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厦门大学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均值仅为174元/月，不及企业职工的1/16，城乡居民如果仅靠这点养老金收入，难以保障其基本生活。而就业市场上，退休年龄则像一座分水岭，无论求职者的自我认知和身体情况如何，超龄老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

为了维持生计，农村与城市中，许多满头白发的老年人仍在田间劳作，或是在城市的角落里做着环卫、保洁等零工……一面是微薄的养老金，一面是年龄限制下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面对巨大的养老压力，他们将如何摆脱困境？

时间过了晚上9点，春英习惯性地看一眼自己的微信运动步数，不出意外的，今天又超过了2万步，随后她把手机收到炕头，熄灯睡觉。第二天一早，春英需要6点多起床，热一下昨晚的剩饭，加些咸菜，作为和老伴的早饭。随后她坐着老伴的摩托车一起出门，开始各自一天的工作。  

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春英都是如此度过的。今年62岁的春英在沈阳老家附近的公园当环卫工人，负责道路和草坪的整洁。入夏之后，沈阳的白天变得漫长而难熬，每次一出门，汗便立刻浸湿衣服，而她也只能抽空到树荫下休息。公园为环卫工人准备的休息站是两个大集装箱，没有风扇、只有小电暖气，但冬天也不太顶用，春英不得不穿着两件棉袄才能勉强御寒。

老伴在公园里当保安，这两份工作每个月为两人带来4000元的收入，只要每个月休假不超过4天，每人还能额外得到100元的奖金。为了拿到这100元，春英会推掉一切不必要的活动，姊妹之间的家庭聚会也会特意安排在她的休假日进行。

《熟年》剧照

55岁之前，春英曾经在一家油厂工作了7年，负责灌装车用玻璃水，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因为家中人均只有9分土地，成年后，春英就进入到了工厂打工，打工四十来年，春英的工资从几百块涨到了2000元。大多数情况，每隔几年春英就会换一个厂子，流动性强是春英这一类打工人的特点之一。直到55岁，油厂效益下滑，顺势清退了一批年长的工人，春英就在其中。  

在看到公园的招聘信息之前，春英曾经想了很多办法希望能够在其它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招工者看到春英的身份证信息超过55岁后，便都拒绝了她。超过退休年龄的老人大多只能找到环卫、保安或保洁这类工作，或在家务农。  

这不是春英一个人遇到的问题，玲子的父亲也面临同样的情况，60岁时，她的父亲被内蒙古的一家矿区辞退，之后就只能回到秦皇岛老家做些“清理道路上的垃圾、帮助村民收樱桃和花生之类的零活”，找不到零活时则在自家田地里种些蔬菜。  

《人生果实》剧照

尽管之前在内蒙古的工作积攒下了近10万元的积蓄，但是玲子的父亲依然担心“自己停下来会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再加上玲子的弟弟的房贷、车贷放在儿女的生活还需要父母的支持。可他们同样只有新农保这一项养老补贴，每人每月140元，进入2023年，原本数额不大的养老金开始变为两个月一发。  

在玲子眼中，过去父亲尽管不太爱讲话，但是一个非常爱笑的人，遇到问题会宽慰玲子，“车到山前必有路，别忧虑太远的事，关注当下就行”。这两年，父亲每日都忧心忡忡，很少在别人说话的时候跟着笑了，每天不是在自家地里劳作就是在寻找零工，他也开始经常和母亲念叨找不到工作的事情。对他来说，现在唯一开心的事就是有人帮他介绍工作。  

为了找工作，玲子的父亲想了很多办法，他不断托之前打工认识的朋友帮他介绍工作，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对方听到了他的年龄后，事情就没了下文。今年五一，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告诉他家附近有工厂在招人，在去应聘之前，为了“让自己看着更年轻一点”，二人约好一起去染个头发。只是最后在登记身份信息的环节，二人还是露了馅，被工厂拒之门外。  

护理的挑战

年龄和生计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农村老年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从2007年开始主持“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70岁以上的农村户籍老年人的就业率超过了50%，这个就业率包括自己在家务农以及外出打工。这意味着依然有一半以上的高龄农村老人需要依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王虹今年50岁，在山东淄博的李宁仓库里负责打包和派发各网购平台的货物。从18岁开始，王虹就一直在超市、饭店打零工为生，婚后因为需要照顾女儿，王虹的工作变动变得更加频繁，经常“干不到一年就会休息几个月，然后换另一份工作”。  

《外婆的新世界》剧照

王虹的同事大多与她年龄相仿，每个月4300元的工资在淄博属于中下游水平的待遇，而且做电商经常会遇到活动加班，2022年“618”活动的时候，王虹和同事有时需要工作到晚上11点。但是公司计算加班费的方式非常严苛，不满完整60分钟的加班时长往往会被抹去，但大家往往都默认了这些严苛条件。  

王虹在这里工作了3年，几乎没有同龄人选择离职，“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年纪，找工作变得不容易了，如果没有新的岗位接收，那可能就意味着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找到工作了。”王虹不打算55岁就退休，和很多老年人一样，她对于自己是否需要离开工作岗位的判断标准是“能不能干得动”，毕竟“没有养老金又没有工作就没办法养活自己”，特别是王虹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女儿能不能帮忙养老，要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女婿”，所以她需要“自己早做打算”。  

对老年工作者来说，阻碍他们的不只是年龄带来的准入门槛限制，即便进入工作岗位，他们面临着的往往是脏乱、简陋的工作环境和不轻的体力劳动。在双重因素作用下，许多老年人的身体开始吃不消，而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衰老大多是突如其来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疾病。  

6月，玲子的父亲来到了北京，在西三旗附近做环卫工作，为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玲子的父亲高兴了很久，来的那天，携带的衣物和被褥整整塞满了三个包。玲子的父亲负责将垃圾回收并分类，炎炎夏日里垃圾站的酸臭让人难以忍受，一想到父亲之后就要长期待在垃圾站中进行垃圾分类，玲子心里五味杂陈，她很难相信一向爱干净的父亲愿意接受这种工作条件。这份工作工资只有3600元，但能提供食宿，食堂就在垃圾站附近、住宿在阴暗且潮湿的地下室。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一场病却打断了玲子父亲的打工计划。工作第二天，父亲打电话告诉玲子母亲，自己肚子疼得无法坚持，想先回家。母亲告诉了玲子之后，玲子带父亲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肠梗阻。父亲在急诊病房住了三天，这期间父亲经历了一次灌肠，玲子帮助父亲清理了排泄物，整个过程中，父亲一直面对着墙壁，一言不发。  

《都挺好》剧照

这段经历，让玲子的父亲开始接受自己的衰老，以前父亲去内蒙古打工，还经常告诉玲子“自己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还能继续工作下去”，但这次回秦皇岛之前，父亲说：“我以后可能都不敢出远门了。”  

变老的压力

更令春英担心的是，现在的工作单位将环卫工人的年龄限制定在了65岁，这意味着3年后，她将面临第二次“退休”，届时她连从事这份专供给老年人的工作都不能继续做下去了。  

“等拆迁”，成了春英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村子里已经拆迁的老人和自己的二姐最后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解决了养老问题，这给了春英希望。  

拆迁不仅意味着从平房搬到楼房，还可以通过一大笔存款获得银行利息。春英家周围已经拆迁的住户得到的补偿从每亩地35万到70万不等，房屋补偿最低也有6000元/平方米，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春英家的3亩土地和300多平米院子最少能得到近300万的补偿。  

更重要的是，拆迁之后意味着春英可以申请办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每月拿到800多元的养老金。现在的春英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拆迁、没有养老金的，也是唯一还在工作的。春英也希望能像其他姐弟三人一样，过清闲自在的日子，能花更多时间照看孙辈或者“打打麻将”。  

不只是春英，整个村子剩下的老人都在一边打着散工，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村子拆迁”。除了像春英和老伴一样在周围做环卫和保安的，村子里还有些老人在附近的工地帮忙用推车搬运东西，或者在村子里靠捡拾废物为生。  

那些没有工作的老人则时不时聚在一起，讨论有关拆迁的“小道消息”。“领导派头”进入村子里的人会引起格外的关注，工作期间，春英也能听到路边的人讨论这些人的行踪。在村民眼中，这样的人出现在村子里意味着“拆迁更进一步”。村子里很多人家在院子里盖起了简易的小楼，希望能够借着拆迁的机会多获得些补偿，能不能改变命运，都寄托于此。  

《八零九零》剧照

只是，村子拆迁究竟何时能够发生，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20年前，就一直在传消息，村子要动迁。”时至今日，村子南部和周围村子大多完成了拆迁。但春英所在的村子北部的拆迁规划依然只出现在村民的“小道消息”里，村子剩下的老人都在守着这张没有兑奖日期的彩票。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养老压力只能通过个人劳动和子女抚养来化解。父母往往对于依靠子女养老的情况感到窘迫，就像王虹说的，“伸手向子女要钱哪里好意思呢”？  

住院之后。玲子的父亲更多感到的是对家庭的愧疚，“因为工作没做成，还耽误了我上班，还住院花了钱”，办理住院时，父亲误以为医生告知另一位病人“住院押金需要3万元”是对自己说的，当时就告诉玲子“我们不治了”。这也是这些农村超龄老人希望继续工作的重要原因，即有钱看病养老，更多地把握生活的主动权。  

在赵耀辉看来，“一刀切地清退老龄工作者不是合理的政策安排，是一种年龄歧视，将老年人放在了‘发展的对立面’，不仅影响到了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来源，还伤害了他们的自我认知。同时，将养老压力完全倾轧在了个人和子女身上，会使得人们对社会保障丧失信心，带来家庭和社会的不和谐。现如今的养老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造成的，对于那些流动性更高的农民工群体，这一问题更加显著。”  

《再会长江》剧照

对于解决方案，赵耀辉认为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来保护这一群体。社会普遍认知中，老年人在工作中受伤的可能性更高，“但这或许是因为工地等工作场所中老年人所占比例本身较大，再加上从业场所安全措施欠缺”，如果能够严格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提高从业场所安全规范或许能够减少老年人在工作中的意外伤害。此外，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普及和完善，也将有助于解决这一群体的养老金问题。  

2017年开始，王虹决定每年花费2万元购买商业保险，这给她自己的未来养老提供了一些安心的保障，“不至于因为疾病，掏空自己和女儿们的积蓄”。而对春英来说，除了拆迁，她想不到其它解决养老问题的办法。如果到了65岁，村子的拆迁规划依然没有实现，春英苦笑了两声，“那可能就只能去收破烂了。”  

（文中出现的受访者，除赵耀辉外，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