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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在学生收费统计中的应用

统计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给当代统计学教育带来的挑战

统计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济南大学泉城学院为例

第一篇统计学类论文范文参考：创新型城市的综合评价研究

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能源短缺、资源价格上涨、环境被污染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我国现阶段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自2006年*********主席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各地纷纷提出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目标.创新型城市如何建设,从哪些方面来建设,这需要我们对城市的创新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在建中的创新型城市也需要对建设进程进行监督,这些都要依靠综合评价来完成.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评出具体哪个城市的创新能力高,哪个城市的创新能力低,而是要通过对创新型城市评价过程的分析,尤其是指标体系建立和评价方法运用环节的分析,透析每个环节对评价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希望能克服指标的随意性和评价方法的随意性所带来的评价结果的随意性,以期在过程合理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准确的评价结果,以免因结果偏差而对现实产生方向性的误导,这就背离了评价的初衷.

在对国内外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发现以往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固定的分析框架,指标体系多是根据主观经验得来,随意性强.本文建立了路径传导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创新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试图克服指标体系的随意性.

在对创新型城市的评价方法进行梳理时,本文发现大多数的评价是运用一种评价方法,并根据该方法的结果作出结论,而此方法在这里是否合适的论述却没有提及,这种评价方法选取的随意性会导致结果的随意性和不可靠.少数的评价者选用了两种及以上的方法,然而也只是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比较,并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最优结果,也没有给出评价方案择优的路径,对于追求多目标的管理者来说,这样的结果难以取舍.本文运用了常规类、统计学类、运筹类和仿真类等八种算法,基于搜集到的三十个省市的关于创新方面的数据,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每种方法的适用性进行了论述,然后,本文对这八个评价方案进行了择优,力图消除评价方法的随机性作用.改进了的兼容度差异度优化理论能吸收各种评价方案的优点,得出最接近真实的评价结果.

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本文有以下几点进步：

(1)指标体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和模型基础上.与以往的指标体系多基于经验而建立不同,本文中创新型城市的指标体系建立在路径传导模型的基础上,用模型对指标体系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克服了创新型城市的指标体系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固定的分析框架、随机性大的问题,使指标体系中的每个指标都有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2)运用了多种评价方法进行数据合成,并详细讨论了每种方法的适用性.与以往关于评价的研究中多用一两种评价方法不同,本文分别用常规类、统计学类、运筹学类、仿真算法等共八种综合评价方法对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状况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各种方法在具体应用时的优缺点,使得我们对最终结果的看法更加客观,视角更加宽广.

(3)增加了评价方案的优化环节.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评价方案优化的部分,然而我们却面对这样的问题：由多种评价方法得来的关于创新型城市的多个评价方案,是从中选择一种最优的方案,还是对其中的几种评价方案进行优化组合哪种做法更好呢本文共运用了序号总和理论、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法、兼容度极大差异度极小法三种评价方案择优的理论,用实例证明了对多个评价方案进行合理的优化组合能得出最优的结果.

(4)建立了最优的评价方案优化理论.论文发现了兼容度极大差异度极小化模型存在的问题,一是该模型难以实现的问题,对模型进行了修正,构建了严谨的模型实现步骤；二是提出了距离差异度的概念,把差异度区分为等级差异度和距离差异度,明确了在求兼容度极大差异度极小化模型时用到的差异度实际上为等级差异度,在各个评价方案择优时用到的是距离差异度,无论在计算方法还是内涵上,等级差异度都有别于距离差异度.改进后的兼容度差异度择优模型能吸收各种评价方案的优点,得出最客观的结果.

对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状况进行评价,并不是只要有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就可以了.指标体系必须建立在对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在现实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多选用几种评价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改进的兼容度差异度理论构建最优的评价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果,也才能对现实进行正确的指导.

第二篇统计学类论文样文：多水平模型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研究中的应用

目的

本研究的总目的是在陕西省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RTIs)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资料的基础上,分析生殖道感染患病及相关行为特征在乡镇、区县和城市等群体层面上是否存在聚集性.群体层面特征是否影响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具体目的为：

1、应用多水平模型分析个体特征因素对陕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疾病、症状及相关的行为,包括避孕行为、性行为和求医行为的影响.

2、应用多水平模型分析群体特征因素对陕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疾病、症状及相关的行为,包括避孕行为、性行为和求医行为的影响.

3、多水平模型和单水平模型在RTIs研究中的比较.

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流行病学定量研究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系统评价方法.

1、流行病学定量研究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研究(Cross sectional study)方法和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调查陕西省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数据的搜集时间在2011年7月-10月.在陕西省10个城市中随机抽取了20个区县,在20个区县中随机抽取了80个乡镇(含80个行政村).在选定的行政村中,纳入了符合“入选标准”的年龄在20-49岁之间的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共20878名.

利用Epi Data2.1软件进行数据的双份录入和比对.

根据本研究设计的特点,在计算RTIs患病率、自觉症状的发生率、避孕行为和求医行为的构成比时,对分析的资料进行权重校正.采用SAS9.1软件的Proc Survyfreq过程进行分析.

在对单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单水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当在模型中纳入乡镇、区县、市等水平的分析变量时,采用多水平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水平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软件采用MLwiN2.26.

2、文献计量学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内近十年来发表的针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展开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为本研究的选题和分析提供定量研究的依据.数据采用SAS9.1软件进行分析.

3、系统评价方法

经过系统回顾和文献的鉴别、甄选过程.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共进行了两个大类(干预前后对照研究和群组对照研究)、4个亚组(每个大类中分别对生殖道感染疾病和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知晓率)的分析.

采用RevMan5.2软件进行主要结果的分析；通过编写SAS程序来完成Z值及失安全系数估算.

结果

1、过去十年RTIs研究文献统计方法学情况

共纳入统计分析的文献有179篇.超过40%的研究在设计时采用了分层整群抽样方法.30%以上的研究使用单水平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使用多水平模型的研究仅有2篇.

2, RTIs患病及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RTIs患病率为58.7%.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越大、有RTIs既往史和分娩次数越多是RTIs患病的危险因素.在单水平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教育水平(OR:1.1760,95%CI:1.0662-1.2971)、职业(OR:0.7970,95%CI:0.7084-0.8966).家庭年收入(OR:0.8705,95%CI:0.7869-0.9629)和人流次数(OR:1.1961,95%CI:1.0866-1.3167),在多水平模型中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过去6个月RTIs自觉症状的发生率为70.0%.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越大、有RTIs既往史、分娩次数和人流次数越多出现RTIs症状的危险因素.在单水平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家庭年收入(OR:0.8568,95%CI:0.7659-0.9584)在多水平模型中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考虑个体水平和区县水平的解释变量之后,区县的从业率与RTIs症状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出现RTIs症状后,有60.2%的人会去看病,28.1%的人会自己去买药.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在30-39岁之间、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有RTIs既往史、分娩次数越多的人,在出现RTIs症状后去就医的可能性越大.在单水平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的职业(OR:1.2163,95%CI:1.0455-1.4150)和人流次数(OR:1.1882,95%CI:1.0578-1.3346)在多水平模型中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此次调查发现,避孕措施以女扎和上环为主,分别占47.3%和34.2%；避孕套的使用占8.1%.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晚、有RTIs既往史、分娩次数越少的人,使用避孕套作为避孕方式的可能性越大.在考虑个体水平和区县水平的解释变量之后,区县的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与避孕套使用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P,O.05).

3、健康教育的干预效果

对纳入研究的15项研究分4个亚组进行Meta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能够降低干预人群的生殖道感染发病率；能提高人群中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

结论

1、目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仍然是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易感和高发人群.由于大多数相关流行病学调研数据均具有层次结构和聚集特征,所以,有必要对数据的结构特征进行探索分析,在不满足传统统计模型的前提假设时,尝试使用多水平模型.

2、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及相关行为等存在地区(高水平)上的聚集性说明,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不仅受其自身及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其所属地区的经济、社会、卫生服务等更为宏观的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高水平)的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提示在进行生殖道感染干预时,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区的特性.

在分析具有聚集特征的数据时,多水平模型较之单水平模型更能获得对效应的无偏估计,可降低统计学Ⅰ类错误的发生的概率.

3、健康教育在农村地区对疾病预防具有明显的社会效应,可以作为提高公共卫生水平、RTIs预防和生殖健康促进的主要手段.

第三篇统计学类论文范文模板：中国普通高校专业选择的研究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学生充分自由地选择高校的专业对学生本人,对高校和整个社会的现实意义已经凸显.开展普通高校专业选择的研究,对于发现其特点和规律,揭示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改革优化专业选择是非常必要的.本论文主要以2007级大一新生调查及其中部分学生的跟踪调查为依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对中国学生选择专业的影响因素、结果和满意度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并探究了其原因,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当前中国学生选择专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自己的兴趣、就业机会、职业生涯发展的潜力、自己的学科能力、考虑分数落点、父母和家人的影响,反映出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力图将专业选择的重要方面结合起来,以达到满意的结果,他们的选择在过程上是比较理性的.专业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的高校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办学层次或社会声望较低的高校,学生选择专业时更看重“工作机会”、“职业生涯发展的潜力”及“父母和家人的影响”,不太看重“考虑分数落点”,女生选择专业时比男生考虑的因素更多也更为审慎,城镇学生和较高阶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比农村学生和较低阶层的学生更多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影响.

二、大约1/4的大一学生入学前选择专业的志愿未能达成.“211院校”和公办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选择专业的达成度显著低于专科或民办高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专业选择达成度上差异非常显著.男女生在专业选择的达成度上差异不显著,但在入读的专业领域上差异非常显著,尽管女生正在日益进入传统上的男性专业领域.与城镇学生和较高阶层的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和较低阶层的学生在专业选择达成度和进入的专业领域上均处于劣势,他们获得再选专业的机会又相对较小.

三、大约一半的大一学生对就读专业的评价未达到满意程度,到大二下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近60%.在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专业之间,学生对就读专业的满意度差异显著,其中专业之间的差异尤其明显.一般说来,热门专业的学生对就读专业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也存在不少相反现象:学生积极选择的一些热门专业,却并不是就读学生比较满意的专业,学生选择积极性不高的一些冷门专业,却是更多就读的学生感到满意的专业.专业满意度在性别、城乡和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女生对就读专业的满意度在总体和一些典型的“男性专业领域”中显著低于男生,在典型的“女性专业领域”中显著高于男生,但在基础性的数学、物理、生物等类专业中有所例外.农村学生和较低阶层的学生对就读专业的满意度在总体和一些热门专业或一般专业领域中显著低于城镇学生和较高阶层的学生,在一些相对冷门的、层次低的或比较吃苦的专业领域中高于城镇学生和较高阶层的学生.

四、学生对就读专业的满意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专业选择达成度、专业类、专业选择时对自己兴趣与职业生涯发展潜力以及高考分数落点的考虑等16个因素对本科专业的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专业选择时对自己兴趣与职业生涯发展潜力的考虑、专业选择达成度、专业大类以及高校所在区域等11个因素对专科专业的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可见,学生理性地选择专业有其积极意义.

五、中国普通高校专业选择中存在着学生的主体性不强、选择的自由度不高、选择的不公平问题突出、选择的达成度和满意度不高等问题.究其原因,中国教育理念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忽视,社会传统观念中存在的性别偏见,计划性的教育体制,社会既有的不公平和普通高校现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是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结论,高校和政府应积极通过改革优化专业选择机制,尽量满足学生选择专业的需要,同时采取措施维护专业结构平衡,促进专业选择的公平,学生应主动进行职业生涯的探索,并尽可能理性地选择专业.

第四篇统计学类论文范例：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

1999年以来,伴随着大陆高等学校扩招步伐的加快,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其实,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是否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需求相吻合.高等学校专业该如何设置,其结构该如何调整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状况如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

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学校专业的设置与调整,台湾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案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中产业关系的不断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构成了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重要背景,引发了台湾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多次调整.本研究力图凭借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对台湾劳动力市场变化和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论证,探寻台湾高等教育为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而进行的相应变革,通过比较研究,希冀有助于大陆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劳动力市场中高级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对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进行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从而建立一种多样化、多层次,灵活和开放的人才培养机制.论文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以历史演进为主线,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视角,对台湾光复迄今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总体概貌和侧重点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大量数据深入探讨了台湾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因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迁所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对高级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尤其是对不同行业、职业、技能的高级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和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为了更确切地判断每一个历史时期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是否适当,还对不同学科、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尤其是“学用配合”情况进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特点、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认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是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要动力,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主要是受劳动力市场对高级劳动力的需******动而形成,人力规划是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重要依据,高等学校根据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情形和求学者的升学意向,适时调整专业及招生人数.相比较而言,台湾的私立高校、技职院校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更为敏感.从管理体制上看,台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管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匹配”模式.

第三部分,通过对两岸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比较,深入剖析了两岸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过程中存在的异同点,并得出了若干对大陆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有益启示.具体包括:政府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中的角色调整,强化劳动力市场对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导向作用,从社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设置专业,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中的自主调节作用,实行分类指导,突出高校办学特色,避免专业设置同构化,强调“柔性化”专业结构模式的建立,建立健全高等学校专业质量监控、激励机制等等.

第五篇统计学类论文范文格式：城乡高中学生家庭背景与大学专业选择意向关系个案研究

大学专业选择关系着学生未来从事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等问题.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读大学已不再是社会稀缺资源,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期待从过去的读大学,到现在的读好大学,好专业.高考竞争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消减,反而日趋激烈.

对于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而言,高考的意义显然有所不同,但却同样重要.直接把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两种学生构成差异极大的学校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对农村孩子来说,高考更大意义上是“鲤鱼跳农门”的奋力一搏.人人都知道选择好的大学,好的专业,未来生活就有了保障,但是已有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在高考时倾向于选择相对冷门的专业以规避高考风险.高考这一命题被界定在基础教育阶段,高考的主体是高中生,人们在研究学生专业选择时,往往以大学生为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专业选择行为,但是这种行为终究是发生在高中阶段的.因而,本研究以高中生为对象进行调查,才能发现学生专业选择行为的内在动因及影响因素,并厘清学生专业选择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为了突出家庭背景对高中生专业选择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家庭背景差异极大的城乡两所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分别就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建立模型.比较在同类型学校中,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专业选择模型.同时,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谈城乡教育不均衡的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其一,在同一所学校中,家庭背景好的学生相对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什么相同点与差异性?造成相同与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其二,在不同学校中,相似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什么相同点与差异性?造成相同与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其三,学生关于专业选择意向的形成过程?在形成过程中,如何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其四,高中生专业选择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已有研究中对于大学生专业选择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分析?如有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五,在专业选择过程中,是否存在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有,家庭背景的差异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其六,针对由于家庭背景的差异造成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如何有效化解?

本研究采用布迪厄与科尔曼关于家庭背景的分析框架,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个方面来解读家庭背景与专业选择的关系.并深入挖掘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占有量的不同,各自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从而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考虑到家长作为学生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本研究在对学生进行调查的同时,选取部分家长进行访谈,以期对家庭背景与专业选择关系作出深层阐释.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并运用三维资本理论进行解释,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在理想状态下,学生选择专业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大学排名、专业、大学教师水平、教学质量、自己成绩、大学毕业后的费用等因素,父母职业、父母意愿、家庭经济收入等因素被放在末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大学在高中阶段宣传介绍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庭因素在学生选择专业上并没有放到很明显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高中生面临专业选择问题时,家庭背景的影响很小.在理想的专业选择状态下,家庭背景隐藏在其他影响因素背后,以一种不被人察觉的方式影响着学生的专业选择行为.这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同时,在理想状态下,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他们所倾向选择的专业有很大的趋同性,这一方面说明学校专业选择宣传力度的不够,使得学生对非热门专业了解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便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与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一样,对于专业的喜好是一致的.但是当前的选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背景不好学生选择的自由.基于以上问题,论文从高中、大学、考试组织部门几个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