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上海导演罗冬凭借电影《梅的白天和黑夜》获得了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导演奖。

长期游走于香港和内地电影界，70后的罗冬看上去是个生活优渥的上海男人：说话自信但轻声细语，穿着舒适随意中体现讲究。不过，他的这部电影并不关于上海梧桐区的风花雪月——尽管他就住在武康路上，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一位来自上海基层的73岁阿姨玉梅。

85分钟，两条线索形成故事的闭环：一条开始于玉梅和一个男人的相亲见面，结束于和新的相亲对象在地铁站相约；另一条是她苦苦寻找新的城郊落脚住所，并最终完成搬家的过程。

只要出门就拉着一辆拖车，戴着一顶鸭舌帽的玉梅其貌不扬，说话呛辣，逻辑缜密，反应极快。围绕这个人物，电影以十分贴地的视角，呈现出上海“普通老人们”复杂的生活之味。

旁观的视角，娴熟的视听语言，使电影的叙事颇为紧凑。玉梅琐碎的生活被不疾不徐地层层铺展，观众很容易被人物之间自然又生猛的对话吸引。在记者观影的场次中，不时会有观众发出各种笑声——或是哄堂大笑，或是会心地嗤笑。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梅的白天和黑夜》一票难求。罗冬请朋友来看，也得靠自己上网抢票，不少影评人，博主在第一时间给予电影颇为正面的评价。

在豆瓣上，总有人忍不住将《梅的白天和黑夜》拿来与《爱情神话》作比较，更有甚者在影评的标题里就明确“警告”，不要“碰瓷”《爱情神话》。

两部同时代上映的沪语电影，一部引起现象级关注，一部荣获国际奖项，被拿来对比其实也不奇怪。

纪实风格的《梅的白天和黑夜》，用克制与冷静的视听语言诚恳地告诉观众这座城市里“另外一群人”的存在，也是建构这座城市性格的过程里不能被忽略的部分。

6月18日，上海国际电影节结束的第二天，也是上海入梅的第二天，种满法国梧桐的吴兴路上大雨如注，叶落满地。记者和罗冬相约在这里的一栋小洋楼进行采访和拍摄。

荣膺大奖，生活如常。他带来一包朋友寄来的新鲜荔枝，用宜家的密封袋小心封装，反复强调“很甜很新鲜”。于是，我们在面前的桌上各自摊上一张纸巾，开始聊起关于梅的白天和黑夜。

上观新闻：上一次见面好像是十年之前了。

罗冬：对，2014年，我在筹备拍摄我的第一部故事长片《纽约，纽约》，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环节，你当时给我拍摄的肖像照片我用到现在。（笑）

上观新闻：这次获得大奖，生活和心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罗冬：就觉得下次再评奖没法儿作为新人了，哈哈！我是一个电影导演，即使拍纪实风格的影片，也是用电影的语言和规格来进行制作。这种创作需要团队付出加倍的时间和努力，片比之大甚至无法衡量，制片难度也很高。我很感谢制片人沈暘，另外这部电影的监制周迅也在拍摄过程里给我很多宝贵的建议，我们算是同龄人，和我一样，她对梅这个人物，或者梅这一代人有很强烈的共情。

昨天电影节闭幕后的派对上，一位印度老者抓住我，说看了我的片子，十分喜欢。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这届电影节金爵奖评委，印度导演迪塔·达斯的父亲。

我很高兴，虽然《梅》这部电影有很强的在地文化属性，但老人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一个全球性议题。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老者喜欢我这部电影，让我相信《梅》表达的内容具有普遍性。

上观新闻：你是如何找到“梅”这样的人物？

罗冬：其实最早我是想要拍一个故事片。我和团队头脑风暴，找到很多上海老人的社交场所，用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进入他们的生活。第一次见到梅是在一间开在地下的萨莉亚，她的表达能力，还有那种松弛感很打动我，她没有觉得拍电影有什么了不起，“该哪能还是哪能。”

首先因为梅这个人物本身的感染力，同时也因为我慢慢深入了解了这个群体，都让我觉得与其以他们为原型拍一部虚构故事，倒不如用类似于纪录片的方式来叙事。他们的交往和对话过程里的戏剧张力是专业演员都很难演出来的。

上观新闻：这部电影在某些时刻会让人晃神，很多段落明显不是经过刻意设计和调度的，但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对话又太精彩了，甚至很多对话，举止是很私密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罗冬：观众看到的是我们成功的素材，其实背后有大量失败的内容。再有就是我觉得梅他们这辈人是一种习惯集体生活的状态，所以陌生人之间那种界限感是很弱的。在上海的同龄陌生老人之间，对话随时都可以开始。

地铁那场戏里，梅和一位来自安徽的家政女老板对话，那位女老板是完全偶遇的，两个人非常自然就开始了。你看中间甚至不需要剪辑，从头聊到尾，内容一来一去有火花四射，也有静水流深，那位女老板也全然没有在乎过为什么他们的面前有一堆人，拿着镜头在拍。

上观新闻：观众普遍对梅这个人物很喜爱，但也有网友看后评价说，一个上海老人，远居城郊，没有伴侣，缺乏关心，一直在努力，却无法突破自己生活的困境，让人会联想自己到老以后的处境堪虞，你怎么看这种解读？

罗冬：我倒不觉得梅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外人看来，她的生活可能很糟糕，但是她自身并没有这种感觉。她身上的那种生命力更像是一个小女孩儿，有种天真的无畏，从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物质条件很局限，你看到她家里堆着那一大堆的东西，但她的生活是有仪式感的。她睡觉的时候要戴一顶保暖的帽子，起床以后要做操，用盐刷牙，出门之前她会在房间里喷一下空气清新剂。她有很多的推车，每次出门关灯之前，她会想，今天要去哪儿，做什么，这决定了她要用哪一台、什么尺寸的推车。其实你说她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我们出门不是一样要琢磨是打车、开车还是坐地铁吗？

所以我觉得梅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女性，上海女性，她和很多你在大街上见到的人是一模一样的。

上观新闻：梅物质生活的局促与行事追求得体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反差，似乎也是人们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

罗冬：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其实不乏男性向她示好，但是她觉得，对方买一只油墩子都舍不得，或者约会要去可以“免费坐坐”的宜家，或者一起在外面吃饭，进屋不懂得要把外套脱掉，就达不到她对男性的期待。抠，举止粗糙，都是没有“腔调”的表现，那就不如不要了。其实物质和生活上她都是做好付出的充分觉悟，但首先要考察对方是否值得，这反映出她对爱情向往的纯真性，是很少女感的。

在与网约车司机对谈的一场戏里，她很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太多的选择，年纪大年纪轻，不是她能说了算的，她很清醒于自己的困境，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是选择讲究，还是选择将就，不也是今天的很多单身的年轻人会面临的选择吗？

上观新闻：是什么触发你要去记录梅和这个群体呢？

罗冬：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孤独。人对陪伴的需求总是强烈且普遍的。梅在父母墓地前的那一通抱怨，没有把房子给自己，偏心，在我听来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在撒娇一样。而她为什么会住在郊区，把永康路的房子借出去？这套房子是她和女儿生活了20年的地方，单亲妈妈是很不容易的。当她的女儿长大嫁人，搬出去以后，那个房子对她来说就不是家了。

父母离世，和丈夫离婚，养育女儿到出嫁，梅的人生就是一直在找“家”的过程。她现在依然在寻找。电影中一个是找老伴，一个是找房子，都是在找自己心目中的家。

可能没有终点，依然要在路上，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公路片的核心主旨。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会承认，本质上《梅》是一部公路片。

上观新闻：梅的遭遇你谈到了现象的普遍性，但从电影本身来看，在地的质感也很强，而且不止体现在上海话，还包含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罗冬：没错。电影里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地铁。上海的地铁发展30年，通达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如果不是因为公共交通的便利，你是无法想象梅能过着这种住在郊区，又在市中心社交的生活的。

上观新闻：为什么会用4:3的画幅来拍这部电影？

罗冬：我在做前采的时候，感觉老年人这个群体非常友善，我很沉迷于进入他们生活的那种状态，很希望能把我的近视角也带给观众，4:3的画幅的那种聚焦感和现场感我感觉更强。

上观新闻：贴近，摄影师的经验在这里发生作用了。

罗冬：前一阵翻看陆元敏新版的《苏州河》画册，你现在就知道他当时拍的那些人和生活方式在今天已经完全消失了。回头来看，作者和被书写的对象在这个过程里是相互成就的。我们这部电影的创作初心也是一样。我们通过进入梅的生活，去打破人们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让更多生活在平行时空里的人了解到这个群体的精神状态，从而给他们更多的关心。

上观新闻：梅和你现在还有交集吗？

罗冬：逢年过节我们会互相发微信，我们一些主创平时在北京，来上海的时候也会叫她一起出来吃饭。我们尽量不去影响和介入她的生活，但是大家是很好的朋友。

上观新闻：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样的？

罗冬：关锦鹏导演曾经和我说，故事和形式都是一个壳，最重要的是角色塑造有没有丰富地立起来。我很幸运遇到了梅，下一部电影我想还是要把人的真情实感，内心世界拍出来，然后可能的话，再产生一些新的东西，一些个人风格和个人美学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电影中每一位女主角都是很美的，从《纽约纽约》的玉娟到这次的玉梅。

上观新闻：大制作对于导演的表达会不会产生比较强的间离感？

罗冬：就是因为有挑战才有意思，电影导演还是要有幻想。跟玉梅一样吧？每天睡觉是笑着的，梦里面可能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提醒着她，梦还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