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约翰·格雷】

终有一天，眼下空无一人的街道将再次被行人和汽车填满，我们也将长舒一口气，告别宅在家里靠网络打发时间的生活。而届时我们将发现外面的世界已变得与疫情暴发之前完全不同，这一变化并不是暂时的，那个稳定均衡的世界已消逝在历史中，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冠疫情危机将注定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2020年4月1日在英国NewStatesman网站刊发评论文章：《为何说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全球化的高潮已经结束，那个对全球化生产和超长供应链过于依赖的经济体系将变为一个各国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的经济体系；世界各地永不停歇的奔波生活将渐渐停下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物理空间上将变得更加受限，而虚拟空间里的生活方式将得到大大扩展；此外，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正在逐渐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比此前的世界更具韧性。

曾经十分强大的不列颠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极快地发生着变化。在议会的紧急状况授权之下，英国政府已把正统的经济观念彻底抛弃。历经多年愚蠢的经济紧缩政策之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与军队、警察、监狱、消防队、护理员和清洁工一起都已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我们有许多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新冠病毒终将被制服，我们的政治体系也将得以幸存。不过并非每个国家都会像英国这般幸运，有太多的国家正在控制疫情和挽救经济之间苦苦挣扎，其中一些国家将跌跌撞撞甚至倒地不起。

在进步派思想家所坚持的世界图景中，未来总是比过去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这种心态有助于他们保持表面的神志正常，不过它却侵蚀了我们作为人类在当前来说最为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与时俱进、创造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the ability to adapt and fashion different ways of life）。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打造更具韧性的经济和更加适宜人类生活的社会，而此前我们的生活是完全暴露在混乱无序的全球市场面前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龟缩到小国寡民的那种地方主义闭塞状态。如今，全球总人口的数量太过庞大，自给自足已不再可能，而且大部分人应该并不愿回到前现代社会的那种活动范围狭小而封闭的生活状态。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里急速发展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也不会再继续下去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我们曾对金融体系做了一些修补工作，而此次新冠疫情再次暴露了这个体系的诸多致命缺陷。自由资本主义已经破产了（liberal capitalism is bust）。

自由主义就自由和选择展开了论述，这种自由主义其实是一个实验，它试图消解那些构成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根植于传统的因素，并承诺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取而代之（with all its talk of freedom and choice,liberalism was in practice the experiment of dissolving traditional sources of social cohes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the promise of rising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这个实验早已开始。遏制疫情蔓延需要让经济暂时停摆，然而当经济重启时，我们却很可能会发现各国政府正在给全球市场戴上紧箍咒。

眼下，如此之多的基本医疗物资都由中国生产，此类产业由任何单一国家垄断的状况都是不可接受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医疗物资以及其他敏感物资的生产都必须重返英国。一直以来，“英国应逐步放弃农业生产并依赖进口食品”的说法被批驳为一派胡言，可以肯定今后这一观点也很难获得市场。随着人们出行的减少，航空市场将出现萎缩，各国的边境管控也会变得愈加严格，这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全球性现象。此外，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这种狭隘的目标对各国政府来说也将变得不再可行。

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将取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呢？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观察者网注）在其1848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所提到的“稳态经济”（stationary-state economy）是环保主义者给出的答案。“稳态经济”这个概念传递出的信息在于，扩大生产和消费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人口的增长也将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