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劳动力就业和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当前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等先发优势占据较大的世界市场份额，并通过操纵国际组织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规则从而获取较大的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在国际分工中以输出原料和劳动力以及发展加工制造业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条的最低端，因而获取利润较少，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同时，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资本积累和增殖作用机制下，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所有者的手中，劳动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慢于资本膨胀的速度，从而加大了居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1]

（三）全球文化危机日益凸显

信息化时代，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认同成为制约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各国之间经济发展实力的竞争越来越转变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与较量。不同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融合则发展得较为缓慢，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仍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全球经济的联动性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形成推动着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渗透和融合，促进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认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国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相互交流借鉴；另一方面，在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资本对利益的追逐常常引起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对抗，特别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由西方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天优势，西方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推崇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上升为“普世价值”，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出，抹杀其他一切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忽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而使人类文化的发展陷入文化陷阱，甚至出现文化危机。

（四）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不断加剧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促进全球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所说：“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2]396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把环境成本排除在生产成本之外，并且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既能把国内污染企业向外转移，也能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市场获取廉价的能源和资源，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对利润的获取，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同时由资本主义自身弊端所导致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形成了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在商业危机发生期间，资本家以销毁商品的行为来缓解危机带来的压力。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对外扩张，资本主义消费方式也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快速发展，消费主义的消费方式在刺激国内消费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源的浪费。

二、经济全球化现实困境的历史成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商品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新型经济全球化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获得了快速崛起，当前“第三个阶段则是现代性后果集中爆发的阶段”[3]，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资本的内在逻辑紧密相关，构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资本逻辑的内在否定是经济全球化现实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对外扩张性助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以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主要特征，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的首创，这种首创根源于资本的本性，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随着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和循环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甚至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在利润的驱使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资本逐渐突破空间的限制，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从而“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4]404，全球经济被纳入统一的市场体系，既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也满足了资本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资本逻辑的内在否定性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困境。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对利润的追逐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但由于资本逻辑中所包含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难以克服对抗性的矛盾，这种对抗性矛盾的发展最终将会生产出否定和消灭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4]405-406，虽然资本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只能用消灭生产力和进一步全球扩张的方法来缓解危机，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4]406，资本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着自己的否定因素，资本发达程度越高，这种否定因素就会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种否定性因素反映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全球发展的无序状态，导致了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二）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是经济全球化现实困境形成的直接原因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对内主张财产私人所有，发展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反对实行社会福利制度，推崇“市场决定论”；对外主张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推崇“全球化决定论”，在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推动下，资本摆脱了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控制，实现了在空间上的对外扩张。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和激化，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状态，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而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内“滞胀”状态是由于政府政策失灵所导致的，应减少政府干预，主张自由化，这既满足了国家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向国际市场转移，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为缓解国内“滞胀”状态提供了理论支持，由此逐渐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昭示着资本主义的胜利，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更夸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福山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解决了当今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并把这种政治制度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制度，认为没有能够替代这种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

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困境直接起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作为“中心”国家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围”各国输出其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价值观念等，并试图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统一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放弃其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照搬照抄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结果使得国内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推动市场化，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对国内和国外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要求“外围”国家让渡国家主权给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取消贸易壁垒，推行市场自由化；另一方面，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借助于国际组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设置重重贸易壁垒，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此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过度自由化，特别是过度放松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制，使得金融市场陷入无序状态，催生了金融投机和金融泡沫，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空心化，大批工人失去就业岗位，陷入贫困状态，这些现象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金融危机。

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在新时代应着力在理念和政策两个维度超越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5]59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思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了不同形态的共同体，在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的共同体是自然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共同体，马克思称之为“虚假共同体”，而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马克思设想了未来社会要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时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处在“虚假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两个阶段之间的共同体，是对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现代性危机的准确分析与判断，是中国应对全球性危机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持“共同价值”，摒弃“普世价值”，为经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基础。“普世价值”把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最高价值和永恒价值，并以此来评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企图瓦解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其按照“普世价值”的价值准则重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以达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要求，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西化实践证明了“普世价值”并不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灵丹妙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新概念，不同于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上，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在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形成了共同利益，随着共同体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中形成了不同内涵的共同利益，并进而以这些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共同价值。当前“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6]“共同价值”基础上的全球化是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积极倡导各国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59，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参与和决定事关各国利益的世界事务，共同面对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性问题。

（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

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参与力量，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难以顺应全球共同利益和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和强弱理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当前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要坚持平等原则，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及时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变化新现状，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和利益诉求，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要坚持多边主义，借助于G20等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多边合作体制深化发展，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南北国家之间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避免全球治理机制封闭化和治理规则碎片化，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在资本进行全球扩张和竞争的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使“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日益凸显。[1]全球经济治理要打破过去的零和思维，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与世界各国积极对话的过程中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利益的合理分配，发达国家要积极为世界上的贫困国家摆脱发展困境提供必要帮助，创造发展机遇，不断缩小全球贫富差距。此外，在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对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摒弃发达国家过去“以邻为壑”转移环境污染的发展模式，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积极探索有利于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呼吁世界各国参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

坚持创新驱动，厚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低迷，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动能换挡期，传统经济增长引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正在衰退，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尚未发展成熟，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酝酿，尚未展开，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要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挖掘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结合中不断寻求新的增长优势，要以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契机，以政策创新为手段，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新成果，从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结合中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在推动全球经济信息化的过程中，要缓解信息化、自动化对全球就业的冲击，处理好新产业与劳动者就业之间的关系，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强民众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

坚持协同联动，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规则受到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卷土重来，新的贸易壁垒被重筑，并且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发展优势，操纵和控制多边贸易和投资规则，损害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当前，开放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各个国家只有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分享全球经济红利，因此要重振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惠及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要尊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作用，推动制定全球贸易增长和投资指导原则，共同建设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不断巩固多边贸易机制，积极为全球贸易和投资创造便利条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N].人民日报，2017-01-18.

[2] 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桑明旭，郭湛.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坐标、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N].光明日报，2018-02-26.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