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云贤：中国经济学界在政府与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方面大有可为，关键在于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实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产生了许多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客观上要求进行理论创新。中观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主要研究区域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聚焦于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相比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观经济学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创新和发展：一是突破了传统产业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资源稀缺单一假设，在城市经济研究中发现了资源生成领域，并在原有需求侧“三驾马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供给侧新“三驾马车”；二是发展了传统的宏观和微观二元结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元结构的经济增长理论，并分析了宏观、中观、微观三者的联动效应；三是阐释了政府的双重属性和区域政府竞争理论，分析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揭示了成熟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四是秉承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经济学共识，指出区域政府同样是市场主体，将传统市场经济的单一驱动力理论发展为双重驱动力理论；五是打破从市场边界视角分析政府行为的传统认识，从政府干预和政府超前引领理论视角阐明了市场主体视角下的政府行为；六是将区域概念延伸至世界范围，分析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将传统需求侧“贸易引擎”发展为供给侧“投资、创新、规则经济增长新引擎”，为解决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

一、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并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面对当今总量越来越庞大、结构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多样的经济关系，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所构筑的二元理论体系既不能很好回答西方国家为何会同时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解释中国过去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陈云贤，2020）［1］。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区域政府对于本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的经济理论我们将其定义为“中观经济学”（陈云贤和顾文静，2015）［2］。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爱登堡大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提出，中国学者王慎之于1988年出版了专著《中观经济学》，也介绍了彼得斯的中观经济理念，同时将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概括为部门经济、地区经济和集体经济（王慎之，1988）［3］。中观经济学研究起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力图从区域政府这一中观视角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并最终为世界各国区域政府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政策以及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提供指引（陈云贤，2022）［4］。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陈云贤, 李宜达, 王方方“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运行模式研究——中观经济学的逻辑与框架 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产业经济和产业资源，但产业经济理论与城市经济研究相对割裂，学界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也往往会忽略“区域”的维度，导致对该问题的探索时常与经济实践不相匹配（李宜达，2021）［5］。现阶段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具体化为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但无论是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还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得从“区域先行”切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与布局（李宜达和王方方，2022）［6］。中观经济学创造性地将区域维度纳入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框架之中，以区域政府作为主要的研究主体，聚焦于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为中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2］。

中观经济学的创立是对现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补充与拓展。相比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观经济学至少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的比较体现了其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一是“资源稀缺”论和“资源生成”论的比较；二是“宏观-微观”二元结构论和“宏观-中观-微观”三元结构论的比较；三是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论和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整论的比较；四是企业单一主体论和市场双重主体论的比较；五是市场边界政府行为论和市场主体政府行为论的比较；六是需求侧的“贸易引擎”论和供给侧的“投资、创新、规则新引擎论”的比较。

二、资源分类创新：资源稀缺与资源生成

（一）亚当·斯密对后世经济学的深远影响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古典经济学和市场价值理论的代表之作［7］。《国富论》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之后的几代经济学大师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范畴与概念，推动经济学研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国富论》中内含的研究主线一直深刻地影响后世的经济学研究，并延续至当前的国内国际经济学界，即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在于产业经济和产业资源（陈云贤，2019）［8］。由此，传统经济学遵循“商品价格形成→企业围绕价格组织生产→产业经济依托企业部门集聚→市场经济以产业经济为主要载体→企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唯一主体→主体共同遵循自由市场规律”的思路来推动经济增长。

沿着这一研究主线，学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也囿于产业经济和产业资源的分析，政府则被定位于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角色。即使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理论［9］，当前学界也提出了“有为政府”范畴（林毅夫，2012）［10］，但这些思考实际上仍然只是将政府定位于市场的边缘。学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摇摆不定、模糊不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成了一道未解的现实难题，堪称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8］。

（二）资源配置中的资源稀缺与资源生成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准确地说，是微观经济市场主体，因为企业主要在产业经济领域展开竞争［2］。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区域政府在许多场合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在诸多领域甚至还是非常重要的竞争者（陈云贤和顾文静，2017）［11］。因此，区域政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这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现实。由此，区域政府也是市场主体，准确地说，是中观经济的市场主体，因为区域政府主要在城市经济领域展开竞争［1］。

在资源配置领域，不仅存在资源稀缺，也存在资源生成。所谓资源生成，是指经济社会中原先被视为非经营性质的资源，在市场主体的推动下转为具备经营性质的资源，这一转变过程不是计划设定的产物，而是原已存在或随着时代发展需要客观存在、由静态进入动态、由非生产性进入生产性并在其中形成经济效应的产物［4］。资源生成不同于资源积累，它不是已有资源的简单增加，而是通过对已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培育出新的市场、催生出新的资源［2］。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区域政府的市场主体地位正是基于在资源生成领域中有所作为而得以体现［8］。资源生成领域的发现，不仅拓展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将区域政府作为另一类市场竞争主体引入到现代市场经济当中，与企业共同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竞争主体［1］。

资源稀缺与资源生成是资源配置中的一对孪生儿［8］，二者均立足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良性发展。传统经济学仅从资源稀缺的假设前提出发研究资源的配置及其帕累托最优，因而计算是其研究的核心。然而过去几百年人类的进步正是源于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重新定义 （张维迎，2022）［12］。如一座山体只有被开发后才能成为资源并进入经济系统中，否则就会一直静置而无法成为资源。石油在160多年前被视为自然垃圾，自煤油灯发明后也成为一种资源；煤油从石油中提炼出来，其剩余物在汽车出现前也被视为废物，但汽车发明后这部分物质同样变成了重要资源即汽油。人们曾认为世界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至80年代达到峰值后会一直暴跌，然而进入21世纪石油产量却呈现出走高现象，这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为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提供了可行性。这说明，资源禀赋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些领域、某些场合，通过市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完全可能使资源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成和增加。

资源生成主要体现于城市经济中，且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一般具有前期投资支出大、建设周期长、成本高且市场窄小、投资回收可能失败、易受突发事件带来不利影响等特点，因而企业往往没有足够实力和动力对其进行开发和投资。即使在产业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有实力投资，但一般难有魄力和动力投资于新兴领域，此时政府的引导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民间乡绅难以从事产业投资，当时的日本政府先在各行各业建立国有企业进行示范经营，继而再将这些企业出售给民间，成功实现了引导民间从事产业投资的目的（Li和Maskin，2021）［13］。产业经济的发展如此，城市经济中的资源生成更是如此，政府特别是区域政府应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开发人。

（三）区域政府供给侧的“三驾马车”

区域政府致力于资源生成的开发建设，会从供给侧形成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4］。传统的“三驾马车”理论源于凯恩斯主义，它是从需求侧着眼，主张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维度刺激、拉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表明，围绕资源生成，区域政府实际上从供给侧拉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要素供给、环境供给和市场供给［4］（见图1）。 

图1 区域政府供给侧的“三驾马车” 

其中，要素供给主要是指区域政府对原生性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既包括太空资源、深海资源、极地资源等有形资源的供给，也包括技术资源、数据资源等无形资源的供给；环境供给主要是指区域政府以改善营商环境为依托的供给行为，既包括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硬环境的供给，也包括政策措施、管理效率等软环境的供给；市场供给主要是指区域政府对市场领域的开拓与市场体系的完善，既包括从“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国际经济”的横向维度对市场领域进行开拓，也包括从“市场要素、市场组织、市场法制、市场监管、市场环境、市场基础设施”的纵向维度对市场体系进行完善。以我国的“东数西算”工程为例，这一工程是通过西部的算力供给来满足东部的算力需求，本质上，是中观经济的市场主体即区域政府为微观经济市场主体即企业提供数据这类生产要素 经济学对于生产要素的认识，一开始是劳动和土地，而后是资本和管理，而今技术和数据也属于生产要素范畴。，即提供了“要素供给”。这一重大工程既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新型基础设施等硬环境，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配套了全新政策措施等软环境，极大改善了区域发展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即提供了“环境供给”。“东数西算”工程以数字时代的市场领域开拓和市场体系完善为导向，推动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智化，进而为国际社会提供数字公共产品，同时还从数据要素、数字组织、数字法治、数字监管、数字环境、新型基础设施等方面不断完善市场体系，推动着数字时代下市场经济内涵的变革，即提供了“市场供给”。

区域政府供给侧“三驾马车”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三驾马车”有着本质区别。后者侧重于产业经济领域的调节，且政府游离于市场之外；而前者强调区域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认为区域政府在资源生成领域大有可为。区域政府供给侧“三驾马车”理论，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内涵的拓展和深化，其立论根基是中观经济学对于资源生成领域的发现和延伸［4］。因而“资源稀缺”和“资源生成”是资源配置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资源是稀缺的，特别是产业经济领域的资源更是稀缺，因而我们需思考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另一方面，资源又是可以生成的，资源生成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领域，因此我们还需思考资源生成情况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三、中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与宏、微观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一）传统的“宏观—微观”二元理论结构

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不懈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早期有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后有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以及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等等。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探讨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们的视野主要局限于亚当·斯密的产业经济研究主线，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市场主体只有企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只是与此相关的内生性增长机制（陈云贤，2020）［14］。

将经济学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源于20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的“大萧条”背景。这一划分使得经济学各方研究得以因分工而深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发展进步（樊纲，2001）［15］。学界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与分析从此分化为明显的二元结构，即从微观（企业）和宏观（国家）两个维度去解释经济增长。

微观经济学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以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国民财富增加的内在原因。《国富论》发表大约100年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进行了调整，从探索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转向分析资源在一定条件下的配置问题（赵志君，2018）［16］。此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研究的主体均为单个经济生产单位（企业）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焦点是价格决定机制。

宏观经济学始于凯恩斯的《通论》。凯恩斯因《通论》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理论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郑秉文，2001）［17］。凯恩斯革命开辟了经济学从总量视角研究问题和解释现象的先河，宏观经济学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其研究主体是经济社会总过程的活动单位（国家）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对象是一国资源配置优化中的资源利用问题，研究焦点是国民收入决定机制。

企业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国家行为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那么，对于影响日益深刻的区域政府行为，是该划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抑或是应将其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近年来学界日益关注的议题［2］。从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发展情况看，微观和宏观的二元结构视角并不能涵盖经济增长分析所需要的所有维度，某些层面的经济问题难以在此二元分析框架下得到充分解释。中观经济从区域层面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而这也正是本研究试图要去填补的理论研究空白［4］。

（二）中观经济学的“宏观—中观—微观”三元新理论框架

中观经济学这一全新经济学分支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弥补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道，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三元分析框架。即以个体经济活动为主体、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微观经济学，以区域经济活动为主体、研究资源生成基础上资源配置问题的中观经济学，和以国家经济活动为主体、研究资源配置优化中资源利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三者共同构成了经济学体系三个层面的有机整体［2］。由此，对于经济增长的考察也突破了以往“宏观、微观”的二元结构视角，而代之以全新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元结构视角［4］（见图2）。

国家、区域和企业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位，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效应。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三者的相互联动以税收为纽结点，形成了“国家·国民收入——区域·税收分成——企业·税收总量”的关联效应。国家需要财税护航国计民生，区域政府需要财税推动本地重大项目的落实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需要根据税种和税率调整生产布局和管理决策。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决定机制、中观层面的财政收入决定机制以及微观层面的价格决定机制均聚焦于税收总额的大小，政府的经济活动需要在完整把握现代市场经济双重主体的基础上，强化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协调性［4］。 

图2 “宏观—中观—微观”三元新理论框架 

四、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模式：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一）市场经济存在三只“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主要研究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个人的“自我心”和“同理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18］。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其《国富论》提出，企业的“利己性”和“利他性”也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7］。

秉承亚当·斯密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认为调节区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是区域政府的“准宏观”属性和“准微观”属性［2］。其中，“准宏观”属性是指区域政府代理国家政府，对本地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为本地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促进本地区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反映的是区域政府的“协调”属性；“准微观”属性是指区域政府作为中观经济市场主体，会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相互之间展开竞争，其目标函数是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反映的是区域政府的“逐利”属性。这一对对立统一矛盾也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区域政府竞争和区域经济发展。

（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蕴含的理论新知：区域政府竞争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来看，区域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也就是预算规模最大化。而预算规模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与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二是上一级政府与本区域政府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财政分享比例一般可预先确定，且一旦确定短期内不会改变，此时区域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本区域的社会总产出水平密切相关，区域政府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市场组织。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区域政府将致力于追求本地利益的最大化。区域政府没有增设税种和变更税率的权限，但辖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域政府财政收入越大，即本地经济快速增长可助力实现区域政府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因而区域政府具有较强的组织行动动力和制度创新动机。

“县际竞争”理论（张五常，2009）［19］、“政治锦标赛”理论（周黎安，2007）［20］等，实际上均是对区域政府“准微观”属性的刻画。这种“准微观”属性会内在地驱动区域政府在中观经济领域参与市场竞争，并将所辖区域当作企业来经营。区域政府将自己定位为独立的区域经营者，依法使用区域内生产要素，根据市场需要独立做出区域经营决策，并自主开展区域经济活动，及时适应市场需要。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表明，区域政府之间主要存在着“三类九要素”竞争［11］：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竞争，主要包括项目竞争、产业链竞争、进出口竞争；在经济政策措施方面的竞争，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竞争、人才科技扶持政策竞争、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竞争；在经济管理效率方面的竞争，主要包括政策体系效率竞争、环境体系效率竞争、管理体系效率竞争。“三类九要素”竞争决定了中国各区域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是各区域的财政收入决定机制，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各区域政府竞争的指标函数是各区域的竞争力决定机制［14］。

区域政府对辖区经济的经营有其特点和边界，其对区域内的企业既不强行干预或直接控制，但也不只是做外围监控，简单将企业推向市场，而是会以“政治企业家”的视角来看待和判断经济形势，会通过直接介入区域资源的调配和整合，主动适应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而从市场经济双重主体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的高效发展，既需要作为微观经济市场主体的企业发挥“企业家精神”［12］，做到“市场有效”；也需要作为中观经济市场主体的区域政府发挥“政治企业家精神”［1］，做到“政府有为”。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中观经济学对于区域政府“双重属性”的揭示和区域政府竞争理论的阐释，加深了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4］。为何要一再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为何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哈耶克的知识分散论提醒世人：一个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部有用知识与信息不可能由一个所谓的“中央机构”全部掌握，这些知识与信息散落在不同市场主体的意识之中，且他们对于这些知识与信息的高效利用也非事先掌握，而是要在各自领域通过不断试错与学习，才能最终找到自己所在领域的资源配置的最优方案或最佳决策（Hayek，1945）［21］。因此，对于微观经济领域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企业竞争的方式，促使企业家不断试错与学习，从而找到微观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最优方案，实现“市场有效”。对于中观经济领域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通过区域政府竞争的方式，促使区域政府不断试错与学习，从而找到中观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最佳决策，实现“政府有为”。

哈耶克还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实际上是一个“少数人创新”和“多数人模仿成功者”的过程（汪丁丁，1996）［22］。微观经济领域的企业创新是如此，中观经济领域的区域政府创新亦是如此。开放的市场能训练政府的监管能力和服务能力，而正是中国区域政府的独到学习能力与强大进化能力，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李宜达，2021）［23］。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顶层放开，地方创新”（许小年，2013）［24］。“顶层设计”的实质，是顶层划底线（而不是作计划），然后通过赋予地方自主权、调动地方积极性去发展区域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这是中观经济学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中观经济学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8］。

中观经济学研究借鉴了金融学领域的“有效市场假说”（Fama，1970）［25］，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客观存在“弱式有为政府”“半强式有为政府”和“强式有为政府”三类政府模式。根据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又客观存在“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和“强式有效市场”三类市场模式［2］。不同政府模式与市场模式相结合，塑造了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4］（见图3）。但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来看，只存在“强政府”与“强市场”的组合、“弱政府”与“弱市场”的组合，唯一未能观察到的是“弱政府”与“强市场”的组合（刘世锦，2014）［26］。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定是“强式有为政府”和“强式有效市场”相融合的经济［8］，即“双强经济模式”。“强式有为政府”通过转变传统的政府职能，纠正市场的固有缺陷，对市场进行超前引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企业解除沉重的社会负担，创造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同时为企业提供充足的人才和信息，进而为“强式有效市场”提供良好的运行基础。“双强经济模式”既是现代市场经济主体探寻和开拓资源生成领域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4］。 

图3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可能组合模式

五、市场竞争双重主体：企业与区域政府

（一）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基本共识

对于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经济学界主要从企业的“生产”性质和“交易”性质两个维度来认识（荣兆梓，1995）［27］。关于企业的“生产”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企业首先是一种生产机构，它的基本功能是组织生产（刘凤义，2008）［28］。关于企业的“交易”性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企业之所以存在，在于交易费用的降低或契约关系的转换。如Coase（1937）［29］认为，相对于市场而言，由企业家支配各种具体经济要素可在较大程度上节约交易费用；Cheung（1983）［30］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关系的结合，其实质是以要素市场的契约关系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关系。

传统经济学从资源稀缺视角出发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主要围绕“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展开分析（高鸿业，2015）［31］。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主体只有企业一个主体，因而企业也被视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唯一驱动力。然而这样的认识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区域政府对本地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也无法解释其他国家的区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双重竞争主体

企业无疑是市场经济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在现代经济社会，区域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主体［1］。企业是微观经济市场主体，主要在产业经济领域展开竞争；区域政府是中观经济市场主体，主要在城市经济领域展开竞争［11］。企业和区域政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双重驱动力，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企业竞争和区域政府竞争都是在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展开的［2］。作为微观经济的市场主体，企业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通过对市场规律的不断探索逐渐适应市场需求，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作为中观经济的市场主体，区域政府能积极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同样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本地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推动经济良性发展时，区域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不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但区域政府本身又是本地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不妨碍市场机制运行并不意味着区域政府无需作为或只能被动决策。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区域政府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市场发育的程度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信息提供、外部性调整、经济活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等，以弥补本地市场经济发展不足，同时超前引领本地市场经济建设，以促使本地市场效益得到更好发挥。现代市场经济的高效发展既离不开企业竞争，也离不开区域政府竞争。它们有各自竞争的领域但又彼此关系密切：企业竞争是区域政府竞争的基础，区域政府竞争又反作用于企业竞争。区域生产是在企业生产的基础上扩展而来，需要企业的投入，也需要区域政府投入。区域政府竞争力的提升能提高区域对要素的吸引力，从而增强企业在投入端、产品端和管理技术端的竞争力。企业竞争体系与区域政府竞争体系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衔接，企业与区域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竞争主体(见图4)。 

图4 市场双重主体竞争关系 

六、超前引领：市场主体视角下的政府行为

（一）市场边界政府行为论——传统经济学的固有思维

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7］；李嘉图、萨伊、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承袭“守夜人”之说，将政府定位为一种顺势而为、发挥补充性作用的角色（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32］。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暴露出自由主义市场调节机制的严重不足，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成为迫不得已的现实需要，凯恩斯在此背景下从需求管理视角提出了国家干预思想，认为政府应刺激有效需求，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9］。经济学界对于政府的角色定位从此有了新的理解，即政府应根据具体形势和现实情境对经济进行调节。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仍将这种调节界定为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措施。

1973年的石油危机冲击令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自此兴起，“华盛顿共识”成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处方”。然而这一举措让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一批拉美经济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反思，并提出了“从内部发展”的新结构主义战略思想［32］。林毅夫（2012）［10］也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强调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张政府应因势利导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总体而言，上述思想均源自亚当·斯密《国富论》构筑的产业经济市场理论，且均着眼于对以资源稀缺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经济和产业资源进行探讨。这些理论基本上都将政府的经济行为界定在市场的边缘，将政府的经济活动视为市场经济建设的外生变量。在这些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政府与市场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动态替代关系（李宜达，2020）［33］。然而，资源配置问题不仅存在于资源稀缺领域，也同样存在于资源生成领域。资源生成领域涵盖城市经济、国际经济乃至太空经济，政府正是在资源生成领域凸显其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1］。因而在中观经济学研究中，政府的经济活动被视为市场经济建设的内生变量。

（二）政府超前引领——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的关键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推动了中观经济学政府超前引领理论的形成（陈云贤，2011）［34］。这里的超前引领，是指超越当前市场经济活动的引领。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从属于市场，只能在市场中发挥一些辅助性或是善后性的作用，政府行为滞后于市场行为。中观经济学提出的政府超前引领理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固有认识，将政府行为从被动消极转为积极主动介入。这种介入不同于国家干预主义，更不是政府要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而是强调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发挥政府优势、弥补市场不足（李宜达，2022）［35］。这一转变与认识，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的突破。

1.区域层面的政府超前引领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来看，区域政府对本地市场经济发展的超前引领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以区域政府竞争为依托；二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在区域政府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每一任区域政府官员上任伊始都会思考两件事：一是根据本地实际和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判断本区域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二是试图运用已有资源率先创造和提供发展的关键条件，形成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优势。为此，区域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市场机制，推动经济战略布局，实现对本地市场经济发展的超前引领。

传统经济学分析受制于产业经济市场理论框架，对区域资源往往简单地划分为与产业发展相对应的可经营性资源和与社会民生相对应的非经营性资源。但现实经济活动表明，以资源生成为基础，区域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第三类资源，即与城市建设相对应的准经营性资源［2］。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一些原有的非经营性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转为可经营性资源，兼备公共物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因此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和不充分的非排他性，这一部分资源在传统经济学中还属于“模糊板块”，可被归类为政府与企业的“交叉领域”，因而定义为准经营性资源。区域政府的超前引领，是在遵循市场机制、依靠市场力量的基础上，对区域三类资源分别按照相应的引领规则进行高效配置：对于产业经济中的可经营性资源，区域政府主要发挥其导向、调节、预警作用；对于民生经济中的非经营性资源，区域政府主要发挥其保障、托底、提升作用；对于城市经济中的准经营性资源，区域政府主要发挥其调配、参与、维序作用［14］。

2.国家层面的政府超前引领

区域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一个国家内部，地方政府是区域概念的主要指代对象；但若放眼世界，则区域可理解为某个国家，因此就会涉及一国的宏观调控问题［2］。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同样也能发挥超前引领作用。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国家层面的政府超前引领往往循着三个基本环节：首先是最高决策层的目标引领与制度安排；其次是相关部门推动政策措施的精准落实与高效落地；最后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到中国情境，国家层面的政府超前引领表现为“党定调——政府引导——市场决定”的“三位一体”引领模式［23］。

“党定调”是指党中央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及其变化作出科学研判，明确新时期经济建设工作的总基调。如我国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是党治国理政和超前引领的重要制度安排。政府在总结过去一年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判断当下经济形势，定调新一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部署来年的相关工作［35］。“党定调”是政府在理念上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超前引领，其主要作用是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引领在世界各国大都存在，区别只是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美国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存在理念引领。如奥巴马执政时期“自由主义下的贸易保护”理念、特朗普执政时期“彻底而激进的贸易保护”理念，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传递了截然相反的发展预期，由此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王孝松和张瑜，2022）［36］。

“政府引导”是国务院根据党中央对于经济形势的最新研判，组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并推进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往往强调精准，遵循的是“治未病”原理，即注重防患于未然，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35］。

“市场决定”是指现代市场体系中的双重竞争主体在各自的经济层面发挥作用，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中，作为微观经济市场主体的企业，需要针对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生产布局，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35］；作为中观经济市场主体的区域政府，则需遵循中央对总体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同时尊重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的要求，对区域三类资源的布局进行超前引领［8］。

七、国际竞争中的中观经济行为

（一）全球经济增长需要新引擎

从世界范围的视角来说，“区域”之间的经济互动指的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受亚当·斯密产业经济研究主线的影响，经济学界向来认为国家之间产生经济联动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是“贸易引擎”。国际贸易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以亚当·斯密（1974）［7］的绝对优势贸易模型和大卫·李嘉图（1981）［37］的比较优势贸易模型为代表；第二阶段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以Ohlin（1933）［38］的资源配置贸易模型该模型由Ohlin根据其老师Heckscher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发展而来，因而也称H-O模型。及Samuelson（1948）［39］的特殊要素贸易模型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当代贸易理论，以Vernon（1966）［40］的产品周期贸易模型和Krugman（1979）［41］的规模经济贸易模型为代表。

然而从现实经济实践来看，在世界市场中，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非只是依靠对外贸易从需求侧提供发展动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出现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特别是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美国深陷冷战思维，为遏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赶超，采取了敌对性的科学技术封锁与断供，导致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经济发展形势［6］。在此背景下，依托传统单一的“贸易引擎”已很难有效驱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

（二）不同资源配置阶段下的国家竞争力内核

构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实际上是将一国内部的区域政府竞争延伸至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政府间的竞争。从国家竞争力理论的基本脉络来看，这一竞争主要遵循两条基本轴线。其一，是以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从“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自下而上进行理论推演，上下层密不可分，下一层次对上一层次具有支撑作用。这条发展轴线主要体现于产业经济领域（李建平，2022）［42］。迈克尔·波特（2002）［43］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经济发展会沿着“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这四个阶段不断演进。

其二，是城市（区域）竞争力理论。城市竞争力包括城市一般竞争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一般竞争力主要是依靠产业发展，集中于可经营性资源领域；城市综合竞争力不仅包括产业发展，还包含社会民生和城市建设，后者分别与非经营性资源领域和准经营性资源领域相对应［42］。从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实践来看，区域政府的资源配置路径大致会沿着“产业经济导向→城市经济导向→创新经济导向→共享经济导向”这四个阶段逐渐演进［4］。因此，从国家竞争力内核来看，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在核心竞争力和竞争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的比较 

竞争主体企业区域政府

核心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

竞争阶段要素驱动阶段产业经济导向阶段

投资驱动阶段城市经济导向阶段 

创新驱动阶段创新经济导向阶段

财富驱动阶段共享经济导向阶段 

（三）“投资、创新、规则新引擎”的供给侧推进路径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政府经济竞争多呈梯度推移演进模式，具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由产业经济竞争主导的增长阶段；二是由城市经济竞争主导的增长阶段；三是由创新经济竞争主导的增长阶段；四是由竞争与合作融合主导的增长阶段。

1.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技术水平较低、资本积累较少，主要依靠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简单扩张来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因此呈现出要素驱动的特征，其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基础性和普及性特征。在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下，区域政府竞争的焦点是区域产业链配套和产业集群发展。这是区域政府竞争的第一个层次——产业经济导向阶段。

2.区域经济发展的扩张阶段。这一阶段以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为起点，以城市软件基础设施和城乡一体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为过程，以智能城市的开发和完善为终结，区域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一个又一个高潮，因此呈现出投资驱动的特征，其经济增长方式中政府参与的痕迹明显。在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下，区域政府竞争的焦点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区域政府竞争的第二个层次——城市经济导向阶段。

3.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技术创新作为主导力量引领着理念、组织和制度的全面创新，从而使经济增长模式不断推陈出新，经济发展的质量获得全方位提升，呈现出创新驱动的特征，推动着区域政府经济竞争向高端化发展。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下，区域政府竞争的焦点是理念、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全方位创新。这是区域政府竞争的第三个层次——创新经济导向阶段。

4.竞争与合作相融合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经济竞争中形成的思想性、物质性、组织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将成为区域间普惠共享的经济增长成果，推动各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进步，呈现出共享驱动的特征。在财富驱动的发展模式下，区域政府竞争的焦点是区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政策措施和经济管理效率的协调与共享。这是区域政府竞争的第四个层次——共享经济导向阶段。

区域政府经济竞争的梯度推移模式表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互动，将不再局限于以“贸易引擎”提供驱动力为主的产业经济导向阶段，而是会转向以“投资引擎”提供驱动力为主的城市经济导向阶段，包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项目投入以及提升金融配套能力等［4］。随着城市群框架体系的形成，国与国之间的高效联动需要迈向以“创新引擎”为主驱动力的创新经济导向阶段，包括以理念创新提供思想性公共物品，以技术创新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以管理创新提供组织性公共产品，以规则创新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伴随着思想性公共产品、物质性公共产品、组织性公共产品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形成，“规则引擎”驱动着区域发展沿着“竞争为主→竞争与合作共存→合作共赢为主”的路径前行，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高水平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八、结语

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出现以来，西方部分政客和学者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偏见，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对原有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构成了挑战，因而不断质疑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动下，有些质疑逐渐扭曲为误解，甚至上升为敌意。面对现阶段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是时候把中国自己行之有效的一些实践经验，上升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新知，进而与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学界进行对话和交流（李稻葵，2021）［44］。于内而言，有利于地方“见贤思齐”，鞭策自身加快改革开放；于外而言，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澄清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种种偏见和误解。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向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试图打造中国经济学。即在某某经济学前冠以“中国”二字，如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学等。立足中国具体实践去阐释经济学理论的观念值得肯定，但应当注意的是，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应当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李稻葵，2021）［44］。它不仅适用于本国，同样也应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并值得全世界各个地方学习（陆铭,2022）［45］。另一种是与世界经济学界进行对话和交流，创立全新的经济学分支。任何经济现象若不能用现有理论解释，不代表它不能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而理论的创新往往正是源自这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学派将政府排斥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计划经济理论以政府行政指令替代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以政府干预填补市场失灵，但政府游离于市场边缘；新结构经济学将“有为政府”解释之为因势利导、借势而为［10］。然而这些概念和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均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难以真正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运作机理。

中国经济学界在政府与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方面大有可为，关键在于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实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中国经济实践的独特性引出西方政府与市场经济理论所无法给出解释的现实问题，进而总结和提炼出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35］。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当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时，必然会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替代或者完善这一旧的理论体系，从而适应和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基于资源生成理论提出的中观经济学，既是一种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中观经济学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旨在构建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为解决世界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从中观经济学视角看，一个国家有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有研究资源生成基础上资源配置的中观经济学，还有研究资源优化配置中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学，它们三者之间相互联动，形成了前置关联、后置关联的关联效应［4］。中观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将有效破解世界经济增长中面临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实质性地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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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贤、 李宜达、 王方方：其中陈云贤系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广东省原副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