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在过去 40 多年里，从最初作为一门课程，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IPE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有些大学，IPE 的发展甚至到了超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地步。 [1] 这里首先通过对 IPE 过去 40 多年在西方学术界以及中国学术界的进展作出一个总结性的评估，以期回答如下三个问题：20 世纪 70—80 年代的 IPE 发展的特点是什么？90 年代中期以来的 IPE 有何重大学术进展？如何评估 IPE 在中国的发展？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经过「两代」学者 [2] 的努力，无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是传播的广度上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3]

20 世纪 70—80 年代「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研究的目标是，如何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置于国际关系研究中，打破传统的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局面。所以，「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定义的核心是寻求 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 。其中，最具典型的是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和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的定义：

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下的定义是，这门学科是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这些安排不是天赐的，也不是偶然机会带来的。他们是人类在自己确定的体系和一套自己确定的规则和惯例中做出选择的结果。 [4]

——苏珊·斯特兰奇

虽然把政治经济学看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是十分有益的：但这仍然未能给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完美的框架。概念、变量以及因果关系等分析方法在这方面尚未得到发展，政治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经常被忽视。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理论或方法的统一，需要对社会变化的过程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其中也包括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各方面相互作用的方式的认识。因此，我在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仅仅是指运用折中的分析方法与理论观点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由当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集中体现——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涉及国家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如何影响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与政治利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分布，以及这种活动的成本及利润的分配等方面。反过来，这些问题也涉及市场和经济力量如何对国家和其他政治行动主体之间权力与福利的分配施加影响，尤其是这些经济力量如何改变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分布。仅仅国家或市场都不是主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及其周而复始的变化。 [5]

——罗伯特·吉尔平

如何解决学术界这种将政治和经济相分离因而难以解释国际社会现实的状况，便成为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教科书，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在政治上被组织的方式，或者政治无政府状态如何和国际经济合作相协调——政治组织和经济职能的不一致。更为准确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核心问题是 如何定义这种结合 。 [6]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如何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在寻求政治和经济如何关联的过程中，强调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联性是「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共同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莉萨·马丁（Lisa Martin）和大卫·莱克（David Lake）。

这一领域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而且通常是两种独特的方式来定义的。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所有不是安全研究的东西：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涉及经济自变量或经济因变量，例如经济要素作为原因或者作为后果的经济结果。……第一种定义，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定义，它包括不是安全方面的所有问题，尽管所有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第二种相对狭窄的定义更富有启发性，它假设经济要素是这个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或者更狭窄地说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它包括如政府的政策选择这样的政治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特别是市场运行的。反过来说，它也包括经济现象是如何通过改变行为体的偏好以及能力从而改变政治运行的方式。……没有经济要素组成的现象，不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7]

——海伦·米尔纳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种替代的组织方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即人们所熟悉的 2×2 模式。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命题是否集中在利益或者制度的解释性作用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命题中的解释要素是否根植于国内层面或国际层面。……除了国内和国际的相互作用，或者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有]的几乎所有的路径都能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假如说在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学根植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他们必须抓住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中的经济要素。同时，经济学家也开始将诸如集体行动和政府制度等政治要素加入他们的模型中，结果便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工作的重合度越来越高。……与经济学家的对话，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在必须挑战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政策的经济基础，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最近几年成为一个高产的领域。这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与国际关系的共同性越来越少，而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性越来越多。 [8]

——莉萨·马丁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国际经济交换的政治学研究。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探究领域，而不是一种方法论，经济模型只是被应用于政治现象研究中。这一领域主要由两类问题组成：第一类问题是，国家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开放自己使得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进行跨界流动？在这一类问题中，开放是一个因变量，或者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结果，而政治是一个自变量或原因变量。经济理论假设自由的和无限制的国际商业很少例外地提高福利，[这导致]许多幼稚的政治分析家主张国家应该不断地开放。相反，国际政治经济学立足的现实是，[国家]开放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是很有问题的，因而是需要解释的。第二类问题是，融入（或不融入）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个人的利益、行业的利益、生产要素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进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这里，政治是一个因变量，而一个行为体如何确定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则是一个自变量。在现实中，这两类问题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方便，几乎所有的分析者都只研究这个因果圈中的一半。 [9]

——大卫·莱克

仔细比较一下以上「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我们可以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做出如下一般的定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本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这种定义自然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例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联盟经济；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等。依照这种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二是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三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联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主要立足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即使涉及经济要素，也是将其作为一个外在变量；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国际关系时，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在变量，探讨经济要素的流动对政治关系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国际经济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学假设世界市场是完全市场，特别是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学更是如此，而现实中的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国际经济学不能解释世界市场中存在的诸如「联盟经济」现象；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立足于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这一现实基础之上，主张对这种不完全市场的原因以及结果进行研究。二是国际经济学假设维护世界市场的制度因素（例如国家、霸权、国际组织）是可以忽略的或者是外在的，但在现实中，世界市场是创造出来的，在世界市场创造过程中，国家是作为一个内在变量参与其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创造过程中是如何分配利益的，以及这种分配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反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二是尼克松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的转变；三是美国霸权的衰退；四是欧洲区域合作的初步成功。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反思的学者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虽然他们的学术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框定了 IPE 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理论范式。

1．研究议题

就研究议题而言，按照海伦·米尔纳教授的总结，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关心如下五个核心命题，以此向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 [10]

（1）在经济要素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否仍然有用？事实上，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主要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与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主张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这一命题不同的是，基欧汉和奈认为复合相互依存具有三个特征：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起次要作用。 [11] 在复合相互依存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比如，在联盟以及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解决盟国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时，军事力量可能是毫无作用的。 [12]

（2）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退？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1973）与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1988）。前者对英国在 1929—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不愿也不能发挥霸权作用是导致当时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以此类推，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也反映出美国霸权正在衰退。 [13] 而后者则认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实力，由于美国仍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退。 [14]

（3）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似的发达国家，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这个问题激发了学者们对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1977），卡赞斯坦以六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为案例，提出了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点主张：一是从国家（官僚政治系统）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以此克服只基于美国经验的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在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时，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包括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结合起来，以此克服单独运用两种方法固有的局限性。 [15] 这种方法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关联性的研究路径奠定了基础。 [16]

（4）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这方面出现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不等价交换」模型，该模型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核心—边缘」（依附理论）或「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论）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得以持续，主要是由于核心和边缘存在着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所以，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只能依附核心区进行发展。 [17]

（5）70 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能源机构（IEA）这些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了？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是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1983）和 R．维农的《主权困境》（1971）。前者虽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同时看到了国际机制对国家的影响，认为国际机制本身并不总是随着国家的衰退而消失，有时，国家已经衰退了，而由衰退的国家制定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有四种反馈作用，即机制可以影响评估利益的要素；机制可以改变利益本身；机制可以变为权力的一个来源；机制可以改变国家权力的能力。这样，国家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对机制的重视以及传统的现实主义对国家的重视，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 [18] 后者则假设，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民族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贸易、金融联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才能维持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或发展。 [19]

2．研究路径

就研究路径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段 IPE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至于依据何种路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还是其他）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则是 IPE 创立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如果依据研究路径来看这些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 [20] ：

一类是「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在 IPE 中，依据这种路径比较成形的流派，当推以劳尔·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 [21] ，当然也包括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22] 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一个领域，同时存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结构」之中。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已经形成的历史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定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另一类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政治学）和经济（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我曾将其概括为「政治和经济的关联矩阵」。这一路径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要素，IPE 或政治经济学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在 IPE 中，这种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即为我们所熟悉的「理性主义」，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联盟经济等。我们可以用图表来说明（表 0-1）。

表 0-1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关联矩阵图

3．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学术意识形态与特征

就学术意识形态而言，与继承 19 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在 IPE 中也形成了三大学术意识形态，即现实主义（国家主义、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3]

这样，「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成为 20 世纪 70—80 年代 IPE 构造理论范式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兰奇以此为基础，分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1987 年、1988 年）的教科书中对 IPE 进行了总结 [24] ，由此框定了 IPE 的基本理论范式、研究议题和学术意识形态。后来的莉萨·马丁将其概括为「吉尔平式」（Gilpin's typology）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25] 我个人却宁愿将这一时期（20 世纪 70—80 年代）的 IPE 学者称为「第一代 IPE 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为：（1）他们并没有经过 IPE 的训练，其学术背景或为政治学（如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拉斯纳、罗伯特·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或为经济学（如美国的理查德·库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或为历史学（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或为社会学（如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他们在各自供职的大学里主持 IPE 研究项目，或类似于 IPE 的项目，讲授 IPE 方面的课程，培养 IPE 方面的博士生。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 IPE 称为 IPE 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里的问题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 IPE 学者」所奠定的 IPE 有哪些主要特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又面临哪些挑战？后来的学者在哪些方面继承了第一代学者所奠定的框架？又如何克服和超越第一代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联性为核心。在这一点上，似乎这一时期所有的 IPE 学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关联性上，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概括起来，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研究路径：一是吉尔平的「国家权力分析法」。吉尔平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国家」，他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影响和改变财富的分配和分布，进而改变和影响权力的分配和分布。 [26] 二是斯特兰奇的「权力结构论」。斯特兰奇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世界市场」，她的基本假设是世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可概括为四个领域的权力结构，即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以及知识结构 [27] ，国家在这四个领域中所拥有的权力不同，决定了国家的财富和实力的差异。三是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社会联系论」，我将其称为「中间路径」。这种路径力图打破国家是单一的、自治的假设。 [28] 所不同的是，彼得·卡赞斯坦关注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 [29] ，而罗伯特·基欧汉则关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30]

（2）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当学者们讨论 IPE 的研究议题以及方法时，主要是力图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进行讨论，因而主要任务在于确定研究范式，借用莉萨·马丁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范式之争」。 [31] 因而，在这一时期，IPE 的理论范式主要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IPE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在于，IPE 主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中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 [32] ，图 0-1 给出了 IPE 中比较盛行的关于 IPE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联。

图 0-1 IPE 主要理论、方法和知识传统背景及其相互关系

说明：这一框架表示如下关系：实线表示直接影响，虚线表示间接影响；总体上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本上是相反的理论（-），两种情况混合存在（+/-）或（-/+）。

资料来源：Thomas J.Biersteker，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wentieth-century Context and Discontinuit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4.No.1,1993．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 19 页。

而 IPE 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则主要在于，尽管 IPE 的早期研究与经济学家密切关联，但 IPE 的真正产生却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由于 IPE 的兴起与「美国霸权衰退」相关联，尽管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出现了学术界所说的「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次论战」 [33] ，但由于其时国际关系主要为现实主义所主导，所以，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理论在 IPE 中相对盛行，无论是美国的吉尔平，还是英国的斯特兰奇，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 [34] （参见表 0-2）。

表 0-2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与 IPE

资料来源：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 London: Routledge，1998， p.198．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 599 页。

（3）以霸权和国际制度的论争为主线。从 60 年代末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开始，一批学者开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挑战现实主义。从一般理论上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所谓的「两次论战」），而就具体的研究纲领而言，则集中体现为霸权稳定论和国际制度研究的相互竞争。自由主义从新功能地区一体化理论（50—60 年代）、相互依存理论（70—80 年代）到新自由制度主义（90 年代），其核心就是力图证明世界政治并不如现实主义设想的那样悲观，国际制度能够促进国家间合作。而以吉尔平、克拉斯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则强调只有将国际经济关系放在国家权力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因而，霸权稳定论就成了现实主义者辩驳自由主义的重要研究纲领。这一时期的 IPE 研究始终围绕着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展开，其基本假设是，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方主张全球市场的发育或侵蚀国家主权 [35] ，或决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 [36] ，另一方则坚持民族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市场力量。 [37]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哪种将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研究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是如何互动的。

（4）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尽管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很大争论，但一个关于 IPE 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国际问题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之下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会（IPE Section），并且从 1985 年起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年鉴》（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 [38] ；第二，不但在《国际组织》杂志以及《世界政治》杂志发表 IPE 的文章，而且在英国还出现了专门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冠名的杂志《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第三，学者们在 IPE 的核心研究议题（国际贸易 [39] 、国际金融和货 币 [40] 、跨国投资 [41] 、发展 [42] ）方面趋于一致，并在大学里开始培养博士生，进行专业训练，这些博士生今天已经成为研究 IPE 的主要力量，其博士论文已经成为 IPE 的重要文献。 [43]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受到两个现实的挑战：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另一个则是全球化的深入与拓展。对于冷战的结束，学者们为现实主义未能很好地作出预言而感到不满，并开始对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自治的」假设进行修正 [44] ；而全球化进程中行为体的多样性则进一步促使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提出质疑。 [45] 这样，利益与制度成为 IPE 关注的主题。

如果说 IPE 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关注的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么，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扩展，IPE 则关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46] 与「第一代 IPE 学者」吉尔平以及斯特兰奇「单一、自治的国家」的假设不同，「第二代 IPE 学者」 [47] 则假设，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自治的。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下，第二代学者将第一代学者的前提假设加以扩大，即 IPE 主要研究如下两种关系：（1）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关系；（2）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 [48] 莉萨·马丁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修改为利益和制度的关系，并将利益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概括为「2×2」模式。 [49]

90 年代中期以来，IPE 在第二代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无论是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更加专业化。 [50] 与 70—80 年代的发展相比，IPE 在 90 年代以后的发展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