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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微观经济主体的偿债来源主要为未来现金流而非当前资产存量，且实际债务风险取决于资产价格、融资渠道、投资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因此作为存量指标的微观杠杆率无法全面揭示经济主体的偿债能力与债务风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负债扩张的弊端逐渐显现，各界开始广泛关注债务对经济运行在宏观层面上的重要影响以及债务风险累积所带来的危害。作为衡量经济体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宏观杠杆率不仅可以从流量角度反映资产创造收入流的能力，也能够从宏观视角客观评价经济主体的潜在债务风险。

如何衡量宏观杠杆率

值得注意的是，宏观杠杆率并非由微观杠杆率简单加总后所得，二者之间存在微妙的勾稽关系与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动态调整的微观基础，后者则是前者效率优化后的整体表现。不同于微观杠杆率数据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中直接获取，由于存在数据不透明、结构庞杂等问题，宏观杠杆率的相关认定标准与测度方法目前尚未统一。

经济学家Dalio利用债务余额在国民收入总值中的占比来衡量宏观杠杆率，通过该指标的变动来反映债务相对规模的收缩和扩张情况。

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在理论上与国内总收入一致，学者们通常选取债务余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来衡量宏观杠杆率，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世界银行(WB)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机构也大多采用此方法对宏观杠杆率进行系统测算。

该指标的优势在于国际认可度较高，具有国际可比性与权威性，适用于比较不同国家宏观杠杆率之间的异质性特征，而缺点在于债务余额的认定标准与测算原则存在分歧且数据多有缺失。事实上，由于各个学者在实际测算时所采用的债务替代指标以及估算方法有所不同，因此测算结果之间存在些许差异，但是总体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此外，也有学者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角度来测度宏观杠杆率。基于货币供给视角，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宏观杠杆率，从而进行金融深化与货币政策调控方面的研究。而IMF则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以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值来创新性地考察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以及其中蕴含的金融风险。

以上两种指标主要应用于货币金融领域，计算相对简单且数据易得，但缺点也不容忽视，即难以进行部门分解，无法比较部门之间与各部门内部的杠杆率水平，同时国际间统计口径也不同，不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例如，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可自由兑换货币，大量在美国银行金融系统之外周转，并未被统计在美国M2之中，而人民币目前国际化程度不高，导致两国货币供给的比较参数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美国M2的统计口径相对较小，没有包括单位大额定期存款，且比我国多纳入了零售货币基金一项。

总体来看，以上三种测度方法虽然不尽相同，在使用时各有利弊，但其内在逻辑较为相似，即在货币宽松时期，债务规模、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均会出现明显提升。考虑到数据的权威性、可得性和适宜性，本文主要采用“债务余额/GDP”作为宏观杠杆率的测算与分析依据。

宏观杠杆率的组成

从结构上看，宏观杠杆率主要由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以及金融部门杠杆率组成，前三者加总即为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也即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通常用于衡量实体经济运行过程的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本文后续也将聚焦于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之所以不讨论金融部门杠杆率，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其一，金融部门所从事的资产负债业务与实体经济部门具备相应的互抵性，其资产往往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相对应，其负债也难以完全展现金融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其二，金融部门广泛存在的表外业务与影子银行业务难以被准确量化，且财务报表要求与商业模式较为特殊。

其三，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潜在风险更值得重点关注。基于此，许多学者和权威机构(如BIS、WB等)在研究宏观杠杆率时均剔除了金融部门，仅考虑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

经济增长

质量经济增长是资源要素积累与利用效率增加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其中，要素积累侧重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程度，而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与社会协调发展则主要表征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程度。

经济增长的初始或低级阶段主要以数量扩张为主，而当经济增长数量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增长将步入以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共同推动为特征的高级阶段。

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紧密相关但又存在区别的两个方面，后者是前者达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前者从规模或速度视角考察经济增长的数量水平，而后者则从效率、结构、稳定性等多个角度评价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锚定过去单一的经济增速，而是从多方面适应国家战略发展导向，将经济增速指标转变为复合型经济增长指标，通过保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以更好地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经济增长数量的核心特征在于经济总量规模扩张与速度增加，在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中，为了较为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水平，最广泛的测度指标为总产出、人均产出或实际GDP增长率。

与之不同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对其内涵的界定主要存在两种思路，即狭义和广义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

其中，狭义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效率，也即在经济投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和占用的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若在既定投入量下能产出更多的经济活动总成果，或实现相同产出目标时所消耗的要素投入越少，则意味着经济增长效率越高，狭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也越高。

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全部生产资源和非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随着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所使用资金物资的减少，经济增长质量得以提高。

由此可见，狭义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从要素投入产出率或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如何以最少的要素投入获取最好的经济成果，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但同时由于仅考虑效率，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相应的，广义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格局更为丰富与广泛，涵盖了除经济增长数量以外的其他多种维度，如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波动程度、经济增长开放性、经济增长创新性、社会福利、生态环境代价等。1990年，为了扭转过去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做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创立了人文发展指数(HDI)，采用社会发展核心指标全面衡量经济发展成果。

经济增长质量

温诺·托马斯等构建了一个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的资产增长分析框架，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经济增速基础上的有效补充，包括机会分配、风险管理和环境治理等多种关键要素。

进一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和外延进行扩展，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多方面因素，如预期寿命、公众健康情况、社会受教育程度、法律秩序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以投资驱动的高速规模扩张方式，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也更为注重质量提升。

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福利分配改善、稳定性提高、创新能力提高，使得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结果。

结语

综上所述，广义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包括资源要素利用改进、社会福利与成果分配、经济体系稳定等多方面的协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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