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之子寄讽刺信,主席阅后却未追究:也是个可怜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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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赵一曼之子寄讽刺信,主席阅后却未追究:也是个可怜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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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正值我国遭遇极大的困难,各种物资紧缺,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也无法满足的背景,毛主席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署名陈掖贤的来信。

这个陈掖贤在信中对前面几年的一些事情,以及当时的一些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批评。

陈掖贤还以《忆秦娥》的词牌名,填了一首词,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笑,几家呜咽?”

毛主席本人就是诗词大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作者的讥讽之意,自然了然于胸。主席生气的叫来工作人员,问:“这个陈掖贤是什么人?!”

工作人员做了些了解之后,告诉主席:“他是赵一曼同志的儿子。”

毛主席听了默然无语,好一会之后,才摇了摇头说:“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就不要追究了。”

为什么主席会说陈掖贤是一个“苦命的孩子”?这个陈掖贤最后又怎样了呢?

命运多舛的遗孤

陈掖贤这个人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可是他的母亲赵一曼想必没几个人不知道。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

由于家庭条件还不错,赵一曼从8岁就开始进私塾读书,19岁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21岁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时转为共产党员。

赵一曼文化水平过硬,同时工作又认真热情,1927年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留学期间,赵一曼和湖南同学陈达邦相爱,1928年两人经过组织同意之后结婚。

1928年冬天,赵一曼奉命回国,被派到湖北宜昌搞地下工作,不久后赵一曼发现自己怀孕。1929年赵一曼怀孕越来越明显,马上就要到临产期的时候,却被她所租住房屋的房东无情地赶了出来。

“借死不借生!坏了我房子的风水,我以后还怎么住?”

虽然当时寒风凛冽,但房东却丝毫不留情面,气势汹汹地把怀胎十月的赵一曼赶出了门。无亲无故的赵一曼,只能一个人踉踉跄跄地离开,结果走到一处干草堆时,因体力不支倒在了那里。

草堆附近的一个穷苦的工人,看到赵一曼的情况心里觉得不忍心,就给她搭了个棚子,让自己的老婆去给她接生。

赵一曼和陈达邦的儿子,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出生的。孩子出生之后,赵一曼给他取名“宁儿”,就是希望他以后能够健康安宁,以后不要再受颠沛流离之苦。

谁也没有想到竟然事与愿违,这孩子的一生,终究还是与“安宁”无缘。

孩子出生之后,赵一曼带着他几经周折。在他半岁的时候,赵一曼被调到江西南昌,跟一个王姓同志假扮夫妻掩护工作。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南昌的革命机关就出现了叛徒,整个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地破坏。赵一曼当掉了陈达邦送她的怀表,才凑足路费从南昌逃到上海。几次的遇险和颠沛流离,让赵一曼不得不重新考虑孩子的安置问题。

最终,在经过一番思前想后的权衡之后,赵一曼于1930年把宁儿送到了陈达邦在上海的大哥陈岳云家,拜托陈岳云夫妇照顾孩子。

在离开宁儿之前,赵一曼特意在上海找了一家照相馆,照了两张自己抱着宁儿的照片,一张寄给了莫斯科的陈达邦,一张寄给了自己在宜宾的姐姐李坤杰。

在做完这些之后,赵一曼不得忍痛洒泪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宁儿,转身奔赴革命事业。当时赵一曼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这一次的离开,竟会是她与孩子的永诀。

一直到1936年赵一曼牺牲,她也没有再见到过自己心爱的孩子。

好在当时陈岳云夫妇家庭条件非常富裕,对宁儿的到来十分欢迎,他们不但把宁儿视如己出,还给他起了个大名叫“陈掖贤”。陈岳云夫妇平时也很忙,虽能够给陈掖贤丰富的物质生活,却也没能给他太多的陪伴。

也许就是这一点,造成了陈掖贤从小就比较孤僻,不怎么合群的性格。

陈掖贤的养父母藏书很多,不喜交际的他,索性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所以陈掖贤从小学习的成绩就比较优秀。

在陈掖贤小的时候,陈岳云夫妇出于对他的保护,一直隐瞒着他的真实身份。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掖贤不是陈岳云夫妇亲生儿子的事情,还是有不少外人知道,悄悄地对他的身世议论纷纷。

在陈掖贤12岁那年,他和表哥任贵祺一起在养父陈岳云的印刷厂帮忙,无意间听工人们私下议论,说他不是老板陈岳云的儿子。本就敏感孤僻的陈掖贤,听到这个传言之后,变得更加心事重重,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开始产生了怀疑。

遗孤的悲情人生

陈岳云夫妇发现了陈掖贤的变化之后,便查问了他郁郁寡欢的缘由。当他们得知,陈掖贤已经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怀疑的时候,夫妇俩决定不再隐瞒,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

只不过这时候陈岳云夫妇也不知道,赵一曼到东北之后又改了名字,只知道她在宜昌革命的时候叫“李一超”。

他们告诉陈掖贤:“你的母亲叫李一超,她是一位英雄,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此时的陈掖贤正值三观形成的敏感期,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一种寄人篱下的自怨自艾之情悄然而生。

他的亲生父亲陈达邦还在,可当时已经重组了家庭,跟从小就没怎么见过面的他,也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从小就没有见过的母亲已经去世,亲生父亲几年也见不上一次,这让陈掖贤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一个弃儿,全靠别人怜悯才能生存的感觉。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掖贤更加思念他几乎没有印象的母亲,时常觉得母亲如果还在世,他的生活一定是另一种样子。

陈岳云夫妇看着郁郁寡欢的陈掖贤,虽然心急,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成年之后的陈掖贤,依旧十分孤僻,平常也不怎么喜欢社交。

1954年陈掖贤从姨母李坤杰处得知,他的母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赵一曼。陈掖贤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刻赶往东北的烈士纪念馆,去吊唁自己的母亲。

在看到母亲赵一曼那封留给自己的信时,二十多岁的陈掖贤哭像一个孩子一样,跪倒在地,痛哭流涕。

陈掖贤把母亲赵一曼写给他的那些话,原原本本的抄在本子上带了回去,并用墨水和钢针在自己胳膊上,写下了母亲的名字——赵一曼。

知道自己是赵一曼儿子的陈掖贤,并没有因此而骄傲,反而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他不但拒绝领母亲的补助金,为人也更加特立独行。这在陈掖贤的同事们看来,他绝对是一个怪人中的怪人。

陈掖贤的个人能力是无可置疑的。

陈掖贤本来的理想做外交工作的,他为自己的理想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很值得肯定,只是他的个性,注定不适合外交工作。

后来陈掖贤在北京工学院当教师,这虽然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可是无论是听过他课的学生,还是他的同事们,都一致认为他的知识储备很丰富,讲课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可在个人生活方面,陈掖贤就可以说是十分失败了。

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花钱大手大脚;二是不注意个人形象。

陈掖贤在北京工学院一个月工资有五六十块钱,在当时可以满足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所需了。可是这些钱却不够陈掖贤花的,他每个月的月底都要靠借钱才能生活,借不到就得饿着。

好在陈掖贤有个好处;有借有还。他每个月的月底都会向同事们借钱,但月初一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借的钱还上。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好习惯,陈掖贤的同事们才愿意每个月都借钱给他。

第二个缺点就是不修边幅。

陈掖贤不但平常衣着比较随便,住处的卫生也不怎么打扫。陈掖贤的这两个缺点,为他的婚姻不幸埋下了伏笔。

1957年,陈掖贤经人介绍与张友莲结婚,不久之后两人生下了大女儿。然而女儿的出生,并没有让陈掖贤和张友莲的婚姻更加稳定。在和张友莲结婚之后,陈掖贤虽然个人形象上有所改善,可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却依旧如故。

在没有女儿之前,张友莲还勉强能够忍受,生了女儿之后陈掖贤依旧不改旧习,让张友莲忍无可忍,大声质问陈掖贤:“你整天花钱大手大脚,工资都不够你花的,让我们娘儿俩怎么办?你有没有为这个家着想过?”

妻子张友莲一次又一次的斥责,让陈掖贤心里产生了不耐烦的心理。在一次和张友莲争吵的时候,陈掖贤一怒之下跟她离了婚,把女儿也送到了四川亲戚处。

跟张友莲离婚之后,陈掖贤的心里更加苦闷,时常一个人发愣,甚至在讲课的时候也会出现走神的情况,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陈掖贤的朋友看他这个样子,觉得实在不忍心,就强拉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医生对陈掖贤进行一系列检查之后,确诊他患上了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

张友莲本来就对陈掖贤很有感情,跟他离婚只是因为受不了他不知道省钱养家。在听说陈掖贤因为离婚而患上了抑郁症之后,张友莲忍不住到医院去探望照顾他。

这时候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在国务院工作,在听说了儿子的生活困难之后,他把儿子接到了中南海,暂住在了任弼时家(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是陈掖贤的姑姑)。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陈达邦的这一好心的举动,给陈掖贤造成了困扰。

陈达邦把陈掖贤接到中南海之后,花了七角钱,带着他去食堂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没有用肉票。当时全国正处于极其困难的岁月,这一顿简单的红烧狮子头,却对陈掖贤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陈掖贤虽然不修边幅,也不会理财。可是他却非常诚实有原则,即使每个月的月底饿得没饭吃,他依然不肯接受母亲的补助金,每个月发了工资,即使还了债剩不了几个钱,他也一定先把旧账还了再说。

在见识和经受过底层人民的苦难之后,那小小的几个狮子头对他来说,意味的东西太复杂沉重了。在吃完那顿狮子头之后,一种沉重的罪恶感涌上心头,像逃跑一样离开了父亲。

回家的路上,陈掖贤看到了那些在困难中挣扎的人们,心里更加不安,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罪人。

受不了良心谴责的陈掖贤,最终找到了领导,向领导阐述了自己内心的困惑。

领导听了陈掖贤的话之后,特意跟他解释,食堂是招待党外人士的,劝他不要钻牛角尖。结果陈掖贤听了领导的话之后,内心的死结并没有解开,固执地认为困难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应该有人例外。

于是陈掖贤就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的羞愤之情写进一首《忆秦娥》里,利用自己可以进出中南海的便利,把一封信送给了毛主席。

主席在收到这封信之初,起初有些生气,然而在知道陈掖贤的遭遇之后,还是摇了摇头,下达了“不要追究”的指示。

主席的宽宏大量,最终也没能拯救陈掖贤。运动开始之后,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含冤而死,陈掖贤本人也受到了冲击批判。

令人意外的是,看似脆弱敏感的陈掖贤居然熬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却在已经拨乱反正的1982年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掖贤离世之前,曾经专门写信叮嘱自己的女儿:“不要以烈士的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不然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陈掖贤的女儿也牢记父亲的教诲,对外从来不以赵一曼的孙女自居,老老实实以一名工人的身份工作生活。

2005年央视拍纪录片《赵一曼》,找到陈掖贤的女儿陈红时,她的工友们纷纷惊呼:“她竟然是赵一曼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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