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周期调节，也称反周期调节，旨在熨平经济运行中过度的周期性波动，并降低由此积累的系统性风险，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采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凸显了逆周期调节对于宏观调控的重要价值。通过在经济上行时“及时刹车”避免经济过热催生泡沫，在经济下行时“强力助推”阻止经济衰退陷入萧条，逆周期调节减少了由经济剧烈波动带来的潜在损失，有利于经济稳健运行。

　　这一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表述，体现了朴素的逆周期调节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逆周期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无论是抗击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抵御这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我国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投资与产业政策，成功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取得了良好效果，较快摆脱了经济的低位徘徊，率先趋稳向好。而西方发达国家一味强调市场机制，很少运用逆周期调节。即使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不得已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欧元区也实施了“长期再融资计划”等逆周期调节，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逆周期调节与经济运行自身存在的顺周期性因素息息相关。比如，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一就是投资的顺周期性，由于存在“羊群效应”、投资乘数等机制，在经济周期中投资的变动往往会造成最终产出的较大波动。还有金融机构在经济扩张时也倾向于持有更大的风险敞口，一旦经济收缩很可能就会转化为现实风险，其“助涨助跌”效应也比较明显。这些顺周期性因素对经济具有“加速器”的作用，在经济上行阶段，各种经济资源加速投放导致经济过热；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加速器”又反作用于经济，经济探底的危险迅速提升。因此，要实现经济平稳增长，需要抑制顺周期因素带来的不利惯性，建立适当的逆周期机制，达到拉高谷底，削平顶峰，减缓波动的效果。

　　实现逆周期调节的政策目标，需加强财政、货币、信贷和产业等政策工具的协调运用。

　　第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通过产业、科技、土地、贸易、劳动用工等政策协调配合，经济扩张时要防止投资过热、经济过热；经济收缩时要扩大融资总量、增加财政投资、鼓励产业投资。第二，增加资本监管制度的“逆周期”要素，即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动态调整资本充足率，以实现在经济萧条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在经济过热时适时提高监管标准。第三，建立逆周期的信贷调节机制，发挥资本、宏观政策与市场机制对信贷增长的约束作用，平抑信贷周期。第四，注重新工具的开发和运用，建立与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相联系的前瞻性拨备要求，设计与经济周期变化有关的杠杆率和流动性要求，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机结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政策工具的政策传导渠道可能相互重叠，特别是当实体经济和金融周期走向不一致时，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容易出现冲突。因此各种政策必须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特别是逆周期调节作为一项跨周期的制度安排，其调控的有效性依赖于调节的前瞻性和适度性，只有同时把握好调控的时机和力度，打好“提前量”，才能使调控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