众的政治情感，并形成一种有博爱精神的公共文化。

在涉及公共情感的诸多议题中，爱国情感是一种最典型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情感。在公共领域中，爱国情感并不单单是私人情感，它也是公共情感的组成部分。努斯鲍姆把政治情感定义为，“其表达对象是国家，是国家的目标、制度和领袖，是国家地理以及公民同胞亦即共享公共空间的居民伙伴”（本书第4页）。这些情感不仅仅是表达赞同，也表达了对一个国家的爱，并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本书第300页）。因此，情感在定义和解释合理的爱国主义方面不仅具有某种核心的地位，而且在提供合理的爱国主义行为动机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努斯鲍姆看来，爱国本身就是一种从原始之爱中扩展出来的公共之爱，既是一种对国家的爱，也是对同属该国家中的诸多同胞的爱。

通过回顾历史，努斯鲍姆试图为我们当前所处的现实社会及未来应建立的理想社会，探寻各种有助于培养公民政治（爱国）情感的途径。她从卢梭、孔德、密尔与泰戈尔等人用以培养公民政治情感的各种宗教思想中汲取精华；从亚伯拉罕·林肯、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等政治领袖激发民心的极具震撼力的演讲中汲取力量；从惠特曼、泰戈尔的诗歌与林璎等人叙述民族历史的艺术品中汲取灵感。努斯鲍姆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包容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情感世界，而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情感灌输方式。因为在她看来，公共文化需要这种深植于人的内心并能恰当地挖掘出人们最具感染力的情感。这种爱或情感如果能够转化为公民之爱，就能为爱国主义植入情感的基石，在这种公民之爱的激励下，人们会在恰当的时机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比起让公民努力地去学习那些思想家运用理性推演出来的各种正义原则与爱国主义教条，将社会的各种理想原则融入诗歌、铸入象征物、寓于各种艺术作品以及像古希腊人所热衷的那种悲喜剧中，更容易唤起他们为共同事业献身的情怀。可以说，努斯鲍姆想要完成的是一项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宏大工程。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第一～五章、第八章、第二部分导言、第三部分导言，以及致谢部分由陈燕翻译；第六～七章、第十～十一章，以及附录部分由卢俊豪翻译；第九章由李晶翻译；索引部分由各位译者按照各自负责的部分翻译，多处出现但翻译不统一之处由大家共同商议决定。全书由陈燕统一校对。感谢湖北大学阮航副教授对陈燕所译部分的全文校对。

陈燕、卢俊豪书于2022年7月

/ 作者简介/

玛莎· C .努斯鲍姆（ Martha C . Nussbaum )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恩斯特·弗罗因德杰出贡献教授( the Ernst Freu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Law and Ethics )。自1978年以来，已出版20余部专著，主编21部著作，并发表500余篇文章。这些著作与文章涵盖文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在英美乃至全球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努斯鲍姆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她由此获得了来自美洲、欧洲、亚洲等的诸多学校与机构的63个荣誉学位，以及京都艺术与哲学奖( Arts and Philosophy Kyoto Prize ,2016年）、伯格鲁根哲学与文化奖( Berggruen Prize for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018年）和霍尔伯格奖（ Holberg Prize ,2021年）等奖项。2016年，努斯鲍姆被美国教育网站 The Best Schools 评为"全球在世最有影响的50位哲学家"之一。

/ 译者简介/

陈燕，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伦理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基础理论与西方伦理思想。曾于2008年、2018年先后赴英国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学院与雷丁大学哲学系访学。已经出版译著《伦理学导论》《伦理学是什么》《织梦人：一个男孩穿越现实的哲学之旅》。

卢俊豪，男，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先后于中山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管理学学士学位、传播学硕士学位，以及伦理学博士学位。曾获首届罗国杰伦理学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2017），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等奖项。

李晶，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哲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戏剧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现当代戏剧、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 内容简介/

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并维系一个合宜的自由社会，让这个有志于正义的社会在赋予每个人平等机会的同时还能激励个人为公共利益而牺牲？针对这一问题，玛莎•C. 努斯鲍姆在本书中探索了情感和社会正义的本质，并阐释了爱对于正义的重要意义。

即使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恐惧、厌恶、嫉妒、怨恨和竞争性忧虑等负面情感也普遍存在，而根植于爱的公众情感却可以培养民众对社会共同目标的忠诚并抑制这些负面情感的作用。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民主政治领袖，如亚伯拉罕•林肯、莫汉达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明白培养公共情感的重要性。但是，一些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有时会认为，一种致力于公共情感的理论会妨碍人们追求自由和自主。努斯鲍姆对此表示怀疑，她在充分考察卢梭、孔德、密尔和泰戈尔等人提出的宗教方案后明示，一个合宜的社会应该学会利用人类心理中固有的情感资源，培养能够激发人们政治情感的公共文化。这样做不仅能唤起人们为共同事业牺牲的激情，还能限制我们人格中的阴暗面所造成的伤害。将社会的正义原则融入诗歌、戏剧、政治言辞、节日甚至公园设计等事物中，是努斯鲍姆提供的培养民众支持正义的公共情感的适当方式。

努斯鲍姆写道，“爱是赋予‘尊重人性’以生命之物”，它“使尊重人性不仅仅是一个空壳”。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政治情感》是一种富有挑战性而又雄心勃勃的献礼。

/ 目录/

第一章自由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问题

第一部分历史

第二章平等与爱：卢梭、赫尔德、莫扎特

一、“这样就皆大欢喜”

二、旧制度与男性的声音

三、女性：博爱、平等、自由

四、教育男人

五、凯鲁比诺、卢梭、赫尔德

六、超越日常

第三章人文宗教Ⅰ：奥古斯特·孔德与J.S·密尔

一、走向自由的公民宗教：超越卢梭和赫尔德

二、孔德的人文宗教

三、密尔的批判与替代

第四章人文宗教Ⅱ：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一、孔德在孟加拉

二、泰戈尔：《家与世界》的悲剧

三、泰戈尔的“人的宗教”

四、实施新宗教：桑蒂尼盖登和女性的创造自由

五、实施新宗教：流行音乐

六、评价孔德的规划：密尔和泰戈尔

第二部分目标、资源和问题

第二部分导言

第五章有抱负的社会：平等、包容、分配

一、目标概述

二、正义社会的核心价值

三、一种批判性文化

四、政治自由主义的挑战

五、制度与人民

第六章同情：人类的与动物的

一、心理与正义

二、动物的悲伤与利他

三、同情：基本结构

四、人类的同情与动物的同情

五、着眼于动物：共有的与非共有的道德根基

六、着眼于动物：非共有病症

第七章“根本恶”：无助、自恋、玷污

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恶”

二、康德论恶：一种更完整解释的必要

三、宇宙的中心

四、关心的增长源于爱的精神

五、游戏与投射

六、投射性厌恶和污名化：戈拉与逃亡的奴隶

七、权威与同辈压力：恶的支柱

第三部分公共情感

第三部分导言

第八章教授爱国主义：爱与批判的自由

一、爱国主义的双面性本质

二、为什么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三、锡拉：排外性价值、受强制的良知、无批判的

同质性

四、卡律布迪斯：寡淡的动机

五、历史：华盛顿、林肯、金、甘地、尼赫鲁

六、印度：两首国歌、两面国旗

七、学校中的爱国主义：内容和教学法

八、制度性的支持结构

第九章悲剧节日与喜剧节日：塑造同情、超越厌恶

一、身体的剧场

二、悲剧的观看与适当的同情

三、悲剧困境和基本权利

四、喜剧和生活中的幸事

五、现代民主国家的悲剧观演

六、喜剧庆典

第十章同情的敌人：恐惧、妒忌、羞耻

一、被围攻的同情

二、同情与其自身的对抗

三、恐惧：一种狭隘的情感

四、妒忌与公平：一个共同的规划

五、羞耻与污名

六、培植同伴关系

第十一章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

一、再造“公民宗教”

二、理想与现实

三、特殊与一般

四、公民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

五、内容与自由

六、内在的与工具性的

附录情感理论、音乐中的情感：《思想的激荡》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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