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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方，“地瓜”指的也不是同一种植物，既有指凉薯的，也有指马铃薯的，而通常所说的地瓜指的是红薯，也就是山芋、番薯，与辣椒、玉米等一样，红薯并非中国原产的农作物，而是来自美洲，随着近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美洲之后，随着西班牙人的脚步而传到了世界各地，明清时期传入我国。

由于红薯非常高产，且耐旱耐涝耐盐碱，传入中国之后迅速普及开来，清朝时，红薯、玉米等一系列高产农作物也促成了当时的人口猛增，甚至有将“康乾盛世”说作是“红薯盛世”的。另外红薯也是一种各类营养含量极高的食物，除了能够食用之外，还可以用于制糖、酿酒，用于工业生产领域，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优质农作物。

而关于红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目前公认的就是明朝中晚期

明万历时，觉得科举前途无望的福建人陈振龙，受到当时东南沿海经商风气盛行的影响，开始从事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奔走于福建与吕宋之间。

当时的吕宋，已成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而岛上的西班牙人，时常前往明朝采购大批的生丝、茶叶与瓷器等，美洲的白银涌入明朝，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很多人都从事着福建与吕宋之间的贸易产业，吕宋岛上的华人数量很多，福建“中产子弟，什伍游食在外”，陈振龙在吕宋赚了钱的同时，也尝到了红薯。

陈振龙在吕宋见到的红薯，不仅耐旱易活，而且生食熟食都可以，且味道很美，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与济世的作用，因此就萌生了将其带回中原的想法，倘若成功的话，定然是一件能造福万民的美事。

然而，当时占据吕宋岛的西班牙人禁止红薯外传，陈振龙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反而还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注意，直到第三次，陈振龙将红薯藤用泥涂上，裹在缆绳上，费尽周折，最终才成功带回了福州，不过红薯刚到福建，陈振龙怕其“土性不合”，因此只是在自家的空地上进行了种植，并没有立刻推广开来。

相对于水稻小麦，红薯的产量简直惊人

按照史料记载进行折算，古代北方每亩麦子单产量仅有300斤，南方的稻谷产量，平均是577斤，而这些还是在明朝时期，一系列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进步之后才得到的产量。

相较而言，红薯的产量可谓感人，明朝晚期，红薯已经开始全面推广开来进行种植，一年能够种植两季，春季亩产能够达到2000公斤，夏季为1000公斤，也就是6000斤。

说得再直白些，红薯的产量比起水稻小麦，简直翻了十倍以上，原本只能养活一人的田地，若是改种红薯，就能养活十个人，而且红薯的适应性很强，很多不适合种植水稻与小麦等常规粮食作物的土地，却能种植红薯，使得耕地面积得以迅速扩大。

红薯先在东南普及，在江南推广却一波三折

按照明万历年间的《漳州府志》记载，陈振龙将红薯带回之后不久，福建地区就遇到了旱灾，粮食产量剧减，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将红薯苗献给了官衙，在各地开始推广种植，由于红薯的易活高产，迅速普及并且拯救了大量的性命，很快就成了福建与浙南等地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作物。

而在陈振龙从吕宋带回红薯的同一时期，有浙江商人从日本带回了红薯藤，种植在浙江的寺庙之中，不过仅作为观赏植物，直到清初，陈经纶的孙辈前往江浙一带推广红薯时发现，富庶的江南之地民众，对红薯不屑一顾。

红薯随着迁海令与移民流动，得以在全国传播

清朝建立之后，正式下达“迁海令”，将所有沿海的民众向内陆的山区迁移，沿海的船只、屋舍和稻田等统统毁去，在持续数十年的迁海活动之中，大量的民众被迫走向深山，因此丧生的人比比皆是，而侥幸活下来的人，只能在贫瘠的山区艰难求生。

内陆山区的土地本就贫瘠，而且耕地稀少，能够种植的农作物非常少，尤其是能够种植水稻与小麦等传统作物的土地，这种情况下，红薯成为了救命的作物，得以普及。

另外，清朝初期为填补四川地区的人口空缺，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而移民之中，除了大量湖广民众之外，也有很多的江西、两广等地的移民，还有上百万的客家人，也正是这样的大规模迁徙，将红薯带到了深居内陆的四川。

乾隆时期，红薯种植基本遍布整个长江流域与其以南的地方，而红薯传播到北方，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几场大旱，在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等人的努力之下，红薯率先传入了山东与河南两地，随即在整个北方开始推广，到乾隆晚期，红薯已经成为北方一种极其普遍的农作物。

红薯，也就是番薯、地瓜，传入我国的方向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从各个不同方向传入，陈振龙也只是带回红薯的其中一人，但红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都在明朝万历年间。

番薯原产南美洲及大、小安的列斯群岛，全世界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广泛栽培，中国大多数地区普遍栽培。

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 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分3条路线进入中国―云南、广东、福建。 

一般普遍认为，番薯的在明代时期引入中国，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是陈益，据史料记载，陈益是广东东莞虎门北栅人，明万历八年（1580年），他身着布衣，肩搭包裹，搭乘友人的商船从虎门出发前往安南（今越南）。

到达安南后，当地酋长接待他们时摆出一道官菜，这道菜香甜软滑，除了非常可口外，还能充饥，这便是番薯。

陈益此后便特别留心番薯的生长习性和栽培方法，两年之后的1582年，他冒着杀身的危险，收买酋卒，将薯种藏匿于铜鼓中，想偷偷带回国。陈益在其祖父位于虎门金洲小捷山山腰的坟墓前购置了35亩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番薯。

成功收获后，他决意要把这种食物广为传播，并将自己的寿穴也选在薯田边，要与番薯长相厮守。陈益作为“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为我国开辟粮源，贡献重大。

明时，多年在吕宋（即菲律宾）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块根作物，块根“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想到家乡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粮食不足，陈振龙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

航行七天，于农历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甘薯因来自域外，闽地人因之称为“番薯”。陈氏引进番薯之事，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谈迁《枣林杂俎》等均有论及。

番薯传入中国后，即显示出其适应力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故能很快向内地传播。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饥民流离。

彼时，科学家徐光启因父丧正居住在上海家中，他得知福建等地种植的番薯，是救荒的好作物，便自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江苏传播，收成颇佳。

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在康熙初年把番薯引种到浙江，他的儿子陈世元带着几位晚辈远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广泛宣传，劝种番薯。据记述，陈世元在山东胶州古镇传授种植番薯的时候，亲自整地育秧，剪蔓扦插，到秋天收获，得薯尤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竞相种植。番薯在华北地区便很快推广开来。

清乾隆时期，不少地方都是由官方提倡栽种。在直隶、更由皇上“敕直省广劝栽植”。由于朝野上下积极推广，番薯很快在全国广为传种，并成为中国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1733年，番薯传到四川，1735年传至云南，1752年传至贵州。此后，番薯踪迹遍布西南。

营养

有观点提倡番薯应连皮吃，因番薯含有丰富的钙质和多酚。烹煮前应彻底将皮洗净，连皮煮熟食用最能吸收营养；且因番薯较少加农药，可购买品质较好的番薯，带皮烹煮食用，更能吸收到完整营养。地瓜皮含丰富的黏液蛋白等多糖类物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保持血管弹性，预防血管硬化及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橙黄色的番薯是因为当中的β-胡萝卜素，但不是所有的番薯都是橙黄色的。除了有紫心番薯之外，在乌干达的番薯却是白心的，因为当地的气候令胡萝卜素含量较高的物种无法成长，但可以生长的物种却只会制造大量碳水化合物。

红薯含有众多膳食纤维，在肠道内无法被消化吸收，能增强肠道蠕动，另有一种氧化酶物质，这种酶容易在人的胃肠道里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如红薯吃得过多，会使人腹胀、打嗝、放屁。

红薯是β-胡萝卜素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到达人体内会转化为维生素A。维生素A对人体免疫系统和至关重要，而且也可以保持眼睛健康。

食用

在东亚，烤红薯是流行的街头食品。在中国，红薯，通常是黄色品种，在冬天用大铁桶烘烤，作为街头食品出售。

冬日供应的红薯汤，将红薯加冰糖和姜在水中煮沸。在闽菜和台湾菜中，红薯常与米饭一起煮成粥。红薯蒸干是连城县的一道名菜。红薯青菜是台湾菜中常见的配菜，通常煮熟或炒熟后与大蒜和酱油混合食用，或在食用前简单地加盐调味。

它们以及以红薯根为特色的菜肴，常见于便当 餐厅。在中国东北菜，红薯通常被切成块并油炸，然后浸入一锅沸腾的糖浆中。

在印度的一些地区，红薯晚上在厨房的煤上慢慢烤熟，然后配上调料食用，而在南方，更简单的方法是在去皮、切块和调味蔬菜菜肴之前简单地煮沸或加压烹饪，作为膳食的一部分。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它被称为“Sakkara valli Kilangu”。

它被煮沸并作为晚间小吃食用。在印度的一些地方，新鲜的红薯被切成薄片，晒干，然后磨成面粉；然后将其与小麦粉混合并烘烤成薄饼（面包）。一些印度社区将 15% 到 20% 的红薯收成转化为泡菜和小吃片。部分块茎收获在印度用作牛饲料。

在巴基斯坦，红薯被称为shakarqandi，可作为蔬菜菜肴和肉类菜肴（鸡肉、羊肉或牛肉）烹制。灰烤红薯在巴基斯坦集市上作为小吃和街头食品出售，尤其是在冬季。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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