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上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一些人觉得，这两个部分像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是两张皮一样，不能在逻辑上相一致，从而反对这种划分，进而企图编写一本（或一套）不做这种划分的、统一的、具有政治经济学一般或可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需要的对象，最初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表现为共通的东西。因此，这种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进入考察的范围。关于这方面的通常的一般论述，只限于一些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后来，这些抽象概念成了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它们越是自命不凡地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就越使人讨厌。”他还指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商品本身表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商品是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体系的物。这是商品的物质的方面，这方面在极不相同的生产时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在这方面，通常为了严整起见而作的一般论述，都只是老生常谈。”因此，通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一致性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只能是“使人讨厌”的“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从而，政治经济学要成为鲜活的学说，就不是研究所谓一般、所谓共同的东西，而是要研究各社会形态特殊的东西。既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差别，它们各自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就应当分开撰写，因此，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尽管马克思本人由于现实条件不具备而没有专门去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将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不妥当的。至于杨瑞龙认为，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人假设下形成了整体主义阶级利益分析方法，遵循集体主义价值观，它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证明随着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必将消亡。那只不过表明，他既没有弄清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更不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其实，一些人之所以觉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不妥，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从而写得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比如，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资本主义部分批判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社会主义部分要么只讲计划经济与中国当前阶段的情况不符，以至于杨瑞龙以为，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找到答案；要么讲要招商引资，引入资本主义成份，从而似乎否定了对资本家的批判，显得自我矛盾。但是，实际上，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也被指责自相矛盾，而他作了很好的说明，他的那些说明是可以而且也应当写入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列宁在谈到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的变化时曾经指出，“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同样地，在经济方面，今天的一些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但也只有根据他的经济学说才能认识到。马克思虽然没有为后世的新问题给出答案，但是，离开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也不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为新问题给出正确答案。

另外，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有过渡阶段的，是辩证地发展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跳跃式的形而上学发展的，社会主义部分与资本主义部分不能截然分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要从封建行会讲到资本主义工厂，要从工场手工业讲到机器大工业，要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讲到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一样，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要从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如列宁提到的国家资本主义讲到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要从劳动的形式上的解放讲到劳动的实质上的解放。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也才能够分别写好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我们认可传统政治经济学就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划分，同时我们也认可一些学者提出的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的划分，尽管这些学者的划分存在一些偏颇。

孙冶方认为，宏观微观之说不严格，国民经济看来是宏观经济学，可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仍然是微观经济。一个具体企业，照马克思经济学来看，它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但是比起车间来讲，不是又成了宏观吗？但是，人们经常谈到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难道是指对世界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微观搞活，或者说是指对一个具体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对其车间进行微观搞活吗？显然，孙冶方的观点脱离了实际。另外，于光远曾经谈到，在经济工作中，有一类问题，似乎很具体，涉及的范围也不很大，说不上是宏观经济问题，但它的解决，却是对国民经济有相当大的意义，这就是“中观经济问题。”由此可见，他和孙冶方等人一样是从经济（体）规模的大小或者说从个体与总量上来区分宏观与微观的。但是，最早提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划分的西方经济学却不是这样认为的，而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正是参照西方经济学来进行的。

西方古典经济学曾经把整个经济运行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过，但那时并没有区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其主要原因，一是当时的经济危机往往首先爆发于某个产业，影响面还不够广，还没有出现后来的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整体经济出现了问题。二是，当时占据上风的庸俗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直到在经济大萧条中受到沉重打击，才在凯恩斯的努力下开始考虑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作用。”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不外乎就是，“政府的行为可以消除商业周期。”因此，西方经济学中宏观与微观的划分的本质就在于有没有将政府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和影响因素来加以研究。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政府参与和调控社会再生产的行为及其后果。但是，这样的划分与按规模来划分一样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正确的划分。

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必定会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社会资本与单个资本是分开来说的，而且明确指出这两者有共同的特征，也有不同的特征。“显然，用单个资本的运动与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来区分微观经济科学和宏观经济科学的研究领域，要比用什么个别企业和家庭的决策行为与笼统的整个经济来区分合适得多。”

而且，一些坚持新自由主义立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信徒甚至不承认西方宏观经济学。但是，即便不考虑政府的存在和作用，多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总是存在的。社会总资本的运行总是回避不了的，从而研究多个资本之间关系的宏观经济是客观存在的，相应的理论也是能够构成宏观经济学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问题其实就是宏观层面的问题。也许有人以为，多个资本的特征与单个资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单个资本的线性加总，那他就是把资本家当成法国小农了。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但是，资本家们显然不是这样的同名数简单相加。他们之间的错综关系就构成宏观层面要研究的内容。

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方便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和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个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经典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都对错误学说进行了批判，以至于可以说，没有批判就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由于西方经济学已经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可以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进行划分，并在其内容中对西方微观经济学和西方宏观经济学分别加以批判。当然，有些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为了向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借鉴”，我们也不排斥借鉴只要能够保证这种借鉴是科学的，但无论如何，借鉴的份量不能超过批判的份量，否则也不适合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另外，在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进行划分的时候，不能被西方经济学的划分牵着鼻子走，而是一边要划分，一边要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批判西方经济学在进行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时的不足，以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方式进行划分。而且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同样要划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样一来，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如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划分

资本主义部分

社会主义部分

综合

微观角度

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

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

宏观角度

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

综合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即西方微观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的研究即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同样如此。

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其中，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可以由《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和第二卷中有关货币资本循环的内容组成，这些内容基本上只涉及单个资本。在这里讲述单个资本的运动的时候，还特别要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循环理论不仅涉及单个资本，而且涉及多个资本甚至社会总资本，因此，一些人把这些理论归入对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的分析是不妥当的。

杨瑞龙认为，“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显然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短板，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西方经济学在理性人、稀缺性假设下研究市场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它要回答资源配置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有鉴于此，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要像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对西方微观经济学在配置资源上的无效性和帕累托最优的虚伪性进行批判，特别是要对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等不靠谱的方法论加以批判。

另外，西方经济学放在宏观经济部分讨论的通货膨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要放在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中来讲。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与货币总量有关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是，马克思已经反复论证通货膨胀与货币总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货币总量只与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有关，而通货膨胀主要与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有关，从而属于微观经济问题。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的划分上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划分。

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要根据苏俄和苏联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来组织内容，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经济成份性质的经济单元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这些不同经济成份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还指出，“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因此，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不仅要表明其理论的形成来源于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要表明其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认识，而且要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批判发现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特征，比如从对炒房的批判发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以便为全面建设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能“一公就灵”。虽然我们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不等于说我们实行公有制就万事大吉，否则列宁也不会采取新经济政策了。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也是有所不同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要超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微观经济，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分析这些条件并研究如何达成这些条件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必须研究的内容，特别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如何能够不仅生产产品或商品，而且能够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不断萎缩并且不再复苏。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要揭示企业生产经营机制，核心是经济效益问题，首要任务是阐明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也就是要阐明社会主义价格的基础。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要通过对投入和产出的各种关系的分析，探寻企业在生产领域的活动规律；要研究消费者行为，目的不仅在于揭示单个消费者的活动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企业提供了满足社会需求、重视市场变化的经营思想。但是，投入和产出的各种关系已经涉及不同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了，这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甚至，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涉及利润率的平均化甚至涉及级差地租，也是与宏观经济学有关的范畴。不过，微观层面的经济核算的确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应当加以研究的。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来说，单个消费者的活动规律是没有意义。而且不考察劳动者的工资、不考察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的构成、不考察劳动者的工作日长度，也是考察不了劳动者作为消费者的活动规律的。这样研究消费者行为是在照搬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做法，既不属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也不属于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反而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中要加以批判的。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要讨论如下一系列问题：社会商品市场；企业自主权的内容和构成；企业的成本和利润变化的数量规律；生产的规模经济；产品销售的最优条件；个人收入分配的数量构成；企业经济效益与部门经济效益以及宏观经济效益的关系；消费行为规律；消费心理；微观消费结构；消费的规模经济；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消费特点、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等等。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要针对这些问题建立起各种模型，建立起各种函数式，提出和论证各种原则，寻找出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优化方案等等。此人同样是在照搬西方微观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存在利润，那就存在剩余价值，因此谈利润不谈剩余价值不仅是掩耳盗铃，而且也是理解不了利润规律和国有资本这一概念的。至于说到模型和函数式，不是所有的模型都由函数式组成，而且列宁早就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因此，除非是不用数学模型就难以在理论上更简洁或更清晰地说明过程，否则使用复杂的模型不仅没有益处，而且还容易出错，因为模型越复杂，涉及的环节越多，其适用性越弱，越容易脱离实际。另外，像西方计量经济学那样建立模型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必须避免那样的模型。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其中，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可以由《资本论》第二卷中有关商品资本的循环和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等内容和《资本论》第三卷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组成，这是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多个资本甚至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例如，一个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会成为而且也需要成为另一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要素。

高峰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宏观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特征，并提出以马克思的积累学说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任务。他还认为，长时期的资本迅速积累，必须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变革和世界市场的大规模开拓作为前提条件。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讨论的单个资本的积累问题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而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这一章中所讨论的两个生产部类的积累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而且德国资本和日本资本的迅速积累主要来自他们分别向法国和中国索取的赔款，跟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变革和世界市场的大规模开拓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有人提出，“‘宏观经济’概念与《资本论》所说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等科学表述，在所描述的现象形态上，都是指一个社会的国民经济总体运动，而使用‘宏观经济’概念对表述这种现象有简略的好处；把宏观经济规定为表述一国总体经济为宜。”并认为，“第一卷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的积累过程’，第二卷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三卷的‘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等，就已经显示出大量的宏观经济议题。”我们认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但是《资本论》第一卷中一些看似宏观经济议题但实际上主要针对单个资本进行分析，并不涉及多个资本的相互关系的内容甚至没有涉及资本的商品与货币问题，就不适合归入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

有人认为，马克思“将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等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特殊性质，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讨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虽然马克思也谈论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但是西方经济学的有效需求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只应当在批判西方宏观经济学时出现有效需求这个术语，而在正面阐述时则要讲生产过剩。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而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但是，马克思指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因此，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不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是社会总资本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问题，我们称之为有机补偿问题。事实上，无论是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有机补偿问题都是它们的核心问题。即使考虑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品不表现为商品从而没有价值，价值补偿问题也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偿问题。这时有机补偿问题就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补偿问题和物质补偿问题。

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相比，西方宏观经济学始终没有涉及物质补偿问题，也没有考虑过价值补偿，因为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价格不研究价值。西方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法本来可以用于讨论物质补偿，但由于忽略固定不变资本的特性，又强行规定产出品与投入品价格保持一致始终不变，并忽略了同一部门不同企业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因而只能被用来计算一个糊弄人的平均利润率。有人认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失业和就业率、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总水平等等的分析，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运动，不能把它视为完全背离客观实际的胡说。”但是，表面上的反映不等于如实反映，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意义只剩下向政府鼓吹减税了，它不仅是胡说，而且还是被资产阶级学者内部的新自由主义者嫌弃的胡说。

此人还认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宏观经济运动中总供给、总需求、消费、投资、储蓄、税收、货币供应量、物价总水平等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找出导致宏观经济平衡和失衡的因素及其调节机制，探索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各种因素以及增长模式、最优化增长速度等问题，而这些方面的研究，最终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决策如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外汇政策等提供理论依据。”并认为，“宏观经济学要研究宏观经济运动过程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重点是定量分析”。但是，源自西方经济学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问题不涉及有机补偿问题，各经济变量的总量没有多少分析价值，比如粮食总产量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也包含一年中不同季节收获的粮食。不同种类不同季节收获的粮食，它们的有机补偿是不同的。从粮食总产量这个经过汇总的经济变量中我们看不出粮食种类的结构和季节分布，这样的数据大概只在粮食危机的时候有些用处，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饥不择食，什么粮食都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让南方人不吃大米只吃面食是做不到的。因此，只考察粮食总量不考察粮食结构，即便粮食丰收也可能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粮食的消费需要。如果在粮食总量与粮食消费或一般消费之间建立函数关系也只具有自欺欺人的意义。物价总水平也是一个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的量，因为它是一个价格量而不是一个价值量，不能正确地反映通货膨胀，是西方经济学拿来糊弄民众的。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不能照搬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除非是在批判西方宏观经济学时不得不涉及这些研究范畴。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同样要根据苏俄和苏联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来组织内容，其中特别要研究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而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不是追求什么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而是要纠正有机补偿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失衡的问题，这曾经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沉痛教训。为此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核算，不仅要进行价格和劳动时间的核算，还要进行物质资料的核算。

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手段也不是只有西方宏观经济学所讲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而是要包括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包括通过微观层面的国有企业进行宏观调控。例如，我们曾经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住房价格，没有什么成效，一度陷入宏观调控“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由国有企业来从事住房生产，规定国有房地产公司的经营收入水平，再限制炒房，就能够做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以社会总资本（主要是工业资本）形成的一般利润率为基础探讨了资本主义地租，分析了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因此，资本主义地租属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尽管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不讨论资本主义地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至少级差地租是客观存在的。又由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地主，即便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也只出现了资本家而没有出现地主，那么地租的分配包括城市地租和农村地租的分配就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