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阿尔及尔地区曾经贫穷的成长经历，后来发生在加缪身上的一切都浸透了这段少年时期的贫穷和阳光。这些对加缪来说是力量的源泉。”

我来晚了：在这一天，在这一年，在这个世纪……

那一天，因为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我只好在黑暗中四处游荡，拖着行囊和钱包（都是现金，一大笔硬通货），紧张地看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注视着我四处游荡。我集中精神，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好像是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当地人，确切地知道要去哪里，结果在阿尔及尔没有地图的街道上，我很快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当我终于找到一个房间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只能把椅子拖到阳台上，向下凝视着仍然温暖的街道和阿拉伯文的招牌，那些文字看起来像手写的水，缓缓流动。阿拉伯文字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在何处结束。甚至那块阿尔及尔国家银行的标志，看起来也像一行神圣的诗，被无限拉长、伸展，像一望无际延伸到远处的文字。看着一行完全无法理解的字母，将人从理解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这也算是一种莫名的安慰。此外，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可看，没有霓虹灯或者酒吧，也没有什么可听的，唯一的声音是金属百叶窗被拉下的声音——尽管在我看来，所有的百叶窗都已经放下了。

我来这里是因为加缪。阿尔及尔是他的城市，是塑造他、支撑他的地方。在起初的几次出国旅行中，有一次他来到了布拉格，也和我一样住在这样的酒店，便开始“极度地思念自己在地中海边的海岸小镇，想起那些可爱的夏天的晚上，温和的绿灯下充满着年轻而漂亮的女人”。

▲ 德拉克洛瓦，《阿尔及尔妇女的后宫》（1834）

而此刻的我躺在床上，睡意蒙眬中，想起了11月的夜晚，在我自己非常讨厌的城市——伦敦，那里的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美丽的女人都已经有了男朋友。

今年来得太晚了，因为加缪庆祝的季节是春天和夏天。在这两个季节，即使是最穷的人也会像神一样在炎热的天空下行走。

就在几个月前，当我读到三卷薄薄的所谓的抒情小说集——《反与正》（Betwixt and Between）、《婚礼集》（Nup-tials）和《夏》（Summer）——我才意识到阿尔及利亚的夏天对于理解加缪是多么重要。在那之前，我很高兴能模糊地想到萨特、波伏娃、巴黎咖啡馆、存在主义、荒诞……

然而要理解加缪，最重要的一点不在于他与这些名字和思想的联系，而在于他与这些名字和思想的区别和不同——那就是他在阿尔及尔地区曾经贫穷的成长经历，后来发生在加缪身上的一切都浸透了这段少年时期的贫穷和阳光。

这些对加缪来说是力量的源泉，但对我来说却是神经衰弱症的根源。他在美丽中长大，而我生长在一个吝啬而拮据的天空下：英国的阳光非常有限，一年中有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午饭后天很快就黑了，而还有另外三个月的时间里，几乎见不到任何天光。对加缪来说，天空是他赖以生存和随心利用的源泉，而对我而言，天空只是一个受挫的承诺，是一种难得的渴望，一种排除万难才得以瞥见的光亮。即使是在阿尔及尔，在这个秋日的早晨，我心惊胆战地打开百叶窗，抬头看到了一片天空，一片乌云密布的天空。又是没有阳光且阴雨绵绵的一天！

我来得太晚了，因为加缪所推崇的文化没有一种能幸存下来。

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初期，加缪就试图促成一项停火协议，使双方的平民免于伤亡（德·波伏娃认为这是一项荒唐的提议，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平民社区之间的战争）。这一倡议失败了，以弗朗索瓦民族解放阵线为首的穆斯林同法国黑皮德派之间的任何中立党派消失后，加缪仍保持着被孤立的中间立场。在加缪去世两年后，随着1962年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法属阿尔及利亚人立即大量外逃。我走在大街上，指望能找到加缪在阿尔及尔的任何踪迹，就像一个美国人到英国旅行，希望能找到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一样，这似乎有些可笑。但尽管如此，在没有其他导游的情况下，我还是按照他在1947年提出的非常准确的建议，在这座城市里四处闲逛：

年轻的旅行者也会注意到那里的女人都很漂亮。4月的一个周日上午，阿尔及尔最好的去处就是米歇莱街的咖啡馆。在那里可以见到大量漂亮的女人，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赞美她们：这也是女人们在那儿出现的原因。

10年后，米歇莱街的时髦咖啡馆成为了民族解放阵线轰炸行动的主要目标。而40多年后的今天，在10月的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星期五早晨（即穆斯林的星期天），我来到了迪杜什·莫拉德街，这是这条街现在的名字。咖啡馆里烟雾缭绕，我只好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的男人经过，他们一瘸一拐，点燃香烟，戴着面纱的女人，穿着肉色紧身衣的女人，拖着购物车的女人，穿着皮夹克的男人。然后到了晚上，女人就完全消失了。

对加缪来说，这里让他感到欣喜若狂且值得庆祝的，有堆积在感官上的财富，也有女人的美丽，但这并非全部。如今，在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苦苦挣扎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通货紧缩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你买不到可口可乐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你倒是可以买到一种劣质的苏打水，这种饮料异常地甜，以至于喝上几杯会极大地伤害牙齿，这种损害甚至不亚于被一个装满苏打水的瓶子打中嘴巴。那天晚上在一家餐馆里，没有女人，烟雾缭绕，我点了一杯啤酒。啤酒装在一个绿色的瓶子里，这是它能带来的最大乐趣了。食物有鸡肉、烤串和蒸粗麦粉，一半放在盘子里，另外一半还没有送过来。

▲ 阿尔及尔城市街头

回到酒店后，我迷迷糊糊、浑身发胀、疲惫不堪，躺在床上读着加缪的日记：

旅行其实没有乐趣，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考验。如果我们通过文化来理解我们最私密的感觉——即永恒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是为了文化而旅行。

早晨，残破的云布满天空，海湾也是阳光灿烂，甚至吹过的风似乎也变成了光的一种。我的阳台栏杆上投射出阿拉伯文字的影子，就连阳台上的蚂蚁也拖曳出了一辆微型马车的阴影。

下面是一条道路，汽车在阴影的垫子上爬行；远处是两列长长的淡黄色出租车。站在周围，靠在挡泥板上，抽烟聊天，把烟头扔进排水沟，这才是出租车司机真正的生活，载着人们在城里转悠不过是一种分散精力的消遣。出租车后面是一个拥挤的火车站，再往前就是港口。再远一点，海湾就卷了起来，消失在大雾中。几艘轮船在蔚蓝的水面上悠然自得。大海似乎是垂直的，船只就像墙纸上的图案。

加缪所推崇的文化没有一种能够留存下来——除了阳光。当我走到阳光普照的街道上时，我现在不得不这样补充一点。整个城市都是巨大的建筑工地，阳光灿烂，倾泻到巨大的火山口。人们很容易认为，目前正在尝试的是某种形式的太阳能保护，即捕获太阳能并将其储存起来。事实上，阿尔及尔正在缓慢而系统地从巴黎变成斯托克韦尔。刚性的需要正在驱逐自然的美丽。到处都是阳光，不管光照落在什么地方，都使得破旧的法国公寓楼上剥落的油漆显得更加刺眼难看。

穿过阳光炙热的街道，一辆出租车载着我来到贝尔格特，这是加缪在阿尔及尔长大的地方。我走到大街上，问一个友好的邮递员——从现在起，“友好”这个形容词将被假定为当然，而不是我刻意如此描绘，我们假定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友好——问他是否知道革命前这条街曾经被叫作里昂街。

“这里，”他指着地面说，“叫穆罕默德大街。”

“这里？”

“对。”

我抬头看了看数字，发现我正好就在93号外面。加缪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当时加缪还不到一岁，他和母亲、祖母一起在这里长大，但这里没有任何迹象或标记显示这一事实。我问一个女人阿尔贝·加缪是不是曾经住在这里，她竟然不知道我在说谁。

这是一个只有两层楼的地方，有一个小阳台，可以俯瞰街道，就像作品《局外人》中所描述的当默尔索在母亲葬礼后的那个星期天外出时的场景。下面是一家干洗店和一家钟表修理店。街道两旁种着无花果树，还有卖衣服的商店和卖香烟的男孩。人们等着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有的在看汽车，有的根本不看。天空布满了交叉的电话线和电车线。

大约70年前，另一个人在这个公寓里出现了，那是加缪的学校的一名老师，她问这个男孩的母亲，是否可以让他申请奖学金去高中上学。这是加缪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正如对于许多工人阶级的孩子来说，书籍的世界突然一下子全部展现在他面前，加缪也从未忘记老师的这份知遇之恩。

我自己的人生历程也被一位老师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而且影响深远。紧接着，我遇到了第一个用作品表达阶级错位感的作家劳伦斯，读了他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再到后来，我就开始背诵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的作品《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中吉米·波特发表的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然后，从雷蒙·威廉斯身上，我学到了应该担负的政治和道德责任以及义务，了解到这些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让自己摆脱最初的出生背景。最后在加缪身上，我发现了一个人，他用最肯定、最人性化的语言，讲述了他对出身背景的依赖，同时又能远离出身之地，行走完最漫长的旅程。这种理解并非毫无痛苦，但最终，在一种与奥斯本等人完全不同的情绪中，他实现了“一种无价的东西，即一颗没有痛苦的心”。

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我想与他建立一种亲密关系，并在内心听从他的指引。

我走向大海，却从未真正走近它。你总是感觉被一大片或多或少的东西与大海隔开，或者是码头，或者是道路。加缪第一次瞥见地中海美景的阿森纳广场已荡然无存。现在，这里只有消耗一切的码头。天空渐渐地被云层染黑了。祈祷的召唤通过一个扭曲的机械扬声器传来，就像工厂的汽笛在命令下一个班次开始工作。

最后我来到了一片土地——我不知道还能叫它什么——叫作海边吗？它不是港口的一部分，虽然海水拍打着一片沙滩，但它已经不是海滩。这是那种在世界各种建筑工地上都能见到的沙子，到处都是瓦砾和垃圾。高峰时间的云朵在天空中排着队。

马修·阿诺德凝视着英吉利海峡，想起了索福克勒斯，想起了自那以后逐渐退去的信仰之海。我想到了加缪，想到美丽的海景已被油膜覆盖，海洋的美丽正在一年一年被推向越来越远的地方。当波浪一遍一遍拍打过来时，在这种无休止的重复动作中，我感觉到一种疲惫。也许大海从来没有猛烈地撞击过这里，但容易看出它吸取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力量。

加缪在其著名的荒诞研究中总结道，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很容易想象他曾经站在这里，想着：“这一切值得吗？”因为如果执意要把石头滚到这个斜坡上，它就会变成一堆垃圾；而当石头再次滚回去时，它会变成另一堆更大的垃圾。不难想象，西西弗斯期待着那根香烟，它会让自己的肺在工作的压力下胀得喘不过气来，而当他扔掉烟头时，又无疑会增加身下的垃圾。但即使果真如此，也许还有些安慰：垃圾堆得越高，举起石头的距离就越近，直到没有山可爬，只有一大片平整的垃圾。这就是进步。

我继续往前走，太阳又出来了，使那一大片云散发着墨绿色，在海面上闪闪发光。在公路和大海之间，在阳光和云彩之间，一些男孩在一片阳光沐浴的草地上踢足球。沥青发出铁锈的颜色，球被踢得很高，所有这些年轻生命的活力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当足球悬在空中时，皎洁的月光映在云墙上，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在一瞬间被抓获住，我的内心也同时充满了两种矛盾的感觉：一方面，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曾经有那么一瞬间感到痛苦；另一方面，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但我们竟然莫名其妙地有感到快乐的时刻。

对加缪来说，《鼠疫》发生的地方奥兰是一座“被天真和美丽包围的无聊之都”，实质上也是阿尔及尔的镜像之城。阿尔及尔“背对着大海”，是“一座尘土和石头的城市”。独立后，20万欧洲人逃离这座城市。在一段时间内，这座城市饱受瘟疫的蹂躏，似乎已无人居住。现在，城市中连灰尘都不见了，但你到处都能闻到一种奇怪的气味：像干燥的湿气或者潮湿的灰尘。也许正是这种持续的怀旧气息，使得这座城市看起来更像欧洲，更像加缪文章中的阿尔及尔，而不是真实的阿尔及尔本身。这并不是说欧洲人真的还在这里，而是有些商店里仍然有来自欧洲的衣服、唱片等货品。甚至还能见到一种最具巴黎特色的店家：性感内衣店。

我在拉比·本·米希迪街租了一间房，这里从前是阿尔休街，是一条有拱廊和黄色装饰的白色建筑物的街道。加缪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就在67号公寓，现在上面开着一家眼镜店和一间音像店，里面播放的音乐稀薄微弱，听起来就像是从随身听的耳机里传出来似的。我从那里走到一条主要的林荫大道，它看起来就像典型的地中海海滨长廊，铺着瓷砖的人行道，种植着棕榈树，左边是白色的建筑，右边是蓝色的天空。一切都似乎在告诉你，大海就在你的右下方，但你放眼望去，发现的是两条高速公路，数英亩的码头和炼油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防波堤。他在1939年如是写道：

显然的目标是要把最明亮的海湾变成一个巨大的港口。

现在这一目标已经实现，海景已经被逼出大海之外。

步行几分钟后，就会发现加利尼大道已被重新命名为贝贾亚机场大道，但它仍然像是街道中的婚礼蛋糕。街道宽阔无比，以至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能聚集在这里，而不是像曼哈顿的峡谷街道那样，太阳只能在街道停留一小时。加缪曾看着年轻的男男女女以好莱坞明星的时尚和风格在这里漫步，但现在这里的人们步伐轻快，他们不是为了展示自己，而是为了赶往别的目的地。女人匆匆而过，当黑夜来临时，她们便销声匿迹：没有最终呈现阴柔的炽热晚霞，只有缓慢凋零成阳刚的夜晚。

留在那儿的最后一天，我乘出租车去了位于提帕萨的罗马遗址，那儿离阿尔及尔海岸50英里。当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最后驶出城市时，天气情况还捉摸未定，但不久后雨点就开始敲打在挡风玻璃上。很难不把当天的天气和个人的情绪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一天的阳光如此重要，它让我回想起加缪回到提帕萨的情景，“走在孤独和阴雨连绵的乡村”，他试图发现一种力量，“一旦我意识到自己不能改变现实，就得有接受其存在的力量”。所以对我来说，接受今天会下雨的事实，似乎和接受胳膊或腿被截肢一样困难。

我们开车穿过群山，然后沿着一条沉闷的海滨公路向前驾驶。经过半成品建筑，只见倒立的钢筋底部从混凝土柱中突兀伸出：这与废墟的景象恰好相反。从提帕萨出发10分钟后，云朵被冲洗成蓝色，天空开始变得晴朗。稀疏的树木投下的阴影好像打着呵欠，慢慢伸展开来。当我进入废墟的时候，天空已经变成了湛蓝的金色，紧绷在奇努瓦山的驼峰上。废墟就坐落在海边：有被截短的柱子，还有已消失建筑的布满灰尘的蓝图。海洋呈现出真正大海的颜色，夏天的炎热已过，还有一种进入秋天的余热，其间夹杂着一丝凉意。我穿过残垣断壁，走进悬崖，来到一座棕色的墓碑前。墓碑齐肩高，两英尺宽，上面用很细的字母写着：

我顿时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荣耀

便有无限热爱

阿尔贝·加缪的权利

加缪的朋友在他死后建立了这座纪念碑。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被刀或凿子弄脏了，“提帕萨的婚礼”留下的风雨斑驳的铭文已经难以辨认。30年后，这几行文字也终将被激发出这些灵感的太阳和海水抹去。

如果我的此次旅行只有一个目标，那么这目标已经达成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股中空的浪花在海面上飞跃而起，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被扔进了海里。无法忽略的苍蝇不断地挠我的脸，海里波浪飞舞、频频撞击。远处的地平线有一片蓝色的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加缪在提帕萨写的两篇文章，唤起了我对大自然和海洋“伟大而自由的爱恋”，而这也是我此次阿尔及利亚之行的真正动机。现在我来到了这里，意识到自己正在努力应对一种不自觉的强烈反应。这个地方被描绘得如此完美，这一事实抑制了我对该地方的反应。能够被发现的东西，加缪都已经全然发现（包括在第二篇文章《回到提帕萨》中所提供的重新发现）。除了感受“这是加缪在他的伟大散文中所写的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新的感受了。这也算是读者和作家之间建立的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我们读书，有时向朋友推荐好书。偶尔，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写作谈论作者和作品，甚至可以写信给作者，告诉他（她）这些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更难得的是，我们有时去一个地方，仅仅是因为读过描写该地方的作品，而这种旅行既是表达感恩，也是一种满足内心需求的方式。此刻我来到这里，坐在这座纪念碑旁，重读这些伟大的散文，再次证明这些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好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我对作者表达个人谢意的一种方式。

在阿尔及尔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前往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坐落在一座俯瞰城市和海湾的小山上，由互相倾斜倚靠的三片巨大的棕榈树叶形成，是为了纪念在独立战争中丧生的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在这些叶子形成的顶点之下，是永恒的火焰，由两名士兵守护着，他们站在那里，仿佛用血肉铸就而成的雕塑，在火焰的热气中飘荡着，像梦一般。在这些的棕榈树叶的底部，是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巨大雕像。如果一座纪念碑想要达到塔楼的样子，这就是最好的范例。在我参观过的所有战争纪念馆中，没有哪座比这一座纪念碑对我影响更大、更客观。它要求我们成为仅仅基于规模而进行审美活动的殉道者；它命令我们对事业的规模做出反应，而我们也只有遵守服从——尽管这样的顺从会让我们情绪消沉。它赋予我们记忆的不是个人的牺牲，而是自身坚持的力量——工程的力量，混凝土的集体支撑力量，经历时间的流逝岿然不动的力量。除了头顶作为背景的天空，它将比城市里的任何东西都要活得更长久，这也是它与提帕萨废墟中那座正在衰败的纪念碑所有的共性。

原标题：《为了理解加缪，我来到了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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