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特提出零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响应结构主义）

2.       巴特的叙事理论有何特色？（反作者中心论，主张批评家的语言结构分析批评，带有读者多元阐释倾向）

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法国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的过渡地位极其关键，作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解构主义的著名“叛徒”，他的符号和结构研究涉及到了诸多文化现象如音乐、摄影、绘画和服装等方面，尤其是法国当时的先锋文化。

理论进化：

①社会神学时期：著作《文字的零度》处于此时，思想受到巴士拉（法国哲学家）和布莱希特（德国戏剧家）的影响，主要立足于文本的生成研究；

②符号学时期：《符号学原理》和《时装系统》两本著作都是专攻符号学的著作，这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延宕，期望用科学主义把文学批评改造成所谓的“文学的科学”；

③文本阶段：《符号帝国》和《S/Z》，开始作文本深层结构分析；

④道德阶段：《文本的快乐》《恋人絮语》，主要是联系话语和文本来探讨享乐、快感、欲望，这一时期是借助结构主义余波抒发个人的人文见解，实际上已经带有极大的解构色彩。

重点在《文字的零度》这本书上，

文字零度，是巴特提出，以加缪为代表的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是一种“非感情化”、“中性的”，刻意回避感情色彩和主观意向性的写作方式——因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倡导的无作者无主体、语言结构超越个人情感的思路主张一致，而受到了巴特的青睐；

巴特对其赞扬的同时也提出批判，指出从1848年革命开始，文学就开始追求语言的实验，试图达到一种自然明晰的风格——他眼中的福楼拜、莫泊桑、左拉就是如此，这些人力图在小说中“掩饰人为的痕迹”，看似超然，然而实际上仍然是对【（行文）形式】的一种追求（至少在莫泊桑和左拉的作品当中，前者如《我的叔叔于勒》仍然有大量的褒贬性修辞，后者在描述各种变态感情的人的同时也暗中寄托了对自然状态的追求）。

零度写作·符号学·内蕴的主张

在转向解构主义前，巴特致力于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体系对文学进行系统化的研究，零度写作也由此而生。

所谓的【零度】，不是“温度”而是“刻度”，取自语言学家对单数-复数or过去时-现在时的对极关系的描述，放在文学行文上可以理解为褒（100）贬（-100）之间的中性态度（0）。

“一种直陈的写作……一种新闻式的写作”，在呼声和判决的大海当中毫不介入，一种毫不动心的纯洁的写作，一次来消除社会性/神话性语言给写作带来的向度（倾向性影响）。

在他的眼中，左拉、加缪、海明威（冰山原则）等人的作品都是无风格透明的，他主张作家写作的时候回避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象，反映了结构主义主张超越个人结构的无（排斥）作者思想——这种思想在他的《作者之死》当中也有体现。

这种思想激进起来，甚至把作者风格也排除在文学之外——言语（风格）和文体（结构）是作品的经纬，制约着作者的创作。

当然，巴特也通过法国古典派作品（政治性和文学性文本）的比较，认为【风格】是在特定历史下，发展起来的写作方式——因此，无立场的倾向同样也是一种立场，零度的风格也是一种风格，实际上绝对的零度写作也并不存在。

巴特对符号学的研究简单理解即可：他曾经在《S/Z》当中把《萨拉辛》以符码为单位化为561个阅读的意义单元，整体的意义系统因此被划分为能指碎片的总合，这种思路显然有些牵强附会一家之言，但确实开拓了新的理论阐释的视野，尽管，并不能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使用。

叙事理论：叙事作品三层次

巴特认为，叙事作品可以超越国家、历史、文化而存在，对于作品来说，人们的共通的理解，必定是存在于语言的模式当中的。结构主义因此来描述语言、驾驭言语。

【巴特眼中的叙事作品三层次：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

功能层：意义是衡量的标准，因为他们具有功能的特征，看似不经心的描写也蕴藏着意义；

行动层：人物通过行动来展现性格，应该用行动而不是心理类型来分类人物（继承了亚氏观点），对格雷马斯矩阵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性补充，要从语言学而非心理社会学来分析人物；

叙述层：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际对象——简单来说，巴特要反对作者原意一家独大——就像尼采反对上帝理性崇拜一样，巴特也反对作者原意崇拜，主张考察叙述人、读者-作者之间关系。

读者和批评：反作者中心的批评观

巴特无疑在坚持结构主义观的同时，也受到了接受美学的影响，在《S/Z》当中专门强调读者的能动性，他对多数批评理论尽力解释作者的行为似乎有所不满。

“人们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

他的后辈，克里斯特娃（他的保加利亚籍女学生，参加了他的研讨课并大量运用了巴赫金的互文性理论）等人对巴特影响不小，在叙述的时候，巴特再一次强调了复调关系——只不过巴特说的是作者和读者关系（共同完成作品），巴赫金说的是作品内部的人物关系——《作者之死》中，巴特甚至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我们认为巴特眼中的读者，实际上和批评家或学者的关系更加接近，因为巴特力争让文学批评也成为文学的一部分，这种批评基于语言学性质的普遍的符号，不以实物或者抽象思想为基准或对象，只以绝对的唯一的价值（语言学符号学价值）。

这种思路打开了人们固守已故作家遗言的思路，打开了多元诠释之门，但这门却也必须要得到语言学之钥匙的允许才能进入，在巴特这里，文艺批评必须理解符号和象征，但或许是自知能力的局限性，巴特并没有对符号进行本体论阐释和整理性研究。

对文学批评，巴特认为不是科学，“科学探索意义而批评产生意义”，为了增加或者说多元阐释作品，批评家的评论要不断对作品这座大厦进行拆解和重建工作——拆解的单位就是语言符号的字、词、语、句、段这些砖石木梁。

巴特为了保证理论的开放性，也提出批评家的批评不能取代读者的批评，然而批评若要遵循某种伦理，读者的批评也无法取代批评家的批评……

以上这些著作当中有不少性质含混的随笔，就像现象学以来的大多数法系文论，缺乏本体论、不够严谨、不成体系是阻碍理论成型的重要原因，他的贡献在于用语言结构-心理分析-社会学的多重解读方法来多元观察剖析作品，最后用符号整理归纳。

但是，打倒了作者这尊旧神，却又立起来符号这尊新神，将这种理论放在法系文学之外，也更多表现为一种削足适履的情况，因此巴特仍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继承者，而是作为启示的来源之一存在在文论群星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